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同學江濤（原名林誌明）女士不久前寄來了她寫的紀念陸洪恩的文章，讀後悲憤難忍，淚流不止。陸洪恩是原上海交響樂團的優秀指揮，由於強烈反對文革運動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對中外優秀文化的踐踏，被捕入獄，遭到慘無人道的刑罰和虐待。但他始終堅貞不屈，並在審訊時慷慨陳詞，痛斥文革發動者的殘暴罪行。1968年4月27日他被殺害於上海，比烈女林昭的犧牲早了兩天。陸洪恩和林昭，都是為了人民的民主自由而獻身的英雄、都是為了正義事業寧死不屈的勇士，他們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裏。
現在不是正在評選什麽“雙百人物”嗎？某幾個部門，正在通過他們掌握的宣傳係統和組織係統，層層布置，欽定一批所謂“感動中國”的人選，然而把它說成是民意所歸。但是，真正感動中國的人決不是禦批欽定的，而必須是人民發自內心由衷崇敬的；他們的事跡當能驚天地、泣鬼神，他們的精神定會千秋萬代永遠活在民間、活在人民的心裏的！而林昭、陸洪恩、張誌新、遇羅克等人才是當之無愧、真該名列榜首的！
現在將這篇紀念陸洪恩的長文，略作刪節後分幾次轉貼在這裏，供朋友們分享。
追念“文革”中被害的指揮家陸洪恩
今年農曆四月初一是指揮家陸洪恩先生的九十冥壽，而陽曆四月二十七日，則又是他被害四十一周年的忌日。我深深地懷念他，一直想要寫一篇紀念文章。正如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中所說的：“這並非為了別的，隻因為……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 回憶六十多年前，我和我的家人從開始與陸洪恩相識、相交到相知，無數往事時時湧上心頭，無法忘卻；由此而來的種種悲憤更是無法排遣。如今隻有敘述我對他的追憶，讓世人對他有更多更深的了解，以告慰故人，並借以略微撫平我心中的哀傷。
我和我的家人與陸洪恩的相識
陸洪恩是我的表姐夫，也是我的鋼琴老師。他的妻子胡國美是我的表姐，胡國美的母親是我母親的三姐。我們一家與三姨媽胡家當年都住在上海常德路恒德裏內。1944年，我隨父母由蘇州遷居上海，與表兄弟姐妹間的聯係頻繁起來。胡國美當時已經從上海國立音專鍵盤係畢業，我每天放學後在胡家練琴，胡國美成了我到上海後的第一位鋼琴老師。
後來，胡國美和陸洪恩交了朋友並且喜結良緣，我的鋼琴老師便由胡國美改成了陸洪恩。當時他在上海藝術劇團的小型樂團裏當鋼琴伴奏，有時也給咖啡館彈琴。我在他的指點下，學琴進步很快，興趣極濃，居然每天可以一連練上三小時而不感到疲倦。他規定我每天必須首先練音階20-30分鍾，要求掌握正確的手指觸鍵姿勢，然後要有力度，最後才要求由慢到快的速度。音階之後，就是練《車爾尼》，再逐步加練巴哈的二部創意曲、三部創意曲。隻有在練好了以上這些練習曲之後，他才讓我練奏鳴曲和一些比較抒情的曲子。這段時間，我非常開心，因為，我開始從彈小奏鳴曲（Sonatina）進到了彈奏鳴曲（Sonata）的階段了。這些曲子，即使後來三十年沒有機會摸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第一次買了自己的鋼琴後，居然還可以比較熟練地彈出來，實在不能不說是他對我嚴格要求的結果。他每周給我上課一次，但常要花費近兩個小時。他覺得我練琴很投入，很用功，也還有點悟性，就開始給我加了幾首piece，讓我不至於感到練得太枯燥。他給我買了一本厚厚的“Masterpieces”，選給我練的第一首piece 是Chas. D. Blake的“Waves of the Ocean”，樂曲氣勢磅礴，令人陶醉於海洋的滾滾波濤中；第二首是Gustav Lange的“Flower Song”，非常輕快柔美。這個階段，我也開始聽古典音樂和鋼琴曲，我尤其喜歡肖邦的作品。每次上完琴課，我都要請求他彈一首肖邦的波蘭舞曲（Polonaise）或夜曲(Nocturne)，我最喜歡聽他彈Polonaise in A Flat (Open 83“Heroic”)和Nocturne in B（Open 62，No.1），他總能答應我的請求，信手彈來，波蘭舞曲的奮勇激昂和夜曲的恬淡柔情，總使我無限陶醉，給了我一種美的享受，我夢想著有一天自己也能彈奏這樣的曲子。陸洪恩常常鼓勵我說：“你好好練，將來一樣也可以彈好這些曲子的！”
