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幸運，從懂事起就碰上解放軍攻打濟南。我家住在南門，記得國民黨困在城裏沒糧食，就到各家搜糧食，我家藏了一袋白麵在母親的床底下，母親在生病，他們也進來搜出來，搶走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母親哭，讓國民黨兵氣的。解放濟南炮轟時，記得媽媽抱著我躲進我家後院挖的防空洞裏，爺爺則躲在門後，結果耳朵被震聾了。攻完城，仗不打了，母親和二妗子上街去看，回來說看到牆上粘的都是胳膊，腿。爺爺每天禱告，求神保佑這個國家。但是時局還是變了。
後來我去上廣智院的幼兒園，那是基督教內地會辦的，幼兒園長是我的四姨奶奶。我隻記得每天在沙坑裏玩。 我四歲時，母親把我送到大娘的同學辦的小學去上學了，老師常常抱我到操場的大台子上去唱歌。 山東土改幾十萬人挨鬥，二十多萬人被殺，奶奶雖然挨鬥，但因為當兵的姑姑告訴她要土改了應該主動獻上土地，她照著辦了，被定為開明地主（後來文革時知道劉少奇的哥哥也是這樣當的開明地主）。
我二姨的婆婆，在青島給外國人做了一輩子保姆。當時外國人付她的月薪可以和老師相比，是八塊大洋，那時候一個大洋就可以買一袋麵，一袋麵50斤重。二姨的婆婆是基督徒，重視孩子教育，她用這些錢培養孩子們都做了醫生，孩子大了，獨立了，不用她的錢了，她就在老家買了地。土改時的政策是，解放前三年有土地，但是自己不種地的，就劃成地主。因為她做保姆不可能自己種地，所以成了地主。那年月山東的土改極左，把很多的地主打死，我二姨的母親地被分了，人被殺了。她做醫生的兒子，我二姨的先生和小叔子咽不下這口氣，跑回老家把殺她媽的人殺了，成了還鄉團，最後都被槍斃了，留下了二姨他們孤兒寡母。我60年去青島看二姨和她家的表姐表哥們，他們雖然住在海邊的別墅裏，孩子們卻都在半工半讀，夏天在海邊洗海帶幫助家用，腳都被海水泡爛了。
我的姥爺是中學老師沒多少地，正好解放前兩年就送給了幫他種地的農友，所以沒有被打成地主，繼續當老師沒事兒。二舅因為躲避抓壯丁，到了上海去找四姨，可是因為金元卷貨幣貶值錢毛了，四姨一個月的薪水不夠買一雙鞋，沒辦法，二舅的同學在台灣開照相館，他就去投靠他了。誰知道國民黨也開始撤退，他這一去就回不來了。開始還可以從香港捎信來，51年以後音信全無。二妗子生下了表妹，表妹從小就沒見過父親。
二妗子後來跟著二姑去參了軍，到了西板坡，解放大軍進北京時，她也進了京，分在天壇醫院婦產科工作。我的四舅，五舅都在二姑帶領下，參加了解放軍，後來都到了朝鮮戰場，姥爺姥娘是光榮軍屬，雖然二舅在台灣，也沒有人追究，每年還受到政府的照顧，直到文革開始。 黨中央到了香山，五舅是給毛主席做機要員管打電報也到了香山。
解放了，爺爺生肺癌去世，記得葬禮一片白，我和母親在棺材邊守靈，辦的很大，很多人來，爸爸的表哥是在天津開製藥廠的，他給照了很多照片，可惜文革時我媽把那些照片都當成四舊給燒了。 50年我們全家到北京，父親經過他的大學同學，他的入黨介紹人後來做了全國總工會主席賴若愚的介紹，在中國醫療器械總公司做事，後來到了天津分公司工作。母親到了衛生部的婦幼保健實驗院工作，做兒科護士。
二姑一家跟著黨中央也早到了北京。她被派到北大醫學院當工作組，組織控訴反動教授。有一次正好我逃到台灣的大伯父的車夫上去控訴，說賈伊箴他們坐車讓他拉車，多有意思，他不知道賈的妹妹就在台上坐著，賈的妹妹當然也不知有他哥哥的份。其實他哥哥成了反動教授理所當然，誰叫他是胡適的秘書長哪？不過他們全家已去了台灣，還帶走了我大堂哥，對這些一無所知，萬幸。
