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美國後，幾經搬遷，結識了不少鄰居。其中有國人，也有美國人；有年輕人，也有老人；有正在工作的，也有已經退休的。我們相處和睦，有些還是不錯的朋友。其中最難忘的，是舊日鄰居何伯伯。
十幾年前，我們買了第一所房子。這是一個新社區，開始左鄰右舍都是美國人，雖說他們見麵必主動打招呼，時常還聊幾句，顯得熱情友好，但總覺缺少什麽。過了幾天，下班回來，驚喜地看見一家東方人正從卡車上往附近一幢房子裏搬家具，從模樣神態看上去，似為華人。第二天傍晚散步，路遇一對身材纖弱、精神矍鑠、慈眉善目的老年夫婦。仔細一看，正是新搬來的那家鄰居。禮貌問候幾句，果然能講漢語。老婆婆首先探詢我們是哪兒來的，然後搶著自我介紹，他們是退休後從台灣來的廣東人，老先生姓何，八十多了。要不是兒女都在美國，才不稀罕這裏，沒腿沒嘴沒耳朵的，好沒意思。何先生站在一旁，頻頻頷首示意，嘴裏光念叨兩個字“幸會，幸會”。他們雖然操著帶濃重廣東口音的國語，但還是讓人感覺親切，拉近了距離。我們稱老先生為何伯伯，老婆婆為何伯母。彼此客氣地邀請對方有時間到家裏坐坐。以後，自然沒有貿然登門拜訪，隻是路遇一定會客套幾句。
由於兩岸彼此妖魔化的宣傳和政治氣候，八十年代，台灣和大陸人互相戒備、猜疑、有意保持距離，以免招來國內某些單位的過分關注，惹一身麻煩。六四後，反而來往多了一些。到九十年代，除了心存芥蒂者，大多數都能友好相待。我有一個台灣朋友，關係很好，無話不談。偶爾也開兩句玩笑，他尊我為“共匪”，我敬他為“國賊”，然後相視大笑。兩岸的敵視和隔閡是統治集團造成的，普通百姓上趕著也跟烏眼雞似的，實在可笑。我們和何家一開始就沒有感覺異常，晚輩與長輩的交往，十分自然。
那時，禕兒還小，剛上小學。按照美國法律，不能獨自呆在家中。每天放學，都要先到一所幼兒園，等我們下班去接。那裏同齡孩子不多，玩不到一起，禕兒老大不情願。他幾次申請放學後不去幼兒園，保證一個人老老實實潛伏家中，決不暴露。我們不放心，堅決不同意。
何伯伯家與我們隔一棟房子，平時隻有老兩口。兒子一家住在不太遠的另一社區，有一個女兒，和禕兒同歲同校。女孩放學後，到爺爺奶奶家，由老人照看。她晚上或回自家，或留宿。所以，有時早上便和禕兒坐同一輛校車上學。在路邊等候時，一定有爺爺奶奶隨侍陪同。遇到同為“老書僮”的我們，自然會聊上一會兒。話題常常圍繞兩個孩子，總也說不夠。有一天，記不得是何伯伯，還是伯母首先主動提出，讓禕兒放學後到他家玩耍，這樣，兩個孩子也有伴，不寂寞。我們知道，老人這樣說是由於細心周到，想讓事情顯得自然，免去我們的不安和感激。有熱心老人看護，我們一百個放心，而且不必每天下午擔心工作忙或堵車，超過幼兒園規定的接孩子時間。可是又怕給老人增添麻煩，畢竟他們已進耄耋之年。正猶豫如何回答，兩個孩子已經雀躍歡呼起來。看著孩子們期待的眼神和老人們真誠的笑臉，我們感動地點頭了。
非親非故，僅僅因為都是中國人，就受到這麽熱心的關照，我們想無論如何都應該表示一下。當把錢送到老人麵前時，何伯伯生氣了，要是給錢，孩子就不要來了。可不要錢，我們心裏又覺虧欠。聽何伯母說，她在台灣是小學教員。看到老人屋裏擺設布置頗帶書卷氣，何伯伯溫文爾雅，每天磨墨鋪紙，寫寫畫畫，想來也是教師學者一類，便送他一幅西安碑林的“魁星點鬥”拓片。何伯伯展卷開懷，十分喜歡，跟我聊了半天書法繪畫，拿出自己的作品與我同賞，風格都屬文人型。