1949年，我初中畢業在即，陸洪恩鼓勵我說：“如果你準備考音專，初中畢業就去考，我幫你準備，你還是很有希望的。”我當時真的很想去讀音專，而且在他的指導下開始練習應試曲目。但是，我家沒有鋼琴，當時父親在上海靜安佛學院教書，我平時購買琴譜，他都會感到太昂貴，他說：“這是有錢人家學的東西，咱們哪裏學得起呀？！”這年，暑假還沒開始，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先在上海招生了，那裏的藝術方麵各組強調天才教育、隻收小學畢業或更小的孩子，隻有其新聞組招收初中畢業生，而且包括有四名甲等獎學金，我就去試試看，結果居然被錄取，得到了獎學金，連住宿和飯費也可全免，從此，我放棄了投考音專的念頭，走上了另一條人生之路，由於學校路遠、連繼續學鋼琴的可能都沒有了。陸洪恩對此深表惋惜，然而當時他自己的工作也沒有保障，實在是愛莫能助。但是，他為我教授鋼琴的這段日子卻成為我永遠的美好回憶。
陸洪恩的身世和專業成就
陸洪恩的父親是在上海徐家匯土山灣的一所孤兒院長大的，十七歲時為一個天主教徒所收養。二十歲結婚，後來在一家德國建築公司任職員，生活尚稱小康；父母育有二子一女，陸洪恩上有兄姐各一，他最小，因而頗為受寵。他們全家都是天主教徒，他的母親最為虔誠，而且性情溫和善良，是鄰裏間有名的大好人、大善人。
1932年，陸洪恩就讀於法國人辦的徐匯中學，這是一所教會學校。他很聰明，學什麽都很快，就是不肯用功學法語，因為他很討厭背記繁瑣的語法變化。然而洪恩玩足球和籃球卻特別出色，對於音樂課更是情有獨鍾。後來他父親給他買了鋼琴，他更加迷戀於音樂，1937年考取了上海音專的鍵盤係，專攻鋼琴演奏。但是，他還沒有畢業，父親就去世了。1941年，他從上海音專畢業，這正是日寇占領時期，民不聊生，畢業就是失業，他也不例外。
.這時，正巧費穆先生創辦的上海藝術劇團在排練《楊貴妃》，需要一個小型樂團演奏，費穆便邀請上海灘上著名的音樂家黃貽鈞主持這個樂團。黃貽鈞在考慮人選時，第一個就想到了剛從音專畢業的陸洪恩，便熱情地請他到樂團來擔任鋼琴演奏員。從這一年開始，陸洪恩和黃貽鈞結下了終身的友誼。
陸洪恩多才多藝，在樂團裏幹得非常出色。費穆很喜歡這個博學勤奮的青年，有一次甚至將改編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的任務也交給了他。陸洪恩雖然沒有學過話劇，但他兢兢業業，開了一個多月的‘夜車’，居然將《罪與罰》的劇本寫成了，不久即搬上了舞台，公演時受到了好評。
抗戰勝利不久，費穆先生的劇團解散。陸洪恩經中共地下黨員李之華的介紹，到《時事新報》當了記者。他才思敏捷，寫了許多介紹和評點交響音樂的文章，同時還編了一本《中學生音樂教材》，在中學生中傳播交響樂的知識。由於反動當局的迫害，不久，李之華跑到了香港，陸洪恩也被迫從報社裏退了出來。
1949年5月，上海郊區響起了隆隆炮聲，李之華從香港托人帶口信給陸洪恩，勸他留下來。李之華讓人告訴他：‘天快亮了，上海會有自己的交響樂團的！’不到一個月，上海解放了。在上海市文聯的一次座談會上，陳毅市長接見了黃貽鈞。他親切地握著黃貽鈞的手，聲如洪鍾：‘交響樂是個好東西。上海有個工部局交響樂團，交響樂團不能解散，要改造、要發展！’黃貽鈞極為感動，隨即將這一喜訊告訴了自己的好友陸洪恩。1950年1月，在黃貽鈞的幫助下，陸洪恩進入了上海交響樂團，步入了人生的輝煌期。
在上海交響樂團，陸洪恩充分施展了自己的藝術才能。開始他擔任的是定音鼓演奏員。1954年，黃貽鈞和陸洪恩分別被任命為上海交響樂隊正副隊長和正副指揮，上海市市長陳毅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親自向他們頒發了任命書。這時他才36歲。
1956年，建國後的首次全國音樂周在北京舉行，陸洪恩率上海交響樂團赴京演出，陳毅元帥和周總理建議上海交響樂團為各國使節作一次專場演出。有人記載當時的盛況說：“陸洪恩身穿燕尾服，手提指揮棒，在金碧輝煌的大廳裏熱
情洋溢地指揮自己的樂團，為各國使節做了精彩的表演。當他的指揮棒在空中劃了一個瀟灑的圓點、結束最後的演出時，全場報以雷鳴般的掌聲，他轉身向各國朋友致意，他熱淚盈眶，心中充滿著一個中國人的自豪！”
此後的幾年中，他曾為招待蘇加諾總統等各國首腦人物演出，還與捷克、波蘭等音樂家代表團聯合演出，與蘇聯專家的合作演出尤其頻繁，因此也特別忙碌，然而，這幾年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樂的時候。1956年10月11日，他在給我父母的信中說：“……回滬以後，忙於工作，昨天剛搞完招待蘇加諾總統的演奏任務，很榮幸，這位反殖民主義傑出戰士還和我握了手。從反殖民主義的立場來說，咱們倒是誌同道合的，就拿孫中山先生的學說來講：‘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弱小民族共同奮鬥’這麽句詞兒，今天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完全能夠實現中山先生的遺言，而且由於解放七年來黨的努力，我們國家已經成為亞洲的盟主了。……” 可見，當時他對新中國、對共產黨的尊崇和敬愛是由衷的。