開始我們住在西城區姑姑一位朋友家，他是個朝鮮人，姓方，是個老革命，後來文革時在西安醫學院當院長。他有個三輪摩托，常帶我們去頤和園玩。他總是喜歡逗我，裝著要和我結婚，做她的新娘。開始我媽想讓我去上香山慈幼院，帶我去看過，後來不知道什麽原因沒上成，我就在離家很近的小學又上了一次一年級。在學校裏我印象深的就是我們每天開學要升國旗，大家要致注目禮，很神聖的，後來不知什麽時候就取消了。
51年，我們搬到東城安定門內，交道口大二條76號住。我又以第一名考上我家斜對麵的崇實小學一年級。因為搬來搬去，這是我第三次上一年級，怎麽考不好？ 第一年下來我就成了第七名，我是個晃蕩學生不愛做作業，也過來了（別學我）。我爸在天津，我媽是護士，每天一早6點就去上班，我就去上學了。中午嚇晃悠，跟著同學上人家家玩，同學家長有時候就留我在他們家吃飯。那時候大家都加入少先隊，我好像到了四年級，在老師的幹涉下，才加入了，戴上了紅領巾。
三反運動開始了，有一天，我到了我座位那兒，一抬頭有個人吊死在我課桌上邊，我扭頭就跑出去，告訴老師。後來聽說那人是隻老虎（貪汙犯）。 那時很嚴，貪汙1000元就槍斃。我媽說騎車路過什刹海時，也見人跳海。鬧鬧哄哄。我們小朋友跳皮筋，一邊跳一邊唱的都是：“反貪汙，反浪費，官僚主義我也反對。” 劉青山，張子善老革命貪汙給槍斃了。
記得有一次在鄰居家，我說發生什麽事，住在門房的山東來的李大爺說沒這事兒，我說報上說的，他說：“報上也有瞎說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不懂，受的教育都是共產黨的，說什麽都是對的。
十一國慶跟姑姑到北京飯店上麵看遊行，檢閱，一輛輛敞篷汽車經過，記得彭德懷檢閱三軍，站在敞篷車裏。
54年奶奶來了，濟南家裏幾進的大院，賣給了濟南婦產學校。奶奶住在我家，我每周跟她去教堂，參加主日學，老師總給我們發些畫片講耶穌的故事。我在教堂裏還演過劇，當那個生病的小女孩，被耶穌隻好。每天晚上奶奶總讓我和她一起禱告，可是我看不見耶穌。就問奶奶耶穌在哪裏？她說你信，就會看見他。
我想讓奶奶也給我買個鋼琴，可是她隻給了我兩分錢去買猴皮筋。她說等我學會了再買，上哪兒學呀？那時候沒有大人逼孩子學這學那的，一個沙包，一副拐，一根猴皮筋，沒事就去小人書鋪，就這麽長大了。
55年教堂被改成醫院了，沒地方做禮拜了，奶奶就開始和富大媽的女婿在家一起讀經禱告。 55年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資本家的工廠企業歸國家所有，按股份分紅。我們住的房子是天津第一醫院院長的房子。政策規定超過十五間房以上的全要交公，所以我們住的房變成公家的了。大街上的小鋪也都變成公家的了。
55年開始肅清反革命運動，父親不讓回家了，對門小朋友說你爸爸是反革命，無所謂，我和母親帶了花生去看他。後來又把他放回來了，奶奶就搬到姑姑家去住了。
高小我在國子監小學，校址是個尼姑庵改的。前麵半個院子還住的尼姑，但是扒著門縫看看，怎麽有那麽多孩子跑來跑去。尼姑還俗了。
