我插隊的宜川縣從方言上說接近關中，與延安及其以北截然不同，但在地理上深入黃土高原，靠近陝北，行政區劃歸屬延安地區。於是六九年初北京知青到延安地區插隊便將海澱區的部分學校放到這裏。
剛到宜川，跟去延安的知青比，我們有矮人一截的感覺。因為這裏不在毛澤東當年的勢力範圍內，不是響當當的“老區”，不是三十年代的知青和六十年代的知青們向往的地方。相反，抗戰時，閻錫山的二戰區長官司令部卻在縣裏的秋林鎮安營紮寨。那裏川道兩旁密集的窯洞，與頗具規模的大禮堂，無言地宣示著曾經的輝煌。老百姓的口中經常掛著的不是毛澤東的故事，而是閻錫山的逸聞。如閻錫山個子不高，愛騎毛驢四處溜達。到縣城趕集，騎頭毛驢，抄著手，見了老百姓也沒個架子，比而今縣長還和氣。老百姓也不怕他，膽大的還敢攔驢告狀。有個老漢告某連長欺負莊稼人，閻錫山立刻下令撤職。有時老鄉還會指點說哪個村有閻錫山的幹女子，年輕時可是一朵花。聽得多了，覺得宜川人的革命覺悟太低，感情偏向閻老西，到底不是共產黨的根據地。心裏著實有點後悔，來錯了地方。
後來知道，宜川的革命曆史在陝北諸縣中很有點傲人的本錢。1927年，緊隨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之後，
由於地處白區，加上自然條件稍好，很少發生饑荒，達不到逼急了鋌而走險的程度，所以，不像陝北其它縣那樣湧現出許多共產黨革命家與高官。解放後，縣裏出的最大的官是駐外武官。這位武官和曆史上許多同樣出身的人一樣，原本在村裏有一房媳婦和一個兒子，發達了便另找了一位。留在村裏的兒子解放後曾被接到北京上學，但是他和後媽以及同父異母的弟妹們總是兩層皮，有些隔閡，學習也跟不上，心中不爽，遂執意返回老家。雖說他自願放棄舒適的生活條件，可在縣裏並不受屈。武官文革前因病去世，其餘蔭仍然大到足夠罩著兒子的前程。我們插隊時，其子在縣文化館任館長。戴著一副當地人罕見的深度厚片眼鏡，成天在政府機關各部門遊走諞閑傳，是縣上名人。他大大咧咧，沒有心計，跟誰都熟，尤其喜歡和北京知青交往。他的屋裏掛著父親佩戴上校軍銜的戎裝標準像。這是他的孝心，他的驕傲，也是縣上的榮光。縣裏人進了他的房間，一看到醒目的照片，很難不肅然起敬，甚至自然躬起腰身，於是連帶著對他也諸事多予包涵。有時我禁不住亂想，如果他父親是國民黨大官，或其他什麽時期的顯赫名人，縣裏人會怎麽看？大概除了文革一類特殊年代，人們也會從心底裏又恭又敬，拉為吹牛的資本。中國人有這個傳統，宜川鄉親們也不會例外，所以他們津津樂道閻錫山的故事。
縣裏還有一位老紅軍，不識字，在縣招待所工作。我沒有和他接觸過，印象裏一副牛氣衝天的樣子，說起話來，口氣很大。這種人，陝北很多，拿著補助，生活無憂，鬼混無聊。別看蹲在牆根吹牛，臉上的表情卻透著手眼通天的驕橫，說起誰都認識，要不是沒文化，早早跑回了家，而今最差也得混個旅長師長的幹幹。地方上的幹部見了他們一定滿臉陪笑，或者繞道躲過，決不敢得罪這幫爺。鬧不好上省進京找老關係告點刁狀，那可吃不了兜著走。
我所在的西裏原村荒僻閉塞，外麵的世界無論多精彩多絢麗多恐怖多混亂都影響不到這裏。用他們的話說，不管誰坐京城，我們“下苦的”都得交糧納稅。村裏大部分人幾輩子沒有出過縣境，孤陋寡聞。沒有生活的逼仄，也缺乏生活的激情；不知朝代更迭，也不生思想困惑；對現狀稍有不滿卻又無奈，他們很少抱怨極易滿足。土著李姓是村裏的大家族，幾代人沒有一個當過土匪，投過紅軍，從過國軍。我的房東李耀華解放初參加了幾天解放軍，後複員到甘肅玉門油礦做工。三年饑荒時，遭裁減回鄉。他算是村裏見過大世麵的人了。在外多年，連個黨員也沒混上，否則可能也不會被趕回老家。不過，他跟我說，是過不慣“異岸子”的生活，自願回鄉的。偶爾他也流露出一絲悔意：如果不回來，而今還是抽洋煙，喝燒酒的人。但是這點悔意轉臉就又拋到腦後，仿佛很“受活”似的，嗬嗬嗬笑得你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村裏戴著地主富農帽子的人都是外來戶。唯一的黨員張克恭也是外來戶，前幾年從秋林公社遷移至此。他沒有什麽文化，可是名字透著學問。他這一輩是按溫、良、恭、儉、讓排列的，這五個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宜川一帶多數老百姓的本性。如果沒有外來影響，大概他們世世代代都是安分守己的平庸百姓。老張年輕時曾經試圖改變傳統，四八年參加一野，打過仗。解放初，改成公安軍，駐守西安，是村裏的老革命。但是對這個身份，村裏無人看中。倒是外來戶的標簽分外顯眼，時常受到本地人的欺負。為了取悅本地人，老張誰都不得罪，見誰都是滿麵笑容，即使受到嘲弄，也不改討好的笑臉。從來沒見過他在政治方麵或有關生產隊利益方麵表現積極踴躍，起個什麽模範帶頭作用。鄰村有個外來戶老王，也是黨員，任大隊貧協主席、治保主任。他和老張完全不同，儼然大隊貧農和黨的代表，是當時報章上經常宣傳的那種人物形象，張口就是“貧下中農”“革命”“路線”等時髦詞匯，鬥爭性很強，階級立場鮮明，帶領村裏的知青把幾家地主富農整得七葷八素的。他見人很少露出笑臉，從不開玩笑，開會和田間休息時總是與大多數人拉開些距離，讓人摸不清底細，因此一般人都對他敬而遠之，在村裏很是孤立。
