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段可能在此壇會有些共鳴，貼一下）
文革期間，原上海地下黨成員幾乎無一幸免被揪鬥關押之苦。原上海地下黨的幾位市委書記們，都在北京或地方上被揪查所謂叛徒問題，被“疑似叛徒們”領導的上海地下黨自然就成了“赤膊”黨組織。成員們文革前幾乎都已在大小領導崗位上，且因其中知識分子居多，有相當一部分工作在文教線上，正是文革的主要對象。於是差不多人人逃躲不了被關押揪查一遍叛徒問題和走資派問題。早有“嚴重右傾”帽子被捏在人家手裏的父親，在運動進行到揪鬥市委部委級幹部的第一時間內，就被拋了出來。記得那是在一個毛生日的夜晚，俺傻乎乎地參加組織了白天學校的慶祝活動後，父親晚上沒有回家，母親一夜未眠。父親這一被關押就是四年多未進過家門。
不久，我們一個樓裏十戶人家中，有兩戶家裏有了遇難亡者，含冤而去。一時真讓人感覺到了血雨腥風。其中一位是我一同學的母親，因被追究其地主出身，不堪忍受殘酷批鬥和羞辱；另一位是市統戰部部長陳同生。他在二十年代就已參加革命，是電影《東進序曲》中，隻身深入虎穴談判的新四軍挺進縱隊政治部主任黃秉光的人物原型。因資曆很老，聽說其行政級別特別高（好像是6級），高於上海主要市領導（8、9級）。但職務比同期參加革命者要低，多半是因為他早年在四川地下工作中被捕過。文革初期據說是在張春橋授意下迫害致死的，屍首上遍體鱗傷。
父母能熬過文革那些日子，靠了信念，更靠心中有相互支撐。母親原在自己單位為人行事很受人尊重，人緣很好，67年中還曾被結合進了革委會。但受父親牽連，在父親被關押後，被清除出革委會重新受審查。母親也有過軟弱的時候。俺平生唯一的一次見過母親流淚，是在被宣布清除出革委會，家裏存款凍結，隻發生活費的那天。母親把孩子們召集在一起告訴我們情況時，說出了上不能對老人盡孝、下不能保護子女的痛苦和擔憂。全家抱頭大哭一場的情景叫人刻骨銘心。
幾天後母親又堅強起來，了解到了父親有先見之明，曾在大姑母那裏留過不大的一筆錢。祖母和大姑母同住，有那錢作為貼補，衣食不會有憂。外祖父有點退休工資，且有將以前母親每月寄給的錢積蓄起來的習慣。居住鄉村生活費用又低，和外祖母倆人的生活也不會有大困難。母親心頭的憂慮稍解。母親預感到也會被關押，給姐們交過底。要我們相信他們曆史清白（沒有被捕過當然談不上叛變），也相信他們的堅強。他們經曆過49年前更險惡的年月，也一定能熬過眼前的困難。
弄堂裏有不少從三野部隊轉來的幹部在文革中沒受到衝擊。俺家卻被抄家兩次（父母單位各來一次），在弄堂裏是少有的（可能是唯一的）。全家上下都受到極大壓力。父母先被關押，後去幹校勞動。節假日回來還要被迫去向裏弄老太專政隊報到受監督。孩子們從根正苗紅一下子成了黑類。老哥和俺進出弄堂和走在家附近街上時，常會受到差不多同齡的小孩們欺負。無法吹出英雄氣概來，那時見到不懷好意逼近過來的幾個男或女，隻有一個念頭，逃，落荒而逃。黑幽默一下：俺日後在中學裏顯示出的中長跑能力，可能就是在那時練就的。那是俺經曆過的一段近乎孤兒，夜間時有惡夢纏繞的日子的開始。
父母不在身邊的日子裏，大姐二姐擔起了照顧弟妹的擔子。一起商量如何應對父母單位造反派的問訊。兩人曾一起被迫參加過市委造反派惡搞的“走資派子女批鬥走資派”大會（見過前市長曹狄秋的女兒受迫出來批判其父親）。俺那時常常在倆姐深夜還在商量議論的聲音中，憂心忡忡地入眠。家中一度曾存款被凍結，父母工資被扣，隻發給少量生活費。大姐為備家有不時之需（要置辦上山下鄉的必需物品），想存點錢，就讓家裏出現了數月隻有青菜鹹菜下飯的狀況。還變著法兒換味兒，有青菜蘸醋，青菜蘸辣糊，倒也吃得津津有味，不亦樂乎。可畢竟五人都在長身體階段，搞得人人營養不良。從小體弱多病的俺更是糟糕。一天早晨隨三姐去菜場排隊買青菜時，在人群中被擠得兩眼一黑，暈倒在菜市場。醒來時脖上好幾條由好心人給刮痧留下的紫褐色條紋，三姐和大姐兩人在旁邊垂淚。後來聽三姐說，她見俺暈過去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周圍人紛紛說：快，快回去叫大人。她邊哭邊往家跑，想著家裏哪有什麽大人？到家告訴大姐，大姐一下子就急哭了。兩人急忙趕回菜場，一路上大姐直歎，怎麽辦啊怎麽辦？幸好俺並沒有什麽大病，隻是較嚴重貧血，血紅蛋白低。
