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意識到今天是八月十八日，時鍾一下把自己帶回到四十三年前“文化大革命”的歲月中。
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們都會記得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十八日，那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了幾十萬“紅衛兵”（號稱百萬），從而正式把那場曆時十年的浩劫從學校門內引向全社會。而我也“有幸”成為這一曆史事件的見證人。那年的八月初，大學及附中的“紅衛兵”們在我家所在的兩所大學院子裏把所謂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等都當做“牛鬼蛇神”抓去遊了街，到處抄家，一時間都是所謂“紅色恐怖”。我們班裏的許多同學一方麵對家長受到的“衝擊”不太理解，另一方麵對於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在過去的兩個月中發生的突如其來的巨大變化感到非常的震驚。為了弄清個究竟，我和同班的幾位要好的同學決定到“文化大革命”的發祥地北京看看。我們那裏與北京相距１２０公裏，大家一商量決定騎自行車去。要在平時家長們是不會同意的，但此時他們大多都自顧不暇了，所以我們不再需要他們的批準了。八月十二日的氣溫幾乎達到了４０度，我們商量後決定第二天晚上出發，大家先各自回家準備些錢和糧票。當天晚上的“聯播”節目中播出了“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和“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聽到這些消息大家更覺得我們進京的計劃是對的。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十三日傍晚，我們六七個同學就蹬著自行車上路了。剛上京津公路不久，就下起了暴雨，大家在暴雨中拚命地猛蹬，一個多小時後雨停了，我們也騎出了六十多裏路，到了楊村。大家想在路邊休息一下，可大批的蚊子蜂擁而至，隻好重新上路。因為我每年暑假都來北京祖父家玩所以對北京的路很熟，過了通縣後由我帶路。大約淩晨四五點時，我們進了建國門，串過了東長安街，終於到了天安門前。大家實在太累了，就倒在中山公園的紅牆外睡著了。睡了大約半個小時，被公園上早班的工作人員喚醒，說是一會兒上班的高峰就要到了，在這裏睡覺影響不好（當時大多數企業事業單位還在正常運轉）。於是我們繼續向西，幾分鍾後就到了中南海的正門新華門。大家懷著敬仰和好奇的心情想往裏看，無奈那巨大的影背牆擋住了我們的視線。許多年後當我第一次去華盛頓時，見到路人能夠透過鐵欄清楚地看到白宮裏人員的戶外活動時，還回想起第一次騎車路過新華門時的情景，不由得為中西文化的差異而深有感歎。我們又順著府右街再次從中南海的側門前騎過，雖然沒有看到什麽中央首長，但畢竟是圍著中南海繞了半圈了，大家心裏也感到挺滿足了。在西四的一家早點鋪香香地吃了一頓後，我們繼續向大學區進發。本來是要去北大的，但到了人大門口時，由於實在太累了，就進去了。我們被安排在一間教室中住下，大家把書包和濕衣服往由課桌搭成的大通鋪上一丟，就急不可待地跑去看大字報。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大學校園裏的孩子們，大字報早已不是什麽稀奇的東西了。但不同的是當時我們那裏院校的大字報除了一小部份是針對校黨委中在運動初期被拋出的“走資派”外，主要都是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而在北京的大字報有些卻好像是指向更高層的，看起來頗有新鮮感。
十五日晚人大負責接待外地學生的人員通知我們第二天有中央首長接見，要在早六點集合。十六日早上我們被汽車拉到工人體育場，那裏共有大約十萬名北京和外地的學生。上午九點多（也許十點多，記不太清了）中央領導們開始出現在主席台上，我們當時所在的看台離主席台很近，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個人的麵孔，有林彪，周恩來，劉少奇，還有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成員。首先由林彪講話，他剛剛用他那獨有的軟綿綿的長腔“同誌們，同學們”開了個頭，就不得不停了下來。因為這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中央領導第一次公開接見學生們，許多人出於宗教式的崇拜心理，非常渴望能親眼目睹一下首長的尊容，還有許多人幾輩子都沒有見過什麽大官，一定不能放過這千載難逢的開眼機會，於是有幾十人上了主席台的屋頂，然後爬在屋簷邊往下看。這時周恩來走到主席台的邊上，抬起頭和屋頂上的學生們講，這樣做太危險請他們馬上下去。但學生們不聽勸說，不肯離去。此時又有更多的學生陸續爬上了屋頂。周恩來和他身邊的人們商量之後隻好宣布由於會場秩序混亂，為了保障領導和同學們的安全，決定取消這次接見活動。這是中共建國後有如此眾多最高層領導人參加的公開活動中，唯一被迫中途取消的一次。此事從未見報，在眾多文革史料中也未被提及，自己“有幸”成為經曆了這一鮮為人知的曆史事件的見證人。
