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花坊的文章，談到郭世英，想起舊事。我認為父母應該教育孩子，在任何困難的環境下生存下去。“要活下去，像牲口一樣的活下去。”隻要活著，就有希望，就有未來。
郭沫若家肯定沒有對孩子進行這樣的教育。以下關於郭民英和郭世英文章來自網上：
郭民英是郭沫若和於立群的第四個孩子，1943年11月出生於重慶。他對於音樂尤具天賦，竟然無師自通地考入中央音樂學院，專業是小提琴。1964年的一天，郭民英將家中的一架盤式錄音機帶到班上，與同學們一起欣賞古典音樂，結果犯了忌：一是炫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二是宣揚所謂“洋名古”。一位了解郭家內情的學生於這年9月1日上書毛澤東，以階級鬥爭觀點反映中央音樂學院存在的“嚴重問題”。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9月16日編印的《群眾反映》上讀到此信後，於9月27日給中宣部長陸定一寫了一個批示：“此件請一閱，信是寫得好的，問題是應該解決的。但應采取征求群眾意見的方法，在教師、學生中先行討論，收集意見。”毛澤東在署名之後又加寫兩行文字：一行是“古為中用，洋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見，可能有許多人不讚成”。
關於此信的內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編者在第11冊的《關於〈對中央音樂學院的意見〉的批語》一文的注釋中有一定介紹。到1965年春夏間，郭民英無意繼續學業，黯然神傷地離開了中央音樂學院。7月2日，郭沫若打算讓郭民英轉入中國人民大學，“即從一年級開始也可以”。無奈郭民英不願從頭學他並不感興趣的專業。考慮再三，還是入伍。郭沫若夫婦親自登門，向總參謀長羅瑞卿求助。很快，郭民英去了一個經過挑選的海軍部隊。
郭民英入伍後，一度對海洋生活感覺新鮮，又以擅長音樂，很快成為部隊十分緊缺的文藝宣傳人才，並成為中共預備黨員。“文革”開始之初，部隊相對穩定，但像郭民英那樣的名門之後，不會不關注全國動蕩的時局。1967年4月12日，誰也沒有料到，郭民英沒有留下任何相關的文字，竟悄悄地結束了自己年僅24歲的生命。一說為慢性疾病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說去世前一天還照樣工作，是無任何異常跡象的突然之舉。郭民英之死確實是個難解之謎。
郭世英是郭沫若與於力群所生的第二個兒子。《三葉集》是五四時期郭沫若與田漢、宗白華的通信集。才華橫溢的郭世英對於父親當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學上的實績，無疑有著極大的向往。不到20歲的他，要弄出一部《新三葉集》。飽經滄桑的郭沫若對此事的反應頗為複雜，作為過來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但他強調：“現在早已不是五四時期”，“尚未成熟的東西，萬不可冒失地拿出去發表。”
郭世英在讀了父親五四時期的文論和詩歌之後，對父親後來特別是建國以來的文字大不以為然。據一位當年深受郭世英影響的中學生回憶，有一次他與郭世英在郭宅門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著他父親的背影對這位中學生說：“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裝飾這個社會最大的文化屏風。”作為一代文豪，郭沫若在文學領域的建樹和對兩個兒子的潛移默化是可以想見的。他的同班同學周國平後來也回憶說：“我是從他那裏知道尼采、弗洛伊德、薩特這些人的重要性的。有必要說明，這些如今十分時髦的名字，當年即使在哲學係學生裏也是鮮為人知的”。博聞強記的天賦，好學深思的習性，使郭世英在同齡人裏顯得異乎尋常。
1962年秋，郭世英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名傳京都的101中學，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但這位深受俄羅斯文學熏陶又不乏民粹主義影響的學子就讀未滿一年，1963年夏季被迫中斷學業，下放到河南鐵泛區西華農場勞動。事情的緣由須從“X詩社”說起。1962年歲末或1963年年初，郭世英與101中學的同學，後考入北京師範學院的張鶴慈，以及葉蓉青、孫經武、金蝶等人結成詩社。
