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武和“秦學”，是我開寫“車軲轆話”話以來，第三次涉及到的主題，比紅樓的任何題目都更“車軲轆”，原因一是自己的興趣，二是很多網上朋友的關切。現實生活中的朋友，很多都不是紅樓紅學的感興趣者。一旦聽到我喜歡紅學，就會問到聽過劉心武講學沒有，或對他怎麽看之類的問題，可見劉的影響之大。我對劉心武的論證持反對意見，所以總想在震天的劉心武熱浪中，發出一點自己微弱的聲音。
先簡單看一下紅學研究的曆史。由於《紅樓夢》的題材和寫作手法，不同於以往的白話小說，所以 自從它一問世， 就出現了圍繞著故事來源(現在我們稱素材)的探究和索隱。
當時的文學界，還沒有當今的文學評論理論，所以，評論家們都認為《紅樓夢》一定隱秘著過去的故事。究竟是什麽和誰的故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比較著名的有，明末清初江南政治文化名人圈之說；順治皇帝與愛妃董小宛之說；清初名相納蘭明珠和兒子納蘭容若之說，還有乾隆朝大學士傅恒家事之說。誰也找不到可以理論的根據，就是看著小說裏像誰，故事也聯係得上，就斷言隱藏了這段曆史。所以，被後人稱為索隱派，實質就是附會。清末民初的幾個大學者，如王國維、蔡元培，就是這類的紅學家。
吃過洋墨水的胡適先生，把這種方法稱為“猜笨迷”。他掌握了西方科學中實證的理論和方法，又研究了曹雪芹家族的一些曆史，提出了《紅樓夢》是曹雪芹“自寫家事”的小說。正好，一些《紅樓夢》的早期抄本和有關紅樓的文物也在這個時期被發現，證實了《紅樓夢》裏卻確實包含著曹家的故事。於是胡適和他的門生名聲大震，新紅學派的大旗插上紅學陣地。胡適在大陸被批判後，紅學家們不再敢提“自傳”“自敘”說，但這時出版的周汝昌研紅巨著《紅樓夢新證》，比胡適走得更遠，考得更深，把曹家曆史和賈家故事完全聯係在一起。從那以後，很難看到有哪位紅學家在研討紅樓時，不提曹雪芹的經曆和曹家掌故的。
新紅學比較於舊紅學，最大的進步，就在注重史料、注重考證。盡管能發現的史料越來越少，也盡管新紅學家考證中主觀臆想的成分越來越多，但總體上還不是無視史實的信口開河。而劉心武的“秦學”，就是要把紅學研究帶回到索隱派的老路上，甚至比索隱派走得更遠。因為，索隱派要附會的至少還是真實的曆史事件和人物；而劉心武“秦學”中的秦可卿，附會的是一個子虛烏有的廢太子女兒和一個天方夜譚般的“隱匿”故事！
對於劉心武的《紅樓夢》研究，我的看法是將它分為思考和索隱兩部分。先說我認為可以作為討論基礎的思考部分。《紅樓夢》無疑是一部政治小說，它既然以曹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王朝時的興衰為背景，就不可能不透露出真實經曆的點點滴滴。曹雪芹的創作麵臨著兩難的困惑：他既想把家族興衰以小說的形式記錄下來，卻又怕惹下觸動文字獄的大禍，所以他隻能用極為隱晦的文字和語言來表達他的思想。二百多年來的紅樓愛好者們的所有努力，就是試圖破解隱晦文字中所含有的秘密。象劉心武提出的有關“三春”的含義和第四十回的幾個牙牌令，以及小說中的“榮禧堂”就是影射現實中的“萱瑞堂”等問題，把它們理解為曹雪芹要揭示和自己家族有關的政治變遷，應該說是有討論價值的。劉心武在這個方向上研究紅樓，正是《紅樓夢》研究多元化的顯示，是無可非議的。