家庭問題迫使仨姐在68年10月至69年3月五個月內先後下鄉。二姐下市郊農場後拿到第一筆工資（每月18元），立即給家裏寄來十元。三姐比二姐晚一個月下外地農場，緊跟著也寄來十元。大姐收到後流淚長歎，立即去信叫她們切勿再寄，注意好自己的身體和營養。
三姐在二姐已定下農場後原有留城的機會，但覺得弟和妹還小，需要大姐在家照顧。毅然報名下鄉，想把留城機會給大姐。可三姐離城一個多月後，毛12.21指示發表了。大姐一聽廣播指示內容就苦笑著對俺說，姐也要下鄉去了，今後你們要靠自己照顧自己了。…去年回國時，讀了大姐收拾舊物時理出來的早年文革前所寫周記，裏麵有多篇講到小妹生病發燒。父母不在家，保姆不會看體溫計，難以判斷是否要去醫院。姐的課也上不安心，總是急急趕回。手足情深，溢於言表。想起來，姐說出要我們自己照顧自己時有多難受和無奈。…記憶中那真是個漆黑漫長的臨近冬至夜，沒有星亮，沒有月光…
大姐想去黑龍江軍墾農場，卻因所謂家庭問題，不夠去邊疆反修前線的資格。為了有伴和堂妹一起去了吉林農村插隊。二姐去農場數年後，被抽回上海外院成了工農兵學員。畢業後有家庭問題者不可能去外交線上工作。還有老哥的中學畢業分配，三姐的農場上調，俺想加入個什麽，都因家庭問題而困難重重。。。
父母不僅在外受關押批鬥，還要承受牽連子女的內疚，這種內疚往往更折磨人。這種父母的內疚和對兒女的深情，隻有自己為人母後才能體會其中一二。文革後，父母都曾兩次重新作結論。第一次重新作結論還在“兩個凡是”階段，帶了“錯誤地批評中央領導”的尾巴（文革時的結論是“犯有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嚴重錯誤”。其實也就是文革初期，他們覺得那鬥爭不正常，在懷疑江青借文革泄私憤報複時提到了毛，不見得真對毛有什麽認識）。第二次重新結論才去掉了尾巴。
重新結論後父母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要組織上聯係子女所在學校和單位，消除過去錯誤結論給子女帶來的負麵影響。那時俺已上了大學，得係領導召見，將從檔案中取出的俺為了加入組織而寫的厚厚的對父母問題的認識材料，交還給了俺。並告訴我，她讀了俺寫的東東，在所謂的批判中不失為人女的認真思考和對父母的感情，文中見人品，給她留下深刻印象。估計這成了俺後來在大三還是學生時，就被指派去兼80屆的輔導員，畢業後得以留校的部分原因。
幾年前，父母親的骨灰被安放在龍華烈士陵園後，我們拜讀了一下鄰近幾位逝者由家人寫的介紹。竟然有一半左右是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有好幾位是大廠的廠長或書記，逝離人世時的年齡都才四十多一點。原以為上海那時的“無情打擊”涉及麵的深和廣，沒有北京天子腳下那麽可怕，沒想到在工人運動的故鄉，工廠裏鬥爭竟如此慘烈。
那不堪回首的歲月，父兄輩有多少人曾“在生死線上受煎熬”。而我們經曆過了那一段，感受到了那在任何情況下都擋不住的父母愛及他們的言傳身教。看淡了榮辱（和所謂名利大事），懂得了珍惜（所擁有的和許多暖心小事），在心理承受力上更是（引伸一下虎教授在其文中引用過的話）：
有這碗酒墊底，什麽樣的酒咱們都能對付！