共同愛好，拉近了距離。由此，我們兩家來往日漸頻繁。何伯伯生性平和，對孩子比何伯母更具耐心。一說孩子，總誇禕兒這好那好的，就和國內同院鄰居的長輩們一樣。禕兒每次說起，都更喜歡何爺爺。
何伯母的熱情善言，恰好和寡言少語的何伯伯彼此互補。看到我們能夠耐心傾聽，她常常興奮地如瀑布飛瀉，落潭後形成回旋往複的漩渦。沒多久，她便把自家身世演講了好幾遍。她原是廣州城大戶人家小姐，從小養尊處優，出門有私家轎車，進門有仆人伺候。偏偏鬼附體，看上了窮書生，天南海北，四處跑路，一輩子受苦命。如今在台灣被罵作“大陸豬”，回大陸，家產早被共產黨搶去，已無立錐之地。何伯伯坐在一旁，很少說話，偶爾微笑。闊小姐與窮書生的愛情，在古典戲劇和小說中是常見題材。何伯母語焉不詳的敘述，給人留下很大遐想空間。最初的熱戀不足為奇，難能可貴的是一生不離不棄，始終深情守望，其中定有許多動人的浪漫情節。何伯母沒說，我們也不好過分好奇。
有一陣，何伯母要去加州女兒家小住，心裏又放不下何伯伯。特意囑咐我，有時間過去看看，跟他說說話，“他那個人老糊塗了，做事丟三落四，沒有我不行。前幾天，他把燒得發紅的炒鍋，竟然直接放到桌子上，結果，好漂亮的桌子中間烙了個大黑印。把我氣得半死。你說，我能放心走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們請何伯伯每天到我家吃飯，老人不願麻煩人，婉言謝絕。我隻好盡量每天過去坐一會兒，聊兩句。老年人愛聊過去，開始他大概怕我不耐煩，說得不多。幾次過後，發現跟我很有共同語言，話便多了起來。他語調低緩，卻幾次讓我吃驚，徹底顛覆了我的臆斷。
何伯伯對去台灣前的一段曆程情有獨鍾，反複回憶，對到台灣後的事情往往欲言又止。我從不打斷他的話頭，一任興之所至。他是個典型的文弱儒雅嶺南書生，從小就沒想過別的，一心讀書，考上了中山大學生物係。沒讀幾天，抗日戰爭爆發。泥人也有土性，他決然投筆從戎了。那時，大學生很少，到哪裏都是寶貝。長官不忍心讓他去前線送死，說你這麽瘦小，哪能跟日本人拚刺刀？還是到後方學習，為國家保留點人才吧。於是保送他上了地方軍校，畢業後，又保送到成都上了中央軍校，學習政治。因此，跟日本人作戰不多，沒有受過傷。以後，跟共產黨打仗，老輸，不停地跑路。一跑跑到台灣，蹲在國防部裏，一輩子沒什麽成就，年輕時的理想到底未實現過。他很少激動感慨，但也有例外，那是在談起中央軍校的時候。他對中央軍校感情很深，回憶最多。我知道該校前身是黃埔軍校，校長是蔣介石。最初我以為他比較看重嫡係身份，後來才知道另有所寄。有一次聊得忘情，哼起了校歌。他吐字不清，加上口音，我沒聽懂歌詞，隻覺得他表情激動，有一種莊嚴神聖感。後來，我翻資料，查了歌詞。一看，我也熱血沸騰，不能自已。
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
主義須貫徹，紀律莫放鬆，預備作奮鬥的先鋒。
打條血路，引導被壓迫民眾，
攜著手，向前行，路不遠，莫要驚。
親愛精誠，繼續永守，發揚吾校精神。