問題在於劉心武並沒有僅僅局限在基於事實的思考和研討上。他首先先創造出曆史上的一個“真人”：廢太子的女兒；再編出一段離奇的曆史：寄養曹家；最後把小說人物秦可卿附會到這段曆史上。他幾次強調說，“秦可卿這個人物的原型是弘皙的一個妹妹，是胤仍的一個女兒。或者是在早年兩家相好時就送進曹家當了童養媳，或者是生出來後未及在宗人府登記，就以小官員抱養女兒的身份寄養在曹家。曹雪芹就是根據這樣的生活的原始資料升華為藝術形象，來營造他悲劇情節的大氣氛，架構他悲劇藝術結構的大格局”。實在不想評論這段話，因為我感覺這段話嚴重地傷害了劉心武作為紅學研究者的形像。它不但不能算作嚴肅的學術考證，甚至連附會的索隱都不夠格。因為胤仍女兒之說，以及“寄養”或“童養”曹家之事，在到目前為止人們所了解的曆史和紅樓知識中，全然找不到任何可以支持的論據，是完完全全的臆想。劉心武卻說是“生活的原始資料”，試問，人們從哪裏可以找到這個創作素材？“秦學”的中心就是秦可卿的身世和死亡。以臆想為基礎的“原始資料”及其藝術“升華”，真的能算是“學”嗎？
如果“秦學”真要為學，我認為，劉心武的努力，首先要為兩個前提找到答案。一個是怎樣從曆史和文學的角度去證實小說中的“榮禧堂”是影射現實中的“萱瑞堂”，因為這是將曹家與賈家，胤仍與“東安郡王”相連係的關鍵。決不可象劉心武在自己文章中那樣含糊的一筆帶過，然後拿出“榮禧堂的事件原型就是萱瑞堂”這樣的結論。就我所知，萱堂是敬頌母親的詞，瑞是人瑞，長壽。康熙見到自己少兒時，曾象母親一樣關懷、愛護自己的老保母依然健在，對人講她是我家老人。所以用“萱瑞堂”表達自己尊敬她猶如母親、希望她長壽的心情。而“榮禧堂”的意義呢？和萱瑞有可共享的詞義嗎？
第二，胤仍有一個藏於民間的女兒，這可是和清代極其嚴密的皇家子女典籍製度相矛盾的。清史中是否有胤仍的子女因父輩爭權失敗而遭株連的記載，野史中是否有相應的故事，都是要認真查閱的。劉心武是第一個提出這段曆史而沒有提供任何證明的人，所以，建立“秦學”的當務之急，是用令人信服的史料為此說建立根據。劉心武做不到這點，那麽，無論他怎樣為自己造勢，並自封為一“學”，既便說不是謬誤，也實在是不足以為論的。
那麽，劉心武的紅學研究，有沒有積極和正麵的影響呢？我看還是有的。把《紅樓望月》當做一部紅學愛好者對紅樓的思考，以及與《紅樓夢》有關聯的文學作品來讀，還是很有趣味的。多數紅樓愛好者對高鶚的續書不滿，認為他歪曲了曹雪芹的原創。讀讀劉心武寫的“元春之死”和“妙玉之死”，多了一份遐想，多了一點哀思，總比一段話就帶過了她倆結局的高鶚續文，要更有意趣。
劉心武的另一貢獻，是對《紅樓夢》和紅學的普及。這些年，說到《紅樓夢》，幾乎人人要提劉心武，可見他的影響所在。我很讚賞他的紅學研究要大眾化的觀點，“以更凸顯我那‘紅學研究非少數學術權威或學術機構的壟斷領地，應該是一個開放的公眾共享的文化空間’這一訴求”。紅學家們缺少劉心武的心態和能量，使得紅學束之高閣，無法和民眾貼近。對民眾來說，秦可卿是太子女兒和曹雪芹最後淪落為要飯的乞丐，都是引人入勝的故事，真假並不重要。那為什麽紅學家們不能像劉心武普及秦可卿那樣去普及曹雪芹呢？
這篇“車軲轆話”到此結束，感謝揮手兄和野狼兄一直給予的鞭策和期望，也感謝網友們的跟讀和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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