由於黃貽鈞經常出國，陸洪恩就成了常務副團長，主持樂團的日常工作，操勞忙碌，頗乏創作的機會。然而他還是決心要為迎接建國十周年作一部管弦樂作品。他的兒子陸於為在《我記憶中的父親》一文中有這樣的記載：
“國慶十周年前夕，父親一直在家裏埋頭創作管弦樂《年年歡》。為使作品更好地體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歌頌社會主義祖國，那些日子父親每天翻閱樂譜，苦思冥想，簡直到了如癡如醉的地步。記得有一個星期天，全家聚在一起高高興興地吃飯。父親很愛喝酒，這時，隻見父親舉著高腳酒杯，津津有味地品嚐著我剛給他拷來的七寶大曲，並用筷子夾起菜剛要往嘴裏送，忽然，筷子在半空中停住了，他竟把筷子當作指揮棒揮動起來。也許他一下子來了什麽靈感吧，竟越來越起勁，並不時用手把一撮頭發摔到腦後。到了樂曲高潮時，居然流下了眼淚……。”
“那些天，父親睡覺也不安份，半夜裏會突然猛醒過來，跑到鋼琴旁，叮叮咚咚地敲響琴鍵，然後若有所思地在琴譜上記著什麽。有一天深夜，激昂的琴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我光著腳丫子跑出臥室，上前摟著父親，鼓著小嘴說：‘爸爸，這麽晚了，你怎麽還不睡？’父親撫摸著我的頭說：‘好了，快好了，再添上個音符就好去睡了。’說完，他又伏案寫東西去了。”
“清晨起來，我隻看見煙缸裏堆滿了煙頭，地上滿是鉛筆屑，桌上幾支斷了頭的中華鉛筆堆在一起，一支紅藍鉛筆斜擱在未完成的管弦樂譜上。父親坐在沙發上正喝著濃茶，嘴裏吐著煙圈圈，抬頭望著天花板出神，他還沉浸在夢幻中。父親兩眼紅腫，眼眶裏布滿了血絲。我心疼地說：‘爸爸，你昨晚又通宵開夜車了，不睡覺，會把身子搞壞的。’父親慈祥地望著我說：‘我熱愛音樂，少睡幾個晚上沒關係。’還說：‘再開上個夜車就完成了！’…….。”
經過近一個月的努力，大型管弦樂《年年歡》終於創作成功。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日，陸洪恩指揮上海交響樂團演奏了這部樂曲，電台實況轉播了《年年歡》，那歡快明朗的旋律在上海上空回蕩，把一個知識分子對祖國的赤誠之心袒露在千千萬萬人民麵前。他的指揮藝術和他的音樂作品令當年上海的許多交響樂愛好者久久不能忘懷，人們不會忘記他曾經給大家帶來的美好的藝術享受。他的生命雖然短暫，成就卻是卓著的。
性格往往決定命運
西諺曰：“一個人的性格往往決定一個人的命運。”這是很有道理的。陸洪恩純篤敦厚，胸無城府，心地善良，詼諧幽默；他生活隨便，喜歡美食，愛喝酒抽煙，愛逰山玩水。總之，他熱愛生活中一切美好的東西：好書，好畫，好景，好音樂．．．．．。他性格直爽開朗，從不隱諱自己的真實觀點，有啥就說啥，加之他才思敏捷，常常計上心來，便脫口而出，不懂得韜略和避諱。豈知，這樣的性格在那樣的年代，是注定會帶來殺身之禍的。
早在五十年代初，陸洪恩和黃貽鈞都參加電影《武訓傳》的配音工作，當時以黃為主。1951年，全國批判《武訓傳》，黃大受批判，為此，陸感到十分懊惱和不平，他寫了一首打油詩送給黃貽鈞：
“弟本姓武，小名曰訓。已一百年，骨肉無存。忽有導演，動我腦筋。
搞七念三，拍成電影。還有壽頭，是黃貽鈞。嘰哩咕嚕，替我配音。
弄到結果，大出毛病。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全國轟動，罵我山門。
我在陰曹，也受批判。活鬼闖禍，帶累死人。下次創作，千萬小心。
文藝方向，為工農兵。如再弄錯，勿講情麵。罰入地獄，九十八層。
當牛做馬，永不超生。”（作者注：該詩宜用上海話念！）
這首詩後來被上綱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
1957年反右整風直至1963年間，黃貽鈞和陸洪恩都主張“指揮負責製”和“演奏員要忠實於樂譜的每一個音符”，他們都要為爭取在十年後（1972）參加“布拉格之春音樂會”而努力奮鬥。陸洪恩更提出：“樂團每天5小時業務活動時間全部由指揮來支配安排，實行指揮負責製！”他還說：“給我人權和財權，我一定能搞好交響樂團。”當時，黃貽鈞常常有意識地借故讓樂團停止一些會議活動，不開會，所以避免了該團任何人被打成“右派”！但是，陸洪恩的這些觀點，後來也都被認為是“瘋狂排斥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
1962年，陸洪恩在樂團學習討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直率地說：“是貝多芬麵向工農兵，還是工農兵麵向貝多芬呢？我看應當是工農兵麵向貝多芬。工農兵應該提高自己的文化藝術修養，逐步熟悉交響音樂。”他在給我的一些談音樂的信件中也是這樣主張的。這在後來被加罪為“刻骨仇恨工農兵”。
以上這些言論是有案在錄的，“文革”中，他又不懂得用“假話”來保護自己，還是“有啥就說啥”，當然就會大禍臨頭了。