文革期間，原上海地下黨成員幾乎無一幸免被揪鬥關押之苦。原上海地下黨的幾位市委書記們，都在北京或地方上被揪查所謂叛徒問題，被“疑似叛徒們”領導的上海地下黨自然就成了“赤膊”黨組織。成員們文革前幾乎都已在大小領導崗位上，且因其中知識分子居多，有相當一部分工作在文教線上，正是文革的主要對象。於是差不多人人逃躲不了被關押揪查一遍叛徒問題和走資派問題。早有“嚴重右傾”帽子被捏在人家手裏的父親，在運動進行到揪鬥市委部委級幹部的第一時間內，就被拋了出來。記得那是在一個毛生日的夜晚，俺傻乎乎地參加組織了白天學校的慶祝活動後，父親晚上沒有回家，母親一夜未眠。父親這一被關押就是四年多未進過家門。
不久，我們一個樓裏十戶人家中，有兩戶家裏有了遇難亡者，含冤而去。一時真讓人感覺到了血雨腥風。其中一位是我一同學的母親，因被追究其地主出身，不堪忍受殘酷批鬥和羞辱；另一位是市統戰部部長陳同生。他在二十年代就已參加革命，是電影《東進序曲》中，隻身深入虎穴談判的新四軍挺進縱隊政治部主任黃秉光的人物原型。因資曆很老，聽說其行政級別特別高（好像是6級），高於上海主要市領導（8、9級）。但職務比同期參加革命者要低，多半是因為他早年在四川地下工作中被捕過。文革初期據說是在張春橋授意下迫害致死的，屍首上遍體鱗傷。
父母能熬過文革那些日子，靠了信念，更靠心中有相互支撐。母親原在自己單位為人行事很受人尊重，人緣很好，67年中還曾被結合進了革委會。但受父親牽連，在父親被關押後，被清除出革委會重新受審查。母親也有過軟弱的時候。俺平生唯一的一次見過母親流淚，是在被宣布清除出革委會，家裏存款凍結，隻發生活費的那天。母親把孩子們召集在一起告訴我們情況時，說出了上不能對老人盡孝、下不能保護子女的痛苦和擔憂。全家抱頭大哭一場的情景叫人刻骨銘心。
幾天後母親又堅強起來，了解到了父親有先見之明，曾在大姑母那裏留過不大的一筆錢。祖母和大姑母同住，有那錢作為貼補，衣食不會有憂。外祖父有點退休工資，且有將以前母親每月寄給的錢積蓄起來的習慣。居住鄉村生活費用又低，和外祖母倆人的生活也不會有大困難。母親心頭的憂慮稍解。母親預感到也會被關押，給姐們交過底。要我們相信他們曆史清白（沒有被捕過當然談不上叛變），也相信他們的堅強。他們經曆過49年前更險惡的年月，也一定能熬過眼前的困難。
弄堂裏有不少從三野部隊轉來的幹部在文革中沒受到衝擊。俺家卻被抄家兩次（父母單位各來一次），在弄堂裏是少有的（可能是唯一的）。全家上下都受到極大壓力。父母先被關押，後去幹校勞動。節假日回來還要被迫去向裏弄老太專政隊報到受監督。孩子們從根正苗紅一下子成了黑類。老哥和俺進出弄堂和走在家附近街上時，常會受到差不多同齡的小孩們欺負。無法吹出英雄氣概來，那時見到不懷好意逼近過來的幾個男或女，隻有一個念頭，逃，落荒而逃。黑幽默一下：俺日後在中學裏顯示出的中長跑能力，可能就是在那時練就的。那是俺經曆過的一段近乎孤兒，夜間時有惡夢纏繞的日子的開始。
父母不在身邊的日子裏，大姐二姐擔起了照顧弟妹的擔子。一起商量如何應對父母單位造反派的問訊。兩人曾一起被迫參加過市委造反派惡搞的“走資派子女批鬥走資派”大會（見過前市長曹狄秋的女兒受迫出來批判其父親）。俺那時常常在倆姐深夜還在商量議論的聲音中，憂心忡忡地入眠。家中一度曾存款被凍結，父母工資被扣，隻發給少量生活費。大姐為備家有不時之需（要置辦上山下鄉的必需物品），想存點錢，就讓家裏出現了數月隻有青菜鹹菜下飯的狀況。還變著法兒換味兒，有青菜蘸醋，青菜蘸辣糊，倒也吃得津津有味，不亦樂乎。可畢竟五人都在長身體階段，搞得人人營養不良。從小體弱多病的俺更是糟糕。一天早晨隨三姐去菜場排隊買青菜時，在人群中被擠得兩眼一黑，暈倒在菜市場。醒來時脖上好幾條由好心人給刮痧留下的紫褐色條紋，三姐和大姐兩人在旁邊垂淚。後來聽三姐說，她見俺暈過去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周圍人紛紛說：快，快回去叫大人。她邊哭邊往家跑，想著家裏哪有什麽大人？到家告訴大姐，大姐一下子就急哭了。兩人急忙趕回菜場，一路上大姐直歎，怎麽辦啊怎麽辦？幸好俺並沒有什麽大病，隻是較嚴重貧血，血紅蛋白低。