我理解，何伯伯唱這首歌，是忘不掉少年誌與滿腔血。每個人都有激情燃燒的歲月，終生難忘。早期黃埔生難忘北伐，何伯伯則難忘抗日。我見過許多前輩，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他那個年紀的人，對與青春年華緊緊連在一起的抗日戰爭，刻骨銘心。一旦說起，神采飛揚，豪氣衝天，就連文弱似何伯伯者也每每有不顧老邁，即刻拔劍起舞之勢。我對那一代曾經拚死抗日的前輩們，不管是老八路，還是老幾路，永遠滿懷深深敬意。同仇敵愾讓我與何伯伯更加貼近。
感恩節到了，我們邀請何伯伯到家過節。大概是他一人寂寞，也想熱鬧一下，遂爽快答應。晚上，何伯伯像軍人一樣，準時來到。我打開門，愣住了。老先生穿著迥異往常，一身西裝筆挺，皮鞋鋥亮，領帶打得比我有水平多了，顯得精神抖擻，足見他的禮貌周到。問好祝福後，從兜裏掏出一個紅包，說是給“阿禕”（老兩口按廣東習慣稱呼禕兒）的。吃飯時，何伯伯坐得筆直，話更加少，每樣嚐了一點，最後總結兩字：好吃。飯後，我們聊了一會兒，因有別人在場，他的話題集中在孩子身上，神態就是一個熱衷談論孫子輩的老爺爺，不知底細的人還以為我們是親戚。興盡，何伯伯起身鞠躬道謝告辭。那作派仍是書生氣十足，完全不像軍人。其實，何伯伯也沒有將自己定位為軍人。他說，沒有受過傷，哪能算真正的軍人。
何伯母回來，我跟她說，何伯伯入錯了行，不應該從軍，而應是做學問或教書。伯母笑著說，對呀，在台灣，他穿上將軍服，也像是借來的，一點不像軍人。這番話，又讓我一驚，真看不出何伯伯是將軍。老話說“慈不帶兵”，何伯伯確實與軍人相去甚遠，與凶狠勇猛的將軍形象一點不符，連儒將也不像。我根本想象不出他領兵打仗的樣子，想來想去最後都凝成如今縮進沙發裏含笑看頑童的小老頭。一個將軍退休後，像普通人一樣，毫無怨言不圖任何報酬為鄰居照看孩子，足見其性情淡泊平易。在我眼裏他就是一個有深厚文化修養的尋常老先生。後來我聽說，台灣的軍人退休待遇十分優厚，不但享受公費醫療，還有足夠生活的年金，相當於大陸的離休幹部。許多老軍人都是把美國作為理想地，在此買房養老，有病便回台灣診治。何伯伯漂泊一生，晚年能得到安寧平靜的生活，又有何伯母廝守，足堪慰籍。
大約過了半年，社區裏搬來的人家多了，和禕兒同齡的孩子也多了。於是，禕兒不再滿足於和女孩老人待在屋裏，轉而四處尋找新朋友，去何家少了。但我們兩家依然來往著，逢年過節總要走動一下，噓寒問暖。
過了幾年，有一段時間沒見到何伯伯，打電話敲門也沒有回應。有人說，何伯伯回台灣玩去了。後來，見到他兒子，詢問之下，說是回去訪友，突發腦溢血，不治身亡，其間隻有幾個小時。那一刻，我黯然神傷。我不想說一顆將星隕落，那跟我沒關係。我隻想追回失去的老伯，是他-----鄰家和藹可親的老伯讓我尊敬，讓我緬懷。反倒是他兒子安慰道，好在老人沒受罪，八十幾歲，也算高壽了。本想找何伯母慰問一下，但子女為了免得觸景生情，送她去加州了。
後來，我們搬了家，很少互通音訊。前幾年，在一家中餐館，看到何伯母與兒子一家吃飯。老人頭發全白了，不再像以前那樣整潔利索。我們驚喜地上前問候，老人家目光呆滯，搖頭說不記得了。然而一提起禕兒，老人臉上立刻浮現慈祥的笑容，說，阿禕呀，我知道。
又是幾年不見，不知何伯母是否依然健在？而何伯伯也許已經魂歸故裏，重續少年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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