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曹操墓的消息宣布後，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僅學術界積極討論，網民們也反響熱烈，話題焦點集中於真假的爭論上。在電閃雷鳴、刀槍並舉、戰火硝煙中，我忽然失去了對曹操墓的興趣，轉而關注起爭論暴露出來的其它問題。
時下的國人有個已經根深蒂固的思維習慣，凡事都喜歡唱反調，特別是懷疑所謂的“定論”“鐵案”。這種習慣的形成有曆史和現實的多重原因，是從無數慘痛教訓中總結出來的。“受了賣糖公公騙，至今不信口甜人”。官員假話成風，學術界造假盛行，要讓人不產生懷疑，難！然而，可怕之處還不在此，顛倒極端的疑信觀念直接影響著社會人心。明代陳繼儒曾說過，“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不再相信有好人，不再相信有真事，這是個什麽社會？怎能不猜疑、戒備、防範、抵製、仇恨呢？明朝是這樣，現在呢？“滿腔殺機”，讓人不寒而栗。
學術界造假，與急功近利、抗不住外界誘惑，不能專心學問有關。部分人的造假行為在國際上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不少學術雜誌收到中國來稿，總要躊躇再三，寧肯退稿，也不敢輕易采用。這是中國學界的恥辱！這裏需要聲明，敢於公然造假的人不多，但證據薄弱，結論草率，經不起推敲檢驗的“研究”成果恐怕不在少數。曹操墓的考古發掘者沒有造假，應該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墓葬經過多次盜掘，殘留物無法展現原貌，因此許多問題不能得以證明。現在一些學者和網民都從不同角度指出了曹操墓的認定論據不足，其中不乏值得深思的意見。比如，缺少直接證據；對高陵的陪葬墓尚未探明；有關夏侯惇墓的問題等等。作為重要證據的八件有“魏武王”題識的石枕、石牌，其真實性無可懷疑，然而這種掛牌說明的特殊做法，而非傳統的簡策記錄方式，對墓主人的身份確認則不無疑問。如果是曹操的隨葬，那麽所有東西都是他的，無論是生前曾用，還是死後趕製。特意標明，對曹操本人毫無意義，隻能是對別人而且是後世能夠看到的人有用。什麽人能在葬後入內檢查隨葬品，隻有盜墓賊。難道下葬時已經為盜墓者考慮周到，為他們提供辨識選擇的詳細依據？假如換個角度，該墓主人並非曹操，而是夏侯惇一類大將，那麽掛牌說明的做法解釋起來就顯得合理多了，表示不忘和炫耀曹操給予自己的恩寵。把不同意見一概斥為無價值，這是科學研究態度嗎?畢竟大家看到的是一個隨葬品嚴重殘缺的事實。看法不同，這才是學術研究的常態。像“九大”一樣，一致舉手通過，不會再有了。
麵對眾多質疑聲，認定曹操墓的專家們出來回應。回應的方法不是拿出更多無可辯駁的證據，而是首先劃定提意見人的資格和用語。一要把外行人踢出去，二要把內行中不同“業”的摘出去，三要講“業內的話”。聽著像是中世紀行會的思維模式，容不得別人踏入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考古界這種做法也是由來已久
，畫地為牢，固步自封，既不讓自己走出圈外，也不許別人進入圈內，專業界限劃得極分明。前些時，有位曆史學家積數年之力，研究秦兵馬俑，認為不是一般認定的軍陣，而是當時的郎官侍衛。不管正確與否，對停滯了十幾年的秦俑研究都是很大啟發與推動。但是考古專家們粗暴拒絕，簡單否定，不屑與“外行”溝通。這種做法有利於考古事業發展嗎？是現代科學必備的條件嗎？除了暴露心胸狹窄，氣度猥瑣，不能表現絲毫學者風範。你可以堅持自己的看法，但不能因此排斥壓製其它觀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都會說，一旦撼及自己，立刻拋到腦後。地位夠高，權威夠大，更應該謹言慎行，防止一不留神跌進學閥、業霸的泥坑。