家庭問題迫使仨姐在68年10月至69年3月五個月內先後下鄉。二姐下市郊農場後拿到第一筆工資（每月18元），立即給家裏寄來十元。三姐比二姐晚一個月下外地農場，緊跟著也寄來十元。大姐收到後流淚長歎，立即去信叫她們切勿再寄，注意好自己的身體和營養。
三姐在二姐已定下農場後原有留城的機會，但覺得弟和妹還小，需要大姐在家照顧。毅然報名下鄉，想把留城機會給大姐。可三姐離城一個多月後，毛12.21指示發表了。大姐一聽廣播指示內容就苦笑著對俺說，姐也要下鄉去了，今後你們要靠自己照顧自己了。…去年回國時，讀了大姐收拾舊物時理出來的早年文革前所寫周記，裏麵有多篇講到小妹生病發燒。父母不在家，保姆不會看體溫計，難以判斷是否要去醫院。姐的課也上不安心，總是急急趕回。手足情深，溢於言表。想起來，姐說出要我們自己照顧自己時有多難受和無奈。…記憶中那真是個漆黑漫長的臨近冬至夜，沒有星亮，沒有月光…
大姐想去黑龍江軍墾農場，卻因所謂家庭問題，不夠去邊疆反修前線的資格。為了有伴和堂妹一起去了吉林農村插隊。二姐去農場數年後，被抽回上海外院成了工農兵學員。畢業後有家庭問題者不可能去外交線上工作。還有老哥的中學畢業分配，三姐的農場上調，俺想加入個什麽，都因家庭問題而困難重重。。。
父母不僅在外受關押批鬥，還要承受牽連子女的內疚，這種內疚往往更折磨人。這種父母的內疚和對兒女的深情，隻有自己為人母後才能體會其中一二。文革後，父母都曾兩次重新作結論。第一次重新作結論還在“兩個凡是”階段，帶了“錯誤地批評中央領導”的尾巴（文革時的結論是“犯有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嚴重錯誤”。其實也就是文革初期，他們覺得那鬥爭不正常，在懷疑江青借文革泄私憤報複時提到了毛，不見得真對毛有什麽認識）。第二次重新結論才去掉了尾巴。
重新結論後父母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要組織上聯係子女所在學校和單位，消除過去錯誤結論給子女帶來的負麵影響。那時俺已上了大學，得係領導召見，將從檔案中取出的俺為了加入組織而寫的厚厚的對父母問題的認識材料，交還給了俺。並告訴我，她讀了俺寫的東東，在所謂的批判中不失為人女的認真思考和對父母的感情，文中見人品，給她留下深刻印象。估計這成了俺後來在大三還是學生時，就被指派去兼80屆的輔導員，畢業後得以留校的部分原因。
幾年前，父母親的骨灰被安放在龍華烈士陵園後，我們拜讀了一下鄰近幾位逝者由家人寫的介紹。竟然有一半左右是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有好幾位是大廠的廠長或書記，逝離人世時的年齡都才四十多一點。原以為上海那時的“無情打擊”涉及麵的深和廣，沒有北京天子腳下那麽可怕，沒想到在工人運動的故鄉，工廠裏鬥爭竟如此慘烈。
那不堪回首的歲月，父兄輩有多少人曾“在生死線上受煎熬”。而我們經曆過了那一段，感受到了那在任何情況下都擋不住的父母愛及他們的言傳身教。看淡了榮辱（和所謂名利大事），懂得了珍惜（所擁有的和許多暖心小事），在心理承受力上更是（引伸一下虎教授在其文中引用過的話）：
有這碗酒墊底，什麽樣的酒咱們都能對付！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