十六日下午回到人大後，我們決定搬到北大去，騎車不到半小時就到了，然後馬上在北大校園內看大字報。十七日晚上學校又通知說第二天有中央領導接見，晚十點集合。我們被大公共汽車拉到西單附近下車，然後又編隊向天安門進發。我們這批人被帶到金水橋的正前方偏東一點的地方停了下來，那裏距金水橋隻有三五十米，向天安門城樓望去，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大約在淩晨三四點鍾，我們的隊伍又被帶往東南方向幾百米外的地方，比起大多數人來還算離天安門城樓很近了。我們班一位姓李的同學那時正好去上廁所，所以和我們走差了，他又回到了原來的位置。後來聽他講，十八日淩晨五點多，毛澤東到了金水橋邊的紅衛兵中間，他隔著三五十米，看得很清楚，但擠不過去。回來也有此傳說，但是非我親眼所見，不知是否確切。又是十點鍾左右，中央領導人們陸續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在解放後第一次穿上了綠色軍裝，廣場上的學生們分辨不出他來，反到是一頭白發的劉少奇被學生們一眼認出了。於是廣場上的許多學生一起高呼“劉主席，我們想見毛主席！”可他們哪裏知道就在幾天前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已經受到了批判，而毛正在發動的這場文革即將致他於死地。大會正式開始後，又是林彪講話。這位被外界不為熟悉的國防部長再次在文革中以主要人物的身份出麵使我們都有些驚訝，因為我們還不知他已經被訂為副統帥了。就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第一次戴上了北京紅衛兵獻上的“紅袖章”，成為了紅衛兵們的紅司令，而震驚曆史的“紅衛兵運動”也從此迅速地席卷全國。
四十三年前我曾親身經曆了中國曆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而那個事件就是中國十年浩劫的“開幕式”。自己也曆盡了“土插隊”和“洋插隊”的磨難，好不容易在這塊新大陸上站穩腳跟，也過了知天命的年紀了。
前幾天大家討論過紅衛兵打死人的事情，幕前幕後的人可能都在這張照片裏吧？？？
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們都會記得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十八日，那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了幾十萬“紅衛兵”（號稱百萬），從而正式把那場曆時十年的浩劫從學校門內引向全社會。而我也“有幸”成為這一曆史事件的見證人。那年的八月初，大學及附中的“紅衛兵”們在我家所在的兩所大學院子裏把所謂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等都當做“牛鬼蛇神”抓去遊了街，到處抄家，一時間都是所謂“紅色恐怖”。我們班裏的許多同學一方麵對家長受到的“衝擊”不太理解，另一方麵對於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在過去的兩個月中發生的突如其來的巨大變化感到非常的震驚。為了弄清個究竟，我和同班的幾位要好的同學決定到“文化大革命”的發祥地北京看看。我們那裏與北京相距１２０公裏，大家一商量決定騎自行車去。要在平時家長們是不會同意的，但此時他們大多都自顧不暇了，所以我們不再需要他們的批準了。八月十二日的氣溫幾乎達到了４０度，我們商量後決定第二天晚上出發，大家先各自回家準備些錢和糧票。當天晚上的“聯播”節目中播出了“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和“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聽到這些消息大家更覺得我們進京的計劃是對的。
