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姑
文革開始後，1967年2月末的一天，是二月逆流後，我去看姑父，姑父特意拿出一張墓誌銘拓帖給我看，上麵說大姑是林楓，彭真的親密戰友...。那是在冀南烈士陵園裏我的大姑的墓碑上的題字。因著這個墓碑，她的墓早在前一年已經被刨開了。
我對大姑沒任何印象，我出生的那年她就死了。小時候常聽母親說，她半夜騎著馬回老家，跳牆頭進來看看奶奶，然後又跳牆頭走了。倒是我家存著她的大學畢業證書，畢業的yearbook, 和那些新青年, 及魯迅的進步雜誌，文革抄家風刮起時我媽都給燒了。
聽姑父的表嫂說，大姑總是騎著大馬，拿著雙槍，到鄉下去，回家就和婆婆睡在一個被窩，非常親。她的婆婆是個雇農，早早守寡，她的家是聯絡地點。王仁重常常落腳在那兒，一到農忙還幫助姑姑的婆婆耕地，王光華將軍到冀南時也是藏在他家。79年我陪二姑到原來教育部楊副部長家，他是我大姑的戰友對我說：“你的大姑可是了不起的人，非常能幹，可惜那麽早就犧牲了，要是活著一定可以做紡織部長。”那是因為她是北平工學院紡織係的畢業生。
我的大姑和我的父親是雙胞胎，1912年出生，1929年秋父親和大姑都考上了北平大學工學院，大姑學得是紡織。九一八事變後，他們都是熱血青年，積極投身於愛國救亡運動 積極參加了學生運動，父親參加了共產黨後也拉著大姑參加，但是她沒參加，她仍專注於學習，學成畢業後到日本去實習，學習參觀那裏的紡織業。回來後，他到山西太原紡織廠做了工程師。按黨史研究資料說1936年春，她赴北平尋找黨組織，1937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回到山西她和另一位好友也是共產黨員，建立了該廠的第一個黨組織（該廠的黨史資料中這樣寫的）。當時白區工作都是秘密聯絡，她後來屬於晉冀魯豫平漢省委管轄，和陶希晉，楊秀峰等聯係，都是在陶的夫人朱璉的診所接頭。（我當蒙古大夫時學的那本中醫大全就是朱蓮寫的）。
朱璉的診所
河北黨史是這樣寫大姑的：盧溝橋事變後，在石家莊加入抗敵後援會。9月赴深縣領導學生救亡運動。在隨平漢線省委行動中，與平漢線省委書記結成革命伴侶。1938年7月，奉命到冀南工作，8月被任命為南宮縣委書記，成為冀南區女縣委書記第一人。到任後大力發展黨員，加強黨組織建設，在大多數農村成立黨支部,使全縣黨員發展到2500餘人 。1938年11月，奉命發動群眾破壞邢（台）南（宮）路，組織群眾堅壁清野。開展反“掃蕩”運動。11月17日南宮失陷，又組織地方武裝配合八路軍對日偽軍作戰，取得了反“掃蕩”的勝利。1939年春，改名杜光，到北方局學習。學習結束後回到冀南任冀南區黨委婦委書記。
1942年9月，到冀南二地委報告工作，途徑馮召村時不幸被捕。敵人用槍托打、碳火烤，逼她說出槍支、文件和黨的領導人的下落，但她堅持說自己隻是一名小學教員，隻知道教書，別的什麽都不知道。敵人弄不清她的真實身份，便讓偽縣長出麵誘降、勸降，但均被她嚴厲拒絕，被敵人投入監獄關押。她身陷囹圄，心向黨組織。被捕8個月後，給冀南區黨委書記宋任窮寫信匯報獄中情況，向黨組織表示：決不辜負黨的培養，決不向敵人屈服。1943年底經黨組織多方營救才脫險出獄。