“陸洪恩反革命事件”真相
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姚文元先後發表了《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及《評“三家村”》的文章，氣勢洶洶，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可是陸洪恩缺乏政治嗅覺，他把姚文元的文章隻看作為個人的一己之見。他在上海交響樂團大、中、低音提琴小組學習討論會上說：“我沒有看過海瑞的戲，也沒有讀過姚文元的文章。黨中央並沒有肯定戲是毒草，既然黨號召我們討論海瑞，我就要發言。關於海瑞，曆史上確有其人，他退田減徭役、治吳淞江，這些都是事實，他被罷官時有幾十萬老百姓去送他，這也是事實。人民歡迎他，因為他對人民有利。這才是馬列主義。無產階級總不能否定曆史吧？！把嶽飛、文天祥等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還有什麽曆史文化遺產呢？！”在次日的小組會上他覺得意猶未盡，繼續說：“《評‘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開的火，黨中央並沒有下結論；難道姚文元說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們就肯定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們到底是聽姚文元，還是聽毛主席、黨中央呢？當初鄧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難道毛主席、黨中央就不知道？為什麽要到現在才來反對才來批判？到底是毒草還是什麽？不能亂扣帽子！”
5月28日星期六，樂團繼續學習討論《評“三家村”》，陸洪恩的家當時就住在樂團的宿舍裏，妻子和兒子陸於為（當時讀初中三）都囑他不要再發言，他也點頭說：“我明白！”他想自己該說的都已經說過，就不再發言了。豈知，這天的討論會上來了一些陌生人，而且一開始便氣勢洶洶地批判陸洪恩是“修正主義”，這時，陸洪恩感到實在難以忍耐，一下子便站起來大聲說：“你們到底擺不擺事實，講不講道理？如果擺事實講道理，鄧拓就講對了。你們說我是修正主義，如果這也算修正主義，那我就喊‘修正主義萬歲!’”（看來在那種情況下，他的神經受到了刺激，處於特別緊張、特別激動的狀態，他的精神分裂症在外界的刺激下完全失控了。團裏熟悉他情況的人都知道他有病，不能過於激動，一激動就會出毛病。大家都為他捏一把汗！但已經來不及了。） 後來，他又喊了一聲“修正主義萬歲！”當時人們被他的驚人舉動嚇呆了，整個會場一片寂靜……。突然，有人大喊一聲：“陸洪恩……反革命！”接著又有人喊“對！反革命！”於是就有一些人七手八腳，一擁而上，將陸洪恩扭送到公安局、關進了上海第一看守所。這就是當年轟動整個上海文化界的“陸洪恩‘反革命’事件”。團裏好多人都知道他為人正直，心直口快，都認為大約過上十天八天他就會被放出來，沒想到他卻從此走上了不歸路！
受盡折磨，慷慨赴死
1968年4月，上海掀起了“炮打張春橋”的浪潮。也不知哪裏來的一股風，紅衛兵們竟把“打倒張春橋！”的大字報貼滿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張春橋驚怒之餘決心揪出幾個“幕後的老家夥”來殺一儆百。一時沒找到“活老虎”，便想找“死老虎”，他從當時“公檢法造反派”報送上來的名單上看到了陸洪恩的名字。據公安局的一位離休幹部回憶：當時有人曾提出，陸洪恩關在監獄裏近兩年了，恐怕與“炮打張春橋”的事聯係不上。 張春橋卻說:“怎麽會聯係不上？社會上的那根黑線又黑又粗，根子就在那些死不改悔的老家夥身上！陸洪恩這樣罪大惡極的人還關在監獄裏浪費人民的糧食，你們的屁股坐到誰的板凳上去了？！殺陸洪恩，就是殺一儆百！”於是，陸洪恩就在上海“炮打張春橋”的浪潮中成了替罪羊！陸洪恩也就成了“文革”中在上海第一個被處決的高級知識分子。
陸洪恩被關押後，曾多次被拉出去“陪鬥”，在批鬥音樂家賀綠汀時，他被拉去“陪鬥”，要他批判賀，而陸卻說，賀綠汀是愛國愛黨的音樂泰鬥，他的《遊擊隊之歌》鼓舞了民眾奮起抗日；還有另外多次“陪鬥”，他都不屈服。為此，他遭到的酷刑格外嚴厲和狠毒。進入監獄後，他一直服用的鎮靜劑被停用，當然也不給煙抽。經過如此這般的折磨，他常常發燒，乃至說胡話，到後來，竟至看到紅色的東西就要發火，當時到處都是紅色，而他對紅色的反感也更加重了他的“反革命罪行”。但是，據當時與他一起的難友說，在多數情況下，陸洪恩的頭腦還是十分清醒的。
劉文忠先生曾與陸洪恩在獄中日夜相處了近兩年時間，1979年他被平反出獄後，於2004年在所著的《風雨人生路》一書中曾以專門的章節描述了陸洪恩在獄中的表現...