56年過新年，在北京展覽館有全市的少年兒童慶祝會，我們學校讓我去了，記得大家一起跳找朋友，很好玩。 我媽和我舅媽全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在頤和園住了一個星期，真美，驕傲。那年的先進工作者還發了獎金。後來就沒了。 以後，大家說56年是最寬鬆的一年，我也是覺得那時候不錯。
後來我去上廣智院的幼兒園，那是基督教內地會辦的，幼兒園長是我的四姨奶奶。我隻記得每天在沙坑裏玩。 我四歲時，母親把我送到大娘的同學辦的小學去上學了，老師常常抱我到操場的大台子上去唱歌。 山東土改幾十萬人挨鬥，二十多萬人被殺，奶奶雖然挨鬥，但因為當兵的姑姑告訴她要土改了應該主動獻上土地，她照著辦了，被定為開明地主（後來文革時知道劉少奇的哥哥也是這樣當的開明地主）。
我二姨的婆婆，在青島給外國人做了一輩子保姆。當時外國人付她的月薪可以和老師相比，是八塊大洋，那時候一個大洋就可以買一袋麵，一袋麵50斤重。二姨的婆婆是基督徒，重視孩子教育，她用這些錢培養孩子們都做了醫生，孩子大了，獨立了，不用她的錢了，她就在老家買了地。土改時的政策是，解放前三年有土地，但是自己不種地的，就劃成地主。因為她做保姆不可能自己種地，所以成了地主。那年月山東的土改極左，把很多的地主打死，我二姨的母親地被分了，人被殺了。她做醫生的兒子，我二姨的先生和小叔子咽不下這口氣，跑回老家把殺她媽的人殺了，成了還鄉團，最後都被槍斃了，留下了二姨他們孤兒寡母。我60年去青島看二姨和她家的表姐表哥們，他們雖然住在海邊的別墅裏，孩子們卻都在半工半讀，夏天在海邊洗海帶幫助家用，腳都被海水泡爛了。
我的姥爺是中學老師沒多少地，正好解放前兩年就送給了幫他種地的農友，所以沒有被打成地主，繼續當老師沒事兒。二舅因為躲避抓壯丁，到了上海去找四姨，可是因為金元卷貨幣貶值錢毛了，四姨一個月的薪水不夠買一雙鞋，沒辦法，二舅的同學在台灣開照相館，他就去投靠他了。誰知道國民黨也開始撤退，他這一去就回不來了。開始還可以從香港捎信來，51年以後音信全無。二妗子生下了表妹，表妹從小就沒見過父親。
二妗子後來跟著二姑去參了軍，到了西板坡，解放大軍進北京時，她也進了京，分在天壇醫院婦產科工作。我的四舅，五舅都在二姑帶領下，參加了解放軍，後來都到了朝鮮戰場，姥爺姥娘是光榮軍屬，雖然二舅在台灣，也沒有人追究，每年還受到政府的照顧，直到文革開始。 黨中央到了香山，五舅是給毛主席做機要員管打電報也到了香山。
解放了，爺爺生肺癌去世，記得葬禮一片白，我和母親在棺材邊守靈，辦的很大，很多人來，爸爸的表哥是在天津開製藥廠的，他給照了很多照片，可惜文革時我媽把那些照片都當成四舊給燒了。 50年我們全家到北京，父親經過他的大學同學，他的入黨介紹人後來做了全國總工會主席賴若愚的介紹，在中國醫療器械總公司做事，後來到了天津分公司工作。母親到了衛生部的婦幼保健實驗院工作，做兒科護士。
二姑一家跟著黨中央也早到了北京。她被派到北大醫學院當工作組，組織控訴反動教授。有一次正好我逃到台灣的大伯父的車夫上去控訴，說賈伊箴他們坐車讓他拉車，多有意思，他不知道賈的妹妹就在台上坐著，賈的妹妹當然也不知有他哥哥的份。其實他哥哥成了反動教授理所當然，誰叫他是胡適的秘書長哪？不過他們全家已去了台灣，還帶走了我大堂哥，對這些一無所知，萬幸。
開始我們住在西城區姑姑一位朋友家，他是個朝鮮人，姓方，是個老革命，後來文革時在西安醫學院當院長。他有個三輪摩托，常帶我們去頤和園玩。他總是喜歡逗我，裝著要和我結婚，做她的新娘。開始我媽想讓我去上香山慈幼院，帶我去看過，後來不知道什麽原因沒上成，我就在離家很近的小學又上了一次一年級。在學校裏我印象深的就是我們每天開學要升國旗，大家要致注目禮，很神聖的，後來不知什麽時候就取消了。