這群對現實氛圍深感窒息的文學青年，在文學的切磋中，不可能不涉及到對現實政治的指點激揚。還是周國平的回憶更確切些：“他極其真誠，可以因思想而失眠、而發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裏，在宿舍熄燈之後，我常常在盥洗室裏聽他用低沉的嗓音傾吐他的苦悶。現行政治，現行教育的種種弊端，修正主義是否全無真理，共產主義是否烏托邦，凡此種種問題都仿佛對他性命攸關，令他寢食不安。”X詩社的這些涉世極淺而又真誠任性的青年學子，他們不加掩飾的言談舉止，在當時“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政治情勢下，無疑成為“階級敵人爭奪青年一代”的絕好例證。1963年初夏，有人向有關部門檢舉告發了X詩社的離經叛道。公安人員很快對此案進行了處理。X詩社成員無一不交代自己的“反動”思想。
五年後的舊案重提
1963年六七月間，大學一年級生郭世英下放河南西華農場勞動——這是一種尚有若幹人身自由的改造，顯然是照顧到郭沫若的聲望才從輕發落。張鶴慈、孫經武、葉蓉青三人則以“反動學生”定罪判刑。這個案子驚動了中央高層，一是X詩社的成員多是高校學生，二是成員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級知識分子，甚至有軍隊的高級幹部。X詩社成員中的張鶴慈是北大教授張宗炳的兒子，而張宗炳則是著名學者張東蓀的長子。毛澤東在北京市委報送的一份反映北京市高等學校三反情況的簡報中提及張東蓀，稱之為“那樣個別的人”，並與“嚴重的敵特分子”相提並論。
郭世英在兩年的勞動中，意趣確乎大變，對於原先鍾情的哲學已不再在意，而對日日伺弄的棉花栽培發生了興趣。1965年秋，在自己並不願意的情況下，經不住雙親的勸說，他終於回到北京，進入北京農業大學重續學業。他期待在植物栽培學方麵經過深造之後，重新返回農場。殊不料不到一個學年（正與當年就讀北大哲學係一樣），“文革”開場。郭沫若後來在致世英北大的同班同學的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說：“我讓他從農場回來，就像把一棵嫩苗從土壤中拔起了一樣，結果是什麽滋味，我深深領略到了。”1968年3月，隨著新一輪批判狂潮的掀起，許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動學生”。郭世英就讀的北京農業大學的一夥人非法綁架了他，並私設公堂，刑訊逼供。郭世英從三層樓上關押他的房間裏破窗而出，以死抗爭。他死時，年僅26歲。
郭沫若家肯定沒有對孩子進行這樣的教育。以下關於郭民英和郭世英文章來自網上：
郭民英是郭沫若和於立群的第四個孩子，1943年11月出生於重慶。他對於音樂尤具天賦，竟然無師自通地考入中央音樂學院，專業是小提琴。1964年的一天，郭民英將家中的一架盤式錄音機帶到班上，與同學們一起欣賞古典音樂，結果犯了忌：一是炫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二是宣揚所謂“洋名古”。一位了解郭家內情的學生於這年9月1日上書毛澤東，以階級鬥爭觀點反映中央音樂學院存在的“嚴重問題”。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9月16日編印的《群眾反映》上讀到此信後，於9月27日給中宣部長陸定一寫了一個批示：“此件請一閱，信是寫得好的，問題是應該解決的。但應采取征求群眾意見的方法，在教師、學生中先行討論，收集意見。”毛澤東在署名之後又加寫兩行文字：一行是“古為中用，洋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見，可能有許多人不讚成”。
關於此信的內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編者在第11冊的《關於〈對中央音樂學院的意見〉的批語》一文的注釋中有一定介紹。到1965年春夏間，郭民英無意繼續學業，黯然神傷地離開了中央音樂學院。7月2日，郭沫若打算讓郭民英轉入中國人民大學，“即從一年級開始也可以”。無奈郭民英不願從頭學他並不感興趣的專業。考慮再三，還是入伍。郭沫若夫婦親自登門，向總參謀長羅瑞卿求助。很快，郭民英去了一個經過挑選的海軍部隊。
郭民英入伍後，一度對海洋生活感覺新鮮，又以擅長音樂，很快成為部隊十分緊缺的文藝宣傳人才，並成為中共預備黨員。“文革”開始之初，部隊相對穩定，但像郭民英那樣的名門之後，不會不關注全國動蕩的時局。1967年4月12日，誰也沒有料到，郭民英沒有留下任何相關的文字，竟悄悄地結束了自己年僅24歲的生命。一說為慢性疾病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說去世前一天還照樣工作，是無任何異常跡象的突然之舉。郭民英之死確實是個難解之謎。