現在不是正在評選什麽“雙百人物”嗎？某幾個部門，正在通過他們掌握的宣傳係統和組織係統，層層布置，欽定一批所謂“感動中國”的人選，然而把它說成是民意所歸。但是，真正感動中國的人決不是禦批欽定的，而必須是人民發自內心由衷崇敬的；他們的事跡當能驚天地、泣鬼神，他們的精神定會千秋萬代永遠活在民間、活在人民的心裏的！而林昭、陸洪恩、張誌新、遇羅克等人才是當之無愧、真該名列榜首的！
現在將這篇紀念陸洪恩的長文，略作刪節後分幾次轉貼在這裏，供朋友們分享。
追念“文革”中被害的指揮家陸洪恩
今年農曆四月初一是指揮家陸洪恩先生的九十冥壽，而陽曆四月二十七日，則又是他被害四十一周年的忌日。我深深地懷念他，一直想要寫一篇紀念文章。正如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中所說的：“這並非為了別的，隻因為……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 回憶六十多年前，我和我的家人從開始與陸洪恩相識、相交到相知，無數往事時時湧上心頭，無法忘卻；由此而來的種種悲憤更是無法排遣。如今隻有敘述我對他的追憶，讓世人對他有更多更深的了解，以告慰故人，並借以略微撫平我心中的哀傷。
我和我的家人與陸洪恩的相識
陸洪恩是我的表姐夫，也是我的鋼琴老師。他的妻子胡國美是我的表姐，胡國美的母親是我母親的三姐。我們一家與三姨媽胡家當年都住在上海常德路恒德裏內。1944年，我隨父母由蘇州遷居上海，與表兄弟姐妹間的聯係頻繁起來。胡國美當時已經從上海國立音專鍵盤係畢業，我每天放學後在胡家練琴，胡國美成了我到上海後的第一位鋼琴老師。
後來，胡國美和陸洪恩交了朋友並且喜結良緣，我的鋼琴老師便由胡國美改成了陸洪恩。當時他在上海藝術劇團的小型樂團裏當鋼琴伴奏，有時也給咖啡館彈琴。我在他的指點下，學琴進步很快，興趣極濃，居然每天可以一連練上三小時而不感到疲倦。他規定我每天必須首先練音階20-30分鍾，要求掌握正確的手指觸鍵姿勢，然後要有力度，最後才要求由慢到快的速度。音階之後，就是練《車爾尼》，再逐步加練巴哈的二部創意曲、三部創意曲。隻有在練好了以上這些練習曲之後，他才讓我練奏鳴曲和一些比較抒情的曲子。這段時間，我非常開心，因為，我開始從彈小奏鳴曲（Sonatina）進到了彈奏鳴曲（Sonata）的階段了。這些曲子，即使後來三十年沒有機會摸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第一次買了自己的鋼琴後，居然還可以比較熟練地彈出來，實在不能不說是他對我嚴格要求的結果。他每周給我上課一次，但常要花費近兩個小時。他覺得我練琴很投入，很用功，也還有點悟性，就開始給我加了幾首piece，讓我不至於感到練得太枯燥。他給我買了一本厚厚的“Masterpieces”，選給我練的第一首piece 是Chas. D. Blake的“Waves of the Ocean”，樂曲氣勢磅礴，令人陶醉於海洋的滾滾波濤中；第二首是Gustav Lange的“Flower Song”，非常輕快柔美。這個階段，我也開始聽古典音樂和鋼琴曲，我尤其喜歡肖邦的作品。每次上完琴課，我都要請求他彈一首肖邦的波蘭舞曲（Polonaise）或夜曲(Nocturne)，我最喜歡聽他彈Polonaise in A Flat (Open 83“Heroic”)和Nocturne in B（Open 62，No.1），他總能答應我的請求，信手彈來，波蘭舞曲的奮勇激昂和夜曲的恬淡柔情，總使我無限陶醉，給了我一種美的享受，我夢想著有一天自己也能彈奏這樣的曲子。陸洪恩常常鼓勵我說：“你好好練，將來一樣也可以彈好這些曲子的！”
1949年，我初中畢業在即，陸洪恩鼓勵我說：“如果你準備考音專，初中畢業就去考，我幫你準備，你還是很有希望的。”我當時真的很想去讀音專，而且在他的指導下開始練習應試曲目。但是，我家沒有鋼琴，當時父親在上海靜安佛學院教書，我平時購買琴譜，他都會感到太昂貴，他說：“這是有錢人家學的東西，咱們哪裏學得起呀？！”這年，暑假還沒開始，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先在上海招生了，那裏的藝術方麵各組強調天才教育、隻收小學畢業或更小的孩子，隻有其新聞組招收初中畢業生，而且包括有四名甲等獎學金，我就去試試看，結果居然被錄取，得到了獎學金，連住宿和飯費也可全免，從此，我放棄了投考音專的念頭，走上了另一條人生之路，由於學校路遠、連繼續學鋼琴的可能都沒有了。陸洪恩對此深表惋惜，然而當時他自己的工作也沒有保障，實在是愛莫能助。但是，他為我教授鋼琴的這段日子卻成為我永遠的美好回憶。
陸洪恩的身世和專業成就