時下的國人有個已經根深蒂固的思維習慣，凡事都喜歡唱反調，特別是懷疑所謂的“定論”“鐵案”。這種習慣的形成有曆史和現實的多重原因，是從無數慘痛教訓中總結出來的。“受了賣糖公公騙，至今不信口甜人”。官員假話成風，學術界造假盛行，要讓人不產生懷疑，難！然而，可怕之處還不在此，顛倒極端的疑信觀念直接影響著社會人心。明代陳繼儒曾說過，“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不再相信有好人，不再相信有真事，這是個什麽社會？怎能不猜疑、戒備、防範、抵製、仇恨呢？明朝是這樣，現在呢？“滿腔殺機”，讓人不寒而栗。
學術界造假，與急功近利、抗不住外界誘惑，不能專心學問有關。部分人的造假行為在國際上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不少學術雜誌收到中國來稿，總要躊躇再三，寧肯退稿，也不敢輕易采用。這是中國學界的恥辱！這裏需要聲明，敢於公然造假的人不多，但證據薄弱，結論草率，經不起推敲檢驗的“研究”成果恐怕不在少數。曹操墓的考古發掘者沒有造假，應該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墓葬經過多次盜掘，殘留物無法展現原貌，因此許多問題不能得以證明。現在一些學者和網民都從不同角度指出了曹操墓的認定論據不足，其中不乏值得深思的意見。比如，缺少直接證據；對高陵的陪葬墓尚未探明；有關夏侯惇墓的問題等等。作為重要證據的八件有“魏武王”題識的石枕、石牌，其真實性無可懷疑，然而這種掛牌說明的特殊做法，而非傳統的簡策記錄方式，對墓主人的身份確認則不無疑問。如果是曹操的隨葬，那麽所有東西都是他的，無論是生前曾用，還是死後趕製。特意標明，對曹操本人毫無意義，隻能是對別人而且是後世能夠看到的人有用。什麽人能在葬後入內檢查隨葬品，隻有盜墓賊。難道下葬時已經為盜墓者考慮周到，為他們提供辨識選擇的詳細依據？假如換個角度，該墓主人並非曹操，而是夏侯惇一類大將，那麽掛牌說明的做法解釋起來就顯得合理多了，表示不忘和炫耀曹操給予自己的恩寵。把不同意見一概斥為無價值，這是科學研究態度嗎?畢竟大家看到的是一個隨葬品嚴重殘缺的事實。看法不同，這才是學術研究的常態。像“九大”一樣，一致舉手通過，不會再有了。
麵對眾多質疑聲，認定曹操墓的專家們出來回應。回應的方法不是拿出更多無可辯駁的證據，而是首先劃定提意見人的資格和用語。一要把外行人踢出去，二要把內行中不同“業”的摘出去，三要講“業內的話”。聽著像是中世紀行會的思維模式，容不得別人踏入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考古界這種做法也是由來已久
，畫地為牢，固步自封，既不讓自己走出圈外，也不許別人進入圈內，專業界限劃得極分明。前些時，有位曆史學家積數年之力，研究秦兵馬俑，認為不是一般認定的軍陣，而是當時的郎官侍衛。不管正確與否，對停滯了十幾年的秦俑研究都是很大啟發與推動。但是考古專家們粗暴拒絕，簡單否定，不屑與“外行”溝通。這種做法有利於考古事業發展嗎？是現代科學必備的條件嗎？除了暴露心胸狹窄，氣度猥瑣，不能表現絲毫學者風範。你可以堅持自己的看法，但不能因此排斥壓製其它觀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都會說，一旦撼及自己，立刻拋到腦後。地位夠高，權威夠大，更應該謹言慎行，防止一不留神跌進學閥、業霸的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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