長期的艱苦生活和獄中折磨，使她患上了嚴重的貧血和心髒病。1945年11月16日，她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這裏麵漏掉的一段是從監獄出來後到她死以前她做了什麽。
她在幹什麽哪？挨整！她在太行山根據地的北方局黨校參加了搶救運動。因為她是地地道道的知識分子，又出身於一個牧師和工商資本家的家庭，又剛剛從監獄出來，當然是被整得重點對象。
當時，黨中央對北方局黨校的整風運動十分重視，校長由在延安的朱德同誌兼任，黨校的實際領導工作由北方局書記鄧小平負責，楊獻珍作為教務長負責組織領導日常的教學任務。
楊獻珍的文章是這樣寫的：正當北方局黨校的整風學習按照計劃正常、順利地進行時，在延安整風審幹中，出現的那場背離黨的整風精神，違背黨的幹部政策的“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風暴刮到了太行山，刮進了北方局黨校，。。。冀南後梯隊的審幹運動開始後，由於領導運動的負責人對幹部隊伍的情況做了完全錯誤的判斷，無根據地誇大了敵情，對審查對象采取了極不正當的逼供信手段，以致在短短一兩個月內，幾乎把後梯隊幾百名幹部都打成了特務，最後在你咬我、我咬你互相廝咬的情況下，。。。於是就使很多在北方局黨校學習的冀南幹部被打成了特務。
我大姑在監獄已經得了羊毛疔，身體非常虛弱，挨整後身體更糟，他要寫查三代的檢查，要說明情況，被當作特務挨審查。雖然平反了，他的身體已經弱到極點，加上懷了孕，貧血，心髒病，生下孩子就死了，孩子沒幾天也死了。
文革時，死了21年後，她的墓被刨了，不知誰對於她是特務的問題又開始了調查，我所以知道是因為我們有個學長叫秦小博，他爸爸是住坦讚尼亞的大使秦力真，當時因為保陳毅被整，於是秦小博也不讓畢業，留在我們班。他告訴馬家爸爸人家去找他爸爸調查我大姑，因為秦大使是當時參加營救我大姑的人之一， 當時他們是用了錢吧她贖出來的，因為她沒有暴露身份。
79年，姑父被平反以後，我看到姑父保存的一本袖珍小冊子，使用白布包的皮。是姑父的警衛員一筆一筆抄上去的， 為了轉移中好保存。裏麵包括大姑追悼會上所有人的講話，她在日本人監獄中給當時的根據地領導宋任窮的信，以及她的家信，還有在晉察冀黨校整風運動中她寫的挖三代的思想匯報，我出國以後寫信給二姑要這個小本。說實在的，這是一本可以放在曆史博物館的冊子。是抗戰時期，為了革命保存下來的黨的珍貴文件。
但是它對我來說更珍貴，我看了還真在某種程度上感謝這個整風呢。因為從她檢查中知道了我家的曆史。那份幾萬字的檢查如此的詳細，從她的祖父母開始到父母親，到兄弟姐妹的情況，到自己從小到大學念書及交往的同學朋友的情況，以及如何參加革命，以及工作，坐監獄的詳細情況。
文革以後她的墓又修好了，當我去掃墓時，覺得我終於實實在在地知道曾經的她了。雖然她讀完了大學， 當了共產黨的領導，把自己青春獻給了抗日戰爭，也在烈士陵園裏占了一塊很大的位置，但是她已經成為過去了，墓碑上還是把她和她的同樣在文革中被整得稀裏嘩啦的老戰友的名字連在一起。
我看著那些領導的名字，心裏不知道該為她的早逝難過，還是該為她的早逝慶幸。以她的曆史和個性（從那份小冊子裏讀出來的），在後來的政治漩渦中是不會有好果子吃的。
最後我覺得還是應該感謝上蒼這樣的安排。不然當她看自己的理想......