陸洪恩的父親是在上海徐家匯土山灣的一所孤兒院長大的，十七歲時為一個天主教徒所收養。二十歲結婚，後來在一家德國建築公司任職員，生活尚稱小康；父母育有二子一女，陸洪恩上有兄姐各一，他最小，因而頗為受寵。他們全家都是天主教徒，他的母親最為虔誠，而且性情溫和善良，是鄰裏間有名的大好人、大善人。
1932年，陸洪恩就讀於法國人辦的徐匯中學，這是一所教會學校。他很聰明，學什麽都很快，就是不肯用功學法語，因為他很討厭背記繁瑣的語法變化。然而洪恩玩足球和籃球卻特別出色，對於音樂課更是情有獨鍾。後來他父親給他買了鋼琴，他更加迷戀於音樂，1937年考取了上海音專的鍵盤係，專攻鋼琴演奏。但是，他還沒有畢業，父親就去世了。1941年，他從上海音專畢業，這正是日寇占領時期，民不聊生，畢業就是失業，他也不例外。
.這時，正巧費穆先生創辦的上海藝術劇團在排練《楊貴妃》，需要一個小型樂團演奏，費穆便邀請上海灘上著名的音樂家黃貽鈞主持這個樂團。黃貽鈞在考慮人選時，第一個就想到了剛從音專畢業的陸洪恩，便熱情地請他到樂團來擔任鋼琴演奏員。從這一年開始，陸洪恩和黃貽鈞結下了終身的友誼。
陸洪恩多才多藝，在樂團裏幹得非常出色。費穆很喜歡這個博學勤奮的青年，有一次甚至將改編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的任務也交給了他。陸洪恩雖然沒有學過話劇，但他兢兢業業，開了一個多月的‘夜車’，居然將《罪與罰》的劇本寫成了，不久即搬上了舞台，公演時受到了好評。
抗戰勝利不久，費穆先生的劇團解散。陸洪恩經中共地下黨員李之華的介紹，到《時事新報》當了記者。他才思敏捷，寫了許多介紹和評點交響音樂的文章，同時還編了一本《中學生音樂教材》，在中學生中傳播交響樂的知識。由於反動當局的迫害，不久，李之華跑到了香港，陸洪恩也被迫從報社裏退了出來。
1949年5月，上海郊區響起了隆隆炮聲，李之華從香港托人帶口信給陸洪恩，勸他留下來。李之華讓人告訴他：‘天快亮了，上海會有自己的交響樂團的！’不到一個月，上海解放了。在上海市文聯的一次座談會上，陳毅市長接見了黃貽鈞。他親切地握著黃貽鈞的手，聲如洪鍾：‘交響樂是個好東西。上海有個工部局交響樂團，交響樂團不能解散，要改造、要發展！’黃貽鈞極為感動，隨即將這一喜訊告訴了自己的好友陸洪恩。1950年1月，在黃貽鈞的幫助下，陸洪恩進入了上海交響樂團，步入了人生的輝煌期。
在上海交響樂團，陸洪恩充分施展了自己的藝術才能。開始他擔任的是定音鼓演奏員。1954年，黃貽鈞和陸洪恩分別被任命為上海交響樂隊正副隊長和正副指揮，上海市市長陳毅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親自向他們頒發了任命書。這時他才36歲。
1956年，建國後的首次全國音樂周在北京舉行，陸洪恩率上海交響樂團赴京演出，陳毅元帥和周總理建議上海交響樂團為各國使節作一次專場演出。有人記載當時的盛況說：“陸洪恩身穿燕尾服，手提指揮棒，在金碧輝煌的大廳裏熱
情洋溢地指揮自己的樂團，為各國使節做了精彩的表演。當他的指揮棒在空中劃了一個瀟灑的圓點、結束最後的演出時，全場報以雷鳴般的掌聲，他轉身向各國朋友致意，他熱淚盈眶，心中充滿著一個中國人的自豪！”
此後的幾年中，他曾為招待蘇加諾總統等各國首腦人物演出，還與捷克、波蘭等音樂家代表團聯合演出，與蘇聯專家的合作演出尤其頻繁，因此也特別忙碌，然而，這幾年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樂的時候。1956年10月11日，他在給我父母的信中說：“……回滬以後，忙於工作，昨天剛搞完招待蘇加諾總統的演奏任務，很榮幸，這位反殖民主義傑出戰士還和我握了手。從反殖民主義的立場來說，咱們倒是誌同道合的，就拿孫中山先生的學說來講：‘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弱小民族共同奮鬥’這麽句詞兒，今天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完全能夠實現中山先生的遺言，而且由於解放七年來黨的努力，我們國家已經成為亞洲的盟主了。……” 可見，當時他對新中國、對共產黨的尊崇和敬愛是由衷的。
由於黃貽鈞經常出國，陸洪恩就成了常務副團長，主持樂團的日常工作，操勞忙碌，頗乏創作的機會。然而他還是決心要為迎接建國十周年作一部管弦樂作品。他的兒子陸於為在《我記憶中的父親》一文中有這樣的記載：