郭世英是郭沫若與於力群所生的第二個兒子。《三葉集》是五四時期郭沫若與田漢、宗白華的通信集。才華橫溢的郭世英對於父親當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學上的實績，無疑有著極大的向往。不到20歲的他，要弄出一部《新三葉集》。飽經滄桑的郭沫若對此事的反應頗為複雜，作為過來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但他強調：“現在早已不是五四時期”，“尚未成熟的東西，萬不可冒失地拿出去發表。”
郭世英在讀了父親五四時期的文論和詩歌之後，對父親後來特別是建國以來的文字大不以為然。據一位當年深受郭世英影響的中學生回憶，有一次他與郭世英在郭宅門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著他父親的背影對這位中學生說：“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裝飾這個社會最大的文化屏風。”作為一代文豪，郭沫若在文學領域的建樹和對兩個兒子的潛移默化是可以想見的。他的同班同學周國平後來也回憶說：“我是從他那裏知道尼采、弗洛伊德、薩特這些人的重要性的。有必要說明，這些如今十分時髦的名字，當年即使在哲學係學生裏也是鮮為人知的”。博聞強記的天賦，好學深思的習性，使郭世英在同齡人裏顯得異乎尋常。
1962年秋，郭世英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名傳京都的101中學，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但這位深受俄羅斯文學熏陶又不乏民粹主義影響的學子就讀未滿一年，1963年夏季被迫中斷學業，下放到河南鐵泛區西華農場勞動。事情的緣由須從“X詩社”說起。1962年歲末或1963年年初，郭世英與101中學的同學，後考入北京師範學院的張鶴慈，以及葉蓉青、孫經武、金蝶等人結成詩社。
這群對現實氛圍深感窒息的文學青年，在文學的切磋中，不可能不涉及到對現實政治的指點激揚。還是周國平的回憶更確切些：“他極其真誠，可以因思想而失眠、而發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裏，在宿舍熄燈之後，我常常在盥洗室裏聽他用低沉的嗓音傾吐他的苦悶。現行政治，現行教育的種種弊端，修正主義是否全無真理，共產主義是否烏托邦，凡此種種問題都仿佛對他性命攸關，令他寢食不安。”X詩社的這些涉世極淺而又真誠任性的青年學子，他們不加掩飾的言談舉止，在當時“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政治情勢下，無疑成為“階級敵人爭奪青年一代”的絕好例證。1963年初夏，有人向有關部門檢舉告發了X詩社的離經叛道。公安人員很快對此案進行了處理。X詩社成員無一不交代自己的“反動”思想。
五年後的舊案重提
1963年六七月間，大學一年級生郭世英下放河南西華農場勞動——這是一種尚有若幹人身自由的改造，顯然是照顧到郭沫若的聲望才從輕發落。張鶴慈、孫經武、葉蓉青三人則以“反動學生”定罪判刑。這個案子驚動了中央高層，一是X詩社的成員多是高校學生，二是成員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級知識分子，甚至有軍隊的高級幹部。X詩社成員中的張鶴慈是北大教授張宗炳的兒子，而張宗炳則是著名學者張東蓀的長子。毛澤東在北京市委報送的一份反映北京市高等學校三反情況的簡報中提及張東蓀，稱之為“那樣個別的人”，並與“嚴重的敵特分子”相提並論。
郭世英在兩年的勞動中，意趣確乎大變，對於原先鍾情的哲學已不再在意，而對日日伺弄的棉花栽培發生了興趣。1965年秋，在自己並不願意的情況下，經不住雙親的勸說，他終於回到北京，進入北京農業大學重續學業。他期待在植物栽培學方麵經過深造之後，重新返回農場。殊不料不到一個學年（正與當年就讀北大哲學係一樣），“文革”開場。郭沫若後來在致世英北大的同班同學的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說：“我讓他從農場回來，就像把一棵嫩苗從土壤中拔起了一樣，結果是什麽滋味，我深深領略到了。”1968年3月，隨著新一輪批判狂潮的掀起，許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動學生”。郭世英就讀的北京農業大學的一夥人非法綁架了他，並私設公堂，刑訊逼供。郭世英從三層樓上關押他的房間裏破窗而出，以死抗爭。他死時，年僅2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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