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十三日傍晚，我們六七個同學就蹬著自行車上路了。剛上京津公路不久，就下起了暴雨，大家在暴雨中拚命地猛蹬，一個多小時後雨停了，我們也騎出了六十多裏路，到了楊村。大家想在路邊休息一下，可大批的蚊子蜂擁而至，隻好重新上路。因為我每年暑假都來北京祖父家玩所以對北京的路很熟，過了通縣後由我帶路。大約淩晨四五點時，我們進了建國門，串過了東長安街，終於到了天安門前。大家實在太累了，就倒在中山公園的紅牆外睡著了。睡了大約半個小時，被公園上早班的工作人員喚醒，說是一會兒上班的高峰就要到了，在這裏睡覺影響不好（當時大多數企業事業單位還在正常運轉）。於是我們繼續向西，幾分鍾後就到了中南海的正門新華門。大家懷著敬仰和好奇的心情想往裏看，無奈那巨大的影背牆擋住了我們的視線。許多年後當我第一次去華盛頓時，見到路人能夠透過鐵欄清楚地看到白宮裏人員的戶外活動時，還回想起第一次騎車路過新華門時的情景，不由得為中西文化的差異而深有感歎。我們又順著府右街再次從中南海的側門前騎過，雖然沒有看到什麽中央首長，但畢竟是圍著中南海繞了半圈了，大家心裏也感到挺滿足了。在西四的一家早點鋪香香地吃了一頓後，我們繼續向大學區進發。本來是要去北大的，但到了人大門口時，由於實在太累了，就進去了。我們被安排在一間教室中住下，大家把書包和濕衣服往由課桌搭成的大通鋪上一丟，就急不可待地跑去看大字報。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大學校園裏的孩子們，大字報早已不是什麽稀奇的東西了。但不同的是當時我們那裏院校的大字報除了一小部份是針對校黨委中在運動初期被拋出的“走資派”外，主要都是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而在北京的大字報有些卻好像是指向更高層的，看起來頗有新鮮感。
十五日晚人大負責接待外地學生的人員通知我們第二天有中央首長接見，要在早六點集合。十六日早上我們被汽車拉到工人體育場，那裏共有大約十萬名北京和外地的學生。上午九點多（也許十點多，記不太清了）中央領導們開始出現在主席台上，我們當時所在的看台離主席台很近，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個人的麵孔，有林彪，周恩來，劉少奇，還有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成員。首先由林彪講話，他剛剛用他那獨有的軟綿綿的長腔“同誌們，同學們”開了個頭，就不得不停了下來。因為這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中央領導第一次公開接見學生們，許多人出於宗教式的崇拜心理，非常渴望能親眼目睹一下首長的尊容，還有許多人幾輩子都沒有見過什麽大官，一定不能放過這千載難逢的開眼機會，於是有幾十人上了主席台的屋頂，然後爬在屋簷邊往下看。這時周恩來走到主席台的邊上，抬起頭和屋頂上的學生們講，這樣做太危險請他們馬上下去。但學生們不聽勸說，不肯離去。此時又有更多的學生陸續爬上了屋頂。周恩來和他身邊的人們商量之後隻好宣布由於會場秩序混亂，為了保障領導和同學們的安全，決定取消這次接見活動。這是中共建國後有如此眾多最高層領導人參加的公開活動中，唯一被迫中途取消的一次。此事從未見報，在眾多文革史料中也未被提及，自己“有幸”成為經曆了這一鮮為人知的曆史事件的見證人。
十六日下午回到人大後，我們決定搬到北大去，騎車不到半小時就到了，然後馬上在北大校園內看大字報。十七日晚上學校又通知說第二天有中央領導接見，晚十點集合。我們被大公共汽車拉到西單附近下車，然後又編隊向天安門進發。我們這批人被帶到金水橋的正前方偏東一點的地方停了下來，那裏距金水橋隻有三五十米，向天安門城樓望去，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大約在淩晨三四點鍾，我們的隊伍又被帶往東南方向幾百米外的地方，比起大多數人來還算離天安門城樓很近了。我們班一位姓李的同學那時正好去上廁所，所以和我們走差了，他又回到了原來的位置。後來聽他講，十八日淩晨五點多，毛澤東到了金水橋邊的紅衛兵中間，他隔著三五十米，看得很清楚，但擠不過去。回來也有此傳說，但是非我親眼所見，不知是否確切。又是十點鍾左右，中央領導人們陸續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在解放後第一次穿上了綠色軍裝，廣場上的學生們分辨不出他來，反到是一頭白發的劉少奇被學生們一眼認出了。於是廣場上的許多學生一起高呼“劉主席，我們想見毛主席！”可他們哪裏知道就在幾天前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已經受到了批判，而毛正在發動的這場文革即將致他於死地。大會正式開始後，又是林彪講話。這位被外界不為熟悉的國防部長再次在文革中以主要人物的身份出麵使我們都有些驚訝，因為我們還不知他已經被訂為副統帥了。就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第一次戴上了北京紅衛兵獻上的“紅袖章”，成為了紅衛兵們的紅司令，而震驚曆史的“紅衛兵運動”也從此迅速地席卷全國。
四十三年前我曾親身經曆了中國曆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而那個事件就是中國十年浩劫的“開幕式”。自己也曆盡了“土插隊”和“洋插隊”的磨難，好不容易在這塊新大陸上站穩腳跟，也過了知天命的年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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