“國慶十周年前夕，父親一直在家裏埋頭創作管弦樂《年年歡》。為使作品更好地體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歌頌社會主義祖國，那些日子父親每天翻閱樂譜，苦思冥想，簡直到了如癡如醉的地步。記得有一個星期天，全家聚在一起高高興興地吃飯。父親很愛喝酒，這時，隻見父親舉著高腳酒杯，津津有味地品嚐著我剛給他拷來的七寶大曲，並用筷子夾起菜剛要往嘴裏送，忽然，筷子在半空中停住了，他竟把筷子當作指揮棒揮動起來。也許他一下子來了什麽靈感吧，竟越來越起勁，並不時用手把一撮頭發摔到腦後。到了樂曲高潮時，居然流下了眼淚……。”
“那些天，父親睡覺也不安份，半夜裏會突然猛醒過來，跑到鋼琴旁，叮叮咚咚地敲響琴鍵，然後若有所思地在琴譜上記著什麽。有一天深夜，激昂的琴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我光著腳丫子跑出臥室，上前摟著父親，鼓著小嘴說：‘爸爸，這麽晚了，你怎麽還不睡？’父親撫摸著我的頭說：‘好了，快好了，再添上個音符就好去睡了。’說完，他又伏案寫東西去了。”
“清晨起來，我隻看見煙缸裏堆滿了煙頭，地上滿是鉛筆屑，桌上幾支斷了頭的中華鉛筆堆在一起，一支紅藍鉛筆斜擱在未完成的管弦樂譜上。父親坐在沙發上正喝著濃茶，嘴裏吐著煙圈圈，抬頭望著天花板出神，他還沉浸在夢幻中。父親兩眼紅腫，眼眶裏布滿了血絲。我心疼地說：‘爸爸，你昨晚又通宵開夜車了，不睡覺，會把身子搞壞的。’父親慈祥地望著我說：‘我熱愛音樂，少睡幾個晚上沒關係。’還說：‘再開上個夜車就完成了！’…….。”
經過近一個月的努力，大型管弦樂《年年歡》終於創作成功。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日，陸洪恩指揮上海交響樂團演奏了這部樂曲，電台實況轉播了《年年歡》，那歡快明朗的旋律在上海上空回蕩，把一個知識分子對祖國的赤誠之心袒露在千千萬萬人民麵前。他的指揮藝術和他的音樂作品令當年上海的許多交響樂愛好者久久不能忘懷，人們不會忘記他曾經給大家帶來的美好的藝術享受。他的生命雖然短暫，成就卻是卓著的。
性格往往決定命運
西諺曰：“一個人的性格往往決定一個人的命運。”這是很有道理的。陸洪恩純篤敦厚，胸無城府，心地善良，詼諧幽默；他生活隨便，喜歡美食，愛喝酒抽煙，愛逰山玩水。總之，他熱愛生活中一切美好的東西：好書，好畫，好景，好音樂．．．．．。他性格直爽開朗，從不隱諱自己的真實觀點，有啥就說啥，加之他才思敏捷，常常計上心來，便脫口而出，不懂得韜略和避諱。豈知，這樣的性格在那樣的年代，是注定會帶來殺身之禍的。
早在五十年代初，陸洪恩和黃貽鈞都參加電影《武訓傳》的配音工作，當時以黃為主。1951年，全國批判《武訓傳》，黃大受批判，為此，陸感到十分懊惱和不平，他寫了一首打油詩送給黃貽鈞：
“弟本姓武，小名曰訓。已一百年，骨肉無存。忽有導演，動我腦筋。
搞七念三，拍成電影。還有壽頭，是黃貽鈞。嘰哩咕嚕，替我配音。
弄到結果，大出毛病。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全國轟動，罵我山門。
我在陰曹，也受批判。活鬼闖禍，帶累死人。下次創作，千萬小心。
文藝方向，為工農兵。如再弄錯，勿講情麵。罰入地獄，九十八層。
當牛做馬，永不超生。”（作者注：該詩宜用上海話念！）
這首詩後來被上綱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
1957年反右整風直至1963年間，黃貽鈞和陸洪恩都主張“指揮負責製”和“演奏員要忠實於樂譜的每一個音符”，他們都要為爭取在十年後（1972）參加“布拉格之春音樂會”而努力奮鬥。陸洪恩更提出：“樂團每天5小時業務活動時間全部由指揮來支配安排，實行指揮負責製！”他還說：“給我人權和財權，我一定能搞好交響樂團。”當時，黃貽鈞常常有意識地借故讓樂團停止一些會議活動，不開會，所以避免了該團任何人被打成“右派”！但是，陸洪恩的這些觀點，後來也都被認為是“瘋狂排斥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
1962年，陸洪恩在樂團學習討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直率地說：“是貝多芬麵向工農兵，還是工農兵麵向貝多芬呢？我看應當是工農兵麵向貝多芬。工農兵應該提高自己的文化藝術修養，逐步熟悉交響音樂。”他在給我的一些談音樂的信件中也是這樣主張的。這在後來被加罪為“刻骨仇恨工農兵”。
以上這些言論是有案在錄的，“文革”中，他又不懂得用“假話”來保護自己，還是“有啥就說啥”，當然就會大禍臨頭了。
“陸洪恩反革命事件”真相