51年，我們搬到東城安定門內，交道口大二條76號住。我又以第一名考上我家斜對麵的崇實小學一年級。因為搬來搬去，這是我第三次上一年級，怎麽考不好？ 第一年下來我就成了第七名，我是個晃蕩學生不愛做作業，也過來了（別學我）。我爸在天津，我媽是護士，每天一早6點就去上班，我就去上學了。中午嚇晃悠，跟著同學上人家家玩，同學家長有時候就留我在他們家吃飯。那時候大家都加入少先隊，我好像到了四年級，在老師的幹涉下，才加入了，戴上了紅領巾。
三反運動開始了，有一天，我到了我座位那兒，一抬頭有個人吊死在我課桌上邊，我扭頭就跑出去，告訴老師。後來聽說那人是隻老虎（貪汙犯）。 那時很嚴，貪汙1000元就槍斃。我媽說騎車路過什刹海時，也見人跳海。鬧鬧哄哄。我們小朋友跳皮筋，一邊跳一邊唱的都是：“反貪汙，反浪費，官僚主義我也反對。” 劉青山，張子善老革命貪汙給槍斃了。
記得有一次在鄰居家，我說發生什麽事，住在門房的山東來的李大爺說沒這事兒，我說報上說的，他說：“報上也有瞎說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不懂，受的教育都是共產黨的，說什麽都是對的。
十一國慶跟姑姑到北京飯店上麵看遊行，檢閱，一輛輛敞篷汽車經過，記得彭德懷檢閱三軍，站在敞篷車裏。
54年奶奶來了，濟南家裏幾進的大院，賣給了濟南婦產學校。奶奶住在我家，我每周跟她去教堂，參加主日學，老師總給我們發些畫片講耶穌的故事。我在教堂裏還演過劇，當那個生病的小女孩，被耶穌隻好。每天晚上奶奶總讓我和她一起禱告，可是我看不見耶穌。就問奶奶耶穌在哪裏？她說你信，就會看見他。
我想讓奶奶也給我買個鋼琴，可是她隻給了我兩分錢去買猴皮筋。她說等我學會了再買，上哪兒學呀？那時候沒有大人逼孩子學這學那的，一個沙包，一副拐，一根猴皮筋，沒事就去小人書鋪，就這麽長大了。
55年教堂被改成醫院了，沒地方做禮拜了，奶奶就開始和富大媽的女婿在家一起讀經禱告。 55年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資本家的工廠企業歸國家所有，按股份分紅。我們住的房子是天津第一醫院院長的房子。政策規定超過十五間房以上的全要交公，所以我們住的房變成公家的了。大街上的小鋪也都變成公家的了。
55年開始肅清反革命運動，父親不讓回家了，對門小朋友說你爸爸是反革命，無所謂，我和母親帶了花生去看他。後來又把他放回來了，奶奶就搬到姑姑家去住了。
高小我在國子監小學，校址是個尼姑庵改的。前麵半個院子還住的尼姑，但是扒著門縫看看，怎麽有那麽多孩子跑來跑去。尼姑還俗了。
56年過新年，在北京展覽館有全市的少年兒童慶祝會，我們學校讓我去了，記得大家一起跳找朋友，很好玩。 我媽和我舅媽全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在頤和園住了一個星期，真美，驕傲。那年的先進工作者還發了獎金。後來就沒了。 以後，大家說56年是最寬鬆的一年，我也是覺得那時候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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