老張愛說，有一肚子故事，我們聽到的關於閻錫山的事情都是從他口中說出，沒有半句不好。頂多以嘲弄的神情學個閻錫山的兵冬夜站崗，凍得直哆嗦。排長查哨，關心地問：冷不冷？哨兵張嘴竟然回答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不……不冷、冷、冷、冷……他露著殘缺不全的牙齒，苦著一張多皺的臉，稀稀拉拉的髒胡須沾著吐沫星，配上縮作一團的誇張動作和別有韻味的方言，像極了出土的東漢說唱俑，讓人笑得岔氣。彭德懷的故事他也講過，但強調的是瓦子街戰後，如何仁義，用上好的柏木厚板棺材裝殮了自殺的劉戡，並送還西安胡宗南司令部。這和當時流行的殘酷無情的革命性很不協調。有一次在幹活休息時，講起了日本鬼子，他說*****的日本人實行的是“四光政策”。我們過去隻聽過“三光”，遂好奇地問什麽是“四光”？他眨眨眼睛，你們這些年輕娃，這都不曉得，燒光、殺光、搶光、日光呀！我們齊齊昏倒了。老張在公安軍時，正逢高、饒事件，所以印象深刻。他說高崗是高闖王的後代，球硬得很，敢造反，敢日怪，結果日瞎了，把自己給日塌了。他眨著眼睛說，要不然，毛主席咋收拾他了。老張從未擺過“天下是老子打的”神氣，也沒講過“當年，老子打胡兒子”一類的故事，好像他和共產黨打天下沒有關係。
老張跟知青比較親近，來往較多。剛到西裏原，有一天，兩個知青到鄰村去，回來晚了點，隻見老張一人瑟縮在寒風裏，立於村頭眺望迎候。那時，冬季狼多，他擔心知青安全。接到人，他鬆了一口氣，露出純真本性，不覺手舞足蹈起來。聽說真的遇到了狼，他又緊張得抓住知青的胳膊，一邊連讚命大，一邊再三鄭重叮囑以後千萬小心，不要走夜路。那種實心關愛之情，著實讓我們感動了一把。老張正值中年，卻已彎腰駝背，滿臉滄桑，一點看不出有部隊訓練的底子。他家是村裏的困難戶，孩子多，勞力少，吃穿打扮都和戲劇裏的舊社會窮人差不多。插隊的第一年春節，他做了一些好吃的年飯，如米黃、油糕送給我們。村裏人都說他日下怪了，稀罕得很，為知青舍得割自家肉。每天下地勞動，村裏人都會背回一捆柴。但把柴送到知青窯背上的，隻有老張一人，並且總是悄悄的從不聲張。我們發現後，他說學生娃不會打柴，怕人多不夠燒。他見我們常常偷懶不燒炕，便反複地說睡涼炕會落下病，可不敢不當回事。他在背後囑咐我們多留點心眼，謹防本地戶欺負算計。然而當我們跟本地人發生衝突時，他會躲得遠遠的，一聲不吭。他也喜歡指點我們如何鋤地，趕牲口，馱水、砍柴，可是他的本事實在不敢恭維，給隊裏幹活總是排在人後。
他一方麵有點懼內，另一方麵又愛紮在姑娘婆姨堆裏，擠著眼睛，腆著笑臉，講些曖昧的笑話，遭到婆姨們群起捶打。村裏人在田間炕頭亂倫通奸的隱秘，都逃不過他的眼睛，這一點倒像是受過偵察兵訓練。我們問他為什麽不在部隊幹下去，要退伍回家。他眨眨眼說：毬毛擀不成氈，宜川人當不了官。出門在外總忘不了老婆孩子熱炕頭，沒出息。那會兒真要鐵心跟上不管老謝、老閻、老彭哪一個，我都不是現在這號球勢子，不是當官，就是個死。人的命，天注定。命裏隻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鄰村有個原國軍的連長，跟老張年紀相仿，個頭也差不多。但精氣神大不一樣，不像老張總躬個腰，他走路或坐著，腰板一定筆直，平時不苟言笑，話語不多。那個村沒有強大的家族勢力，沒有人欺負他，反而對他很客氣。假如把他和老張換一下，我倒相信他更像人們心目中的老革命。然而我還是喜歡老張，這個老革命真實，沒有偽裝，沒有矯飾，就是普通人，我們中的一員。
老張在我們插隊的第三年，怕水土不好影響子女的骨骼發育，患上大骨節病，轉到別村去了。從此，村裏再沒有黨員，再沒有人學說閻錫山，少了許多熱鬧，越發接近多少年來文人雅士迷戀的那種古樸混沌的桃花源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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