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姚文元先後發表了《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及《評“三家村”》的文章，氣勢洶洶，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可是陸洪恩缺乏政治嗅覺，他把姚文元的文章隻看作為個人的一己之見。他在上海交響樂團大、中、低音提琴小組學習討論會上說：“我沒有看過海瑞的戲，也沒有讀過姚文元的文章。黨中央並沒有肯定戲是毒草，既然黨號召我們討論海瑞，我就要發言。關於海瑞，曆史上確有其人，他退田減徭役、治吳淞江，這些都是事實，他被罷官時有幾十萬老百姓去送他，這也是事實。人民歡迎他，因為他對人民有利。這才是馬列主義。無產階級總不能否定曆史吧？！把嶽飛、文天祥等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還有什麽曆史文化遺產呢？！”在次日的小組會上他覺得意猶未盡，繼續說：“《評‘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開的火，黨中央並沒有下結論；難道姚文元說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們就肯定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們到底是聽姚文元，還是聽毛主席、黨中央呢？當初鄧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難道毛主席、黨中央就不知道？為什麽要到現在才來反對才來批判？到底是毒草還是什麽？不能亂扣帽子！”
5月28日星期六，樂團繼續學習討論《評“三家村”》，陸洪恩的家當時就住在樂團的宿舍裏，妻子和兒子陸於為（當時讀初中三）都囑他不要再發言，他也點頭說：“我明白！”他想自己該說的都已經說過，就不再發言了。豈知，這天的討論會上來了一些陌生人，而且一開始便氣勢洶洶地批判陸洪恩是“修正主義”，這時，陸洪恩感到實在難以忍耐，一下子便站起來大聲說：“你們到底擺不擺事實，講不講道理？如果擺事實講道理，鄧拓就講對了。你們說我是修正主義，如果這也算修正主義，那我就喊‘修正主義萬歲!’”（看來在那種情況下，他的神經受到了刺激，處於特別緊張、特別激動的狀態，他的精神分裂症在外界的刺激下完全失控了。團裏熟悉他情況的人都知道他有病，不能過於激動，一激動就會出毛病。大家都為他捏一把汗！但已經來不及了。） 後來，他又喊了一聲“修正主義萬歲！”當時人們被他的驚人舉動嚇呆了，整個會場一片寂靜……。突然，有人大喊一聲：“陸洪恩……反革命！”接著又有人喊“對！反革命！”於是就有一些人七手八腳，一擁而上，將陸洪恩扭送到公安局、關進了上海第一看守所。這就是當年轟動整個上海文化界的“陸洪恩‘反革命’事件”。團裏好多人都知道他為人正直，心直口快，都認為大約過上十天八天他就會被放出來，沒想到他卻從此走上了不歸路！
受盡折磨，慷慨赴死
1968年4月，上海掀起了“炮打張春橋”的浪潮。也不知哪裏來的一股風，紅衛兵們竟把“打倒張春橋！”的大字報貼滿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張春橋驚怒之餘決心揪出幾個“幕後的老家夥”來殺一儆百。一時沒找到“活老虎”，便想找“死老虎”，他從當時“公檢法造反派”報送上來的名單上看到了陸洪恩的名字。據公安局的一位離休幹部回憶：當時有人曾提出，陸洪恩關在監獄裏近兩年了，恐怕與“炮打張春橋”的事聯係不上。 張春橋卻說:“怎麽會聯係不上？社會上的那根黑線又黑又粗，根子就在那些死不改悔的老家夥身上！陸洪恩這樣罪大惡極的人還關在監獄裏浪費人民的糧食，你們的屁股坐到誰的板凳上去了？！殺陸洪恩，就是殺一儆百！”於是，陸洪恩就在上海“炮打張春橋”的浪潮中成了替罪羊！陸洪恩也就成了“文革”中在上海第一個被處決的高級知識分子。
陸洪恩被關押後，曾多次被拉出去“陪鬥”，在批鬥音樂家賀綠汀時，他被拉去“陪鬥”，要他批判賀，而陸卻說，賀綠汀是愛國愛黨的音樂泰鬥，他的《遊擊隊之歌》鼓舞了民眾奮起抗日；還有另外多次“陪鬥”，他都不屈服。為此，他遭到的酷刑格外嚴厲和狠毒。進入監獄後，他一直服用的鎮靜劑被停用，當然也不給煙抽。經過如此這般的折磨，他常常發燒，乃至說胡話，到後來，竟至看到紅色的東西就要發火，當時到處都是紅色，而他對紅色的反感也更加重了他的“反革命罪行”。但是，據當時與他一起的難友說，在多數情況下，陸洪恩的頭腦還是十分清醒的。
劉文忠先生曾與陸洪恩在獄中日夜相處了近兩年時間，1979年他被平反出獄後，於2004年在所著的《風雨人生路》一書中曾以專門的章節描述了陸洪恩在獄中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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