我對大姑沒任何印象，我出生的那年她就死了。小時候常聽母親說，她半夜騎著馬回老家，跳牆頭進來看看奶奶，然後又跳牆頭走了。倒是我家存著她的大學畢業證書，畢業的yearbook, 和那些新青年, 及魯迅的進步雜誌，文革抄家風刮起時我媽都給燒了。
聽姑父的表嫂說，大姑總是騎著大馬，拿著雙槍，到鄉下去，回家就和婆婆睡在一個被窩，非常親。她的婆婆是個雇農，早早守寡，她的家是聯絡地點。王仁重常常落腳在那兒，一到農忙還幫助姑姑的婆婆耕地，王光華將軍到冀南時也是藏在他家。79年我陪二姑到原來教育部楊副部長家，他是我大姑的戰友對我說：“你的大姑可是了不起的人，非常能幹，可惜那麽早就犧牲了，要是活著一定可以做紡織部長。”那是因為她是北平工學院紡織係的畢業生。
我的大姑和我的父親是雙胞胎，1912年出生，1929年秋父親和大姑都考上了北平大學工學院，大姑學得是紡織。九一八事變後，他們都是熱血青年，積極投身於愛國救亡運動 積極參加了學生運動，父親參加了共產黨後也拉著大姑參加，但是她沒參加，她仍專注於學習，學成畢業後到日本去實習，學習參觀那裏的紡織業。回來後，他到山西太原紡織廠做了工程師。按黨史研究資料說1936年春，她赴北平尋找黨組織，1937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回到山西她和另一位好友也是共產黨員，建立了該廠的第一個黨組織（該廠的黨史資料中這樣寫的）。當時白區工作都是秘密聯絡，她後來屬於晉冀魯豫平漢省委管轄，和陶希晉，楊秀峰等聯係，都是在陶的夫人朱璉的診所接頭。（我當蒙古大夫時學的那本中醫大全就是朱蓮寫的）。
朱璉的診所河北黨史是這樣寫大姑的：盧溝橋事變後，在石家莊加入抗敵後援會。9月赴深縣領導學生救亡運動。在隨平漢線省委行動中，與平漢線省委書記結成革命伴侶。1938年7月，奉命到冀南工作，8月被任命為南宮縣委書記，成為冀南區女縣委書記第一人。到任後大力發展黨員，加強黨組織建設，在大多數農村成立黨支部,使全縣黨員發展到2500餘人 。1938年11月，奉命發動群眾破壞邢（台）南（宮）路，組織群眾堅壁清野。開展反“掃蕩”運動。11月17日南宮失陷，又組織地方武裝配合八路軍對日偽軍作戰，取得了反“掃蕩”的勝利。1939年春，改名杜光，到北方局學習。學習結束後回到冀南任冀南區黨委婦委書記。
1942年9月，到冀南二地委報告工作，途徑馮召村時不幸被捕。敵人用槍托打、碳火烤，逼她說出槍支、文件和黨的領導人的下落，但她堅持說自己隻是一名小學教員，隻知道教書，別的什麽都不知道。敵人弄不清她的真實身份，便讓偽縣長出麵誘降、勸降，但均被她嚴厲拒絕，被敵人投入監獄關押。她身陷囹圄，心向黨組織。被捕8個月後，給冀南區黨委書記宋任窮寫信匯報獄中情況，向黨組織表示：決不辜負黨的培養，決不向敵人屈服。1943年底經黨組織多方營救才脫險出獄。
長期的艱苦生活和獄中折磨，使她患上了嚴重的貧血和心髒病。1945年11月16日，她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這裏麵漏掉的一段是從監獄出來後到她死以前她做了什麽。
她在幹什麽哪？挨整！她在太行山根據地的北方局黨校參加了搶救運動。因為她是地地道道的知識分子，又出身於一個牧師和工商資本家的家庭，又剛剛從監獄出來，當然是被整得重點對象。
當時，黨中央對北方局黨校的整風運動十分重視，校長由在延安的朱德同誌兼任，黨校的實際領導工作由北方局書記鄧小平負責，楊獻珍作為教務長負責組織領導日常的教學任務。
楊獻珍的文章是這樣寫的：正當北方局黨校的整風學習按照計劃正常、順利地進行時，在延安整風審幹中，出現的那場背離黨的整風精神，違背黨的幹部政策的“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風暴刮到了太行山，刮進了北方局黨校，。。。冀南後梯隊的審幹運動開始後，由於領導運動的負責人對幹部隊伍的情況做了完全錯誤的判斷，無根據地誇大了敵情，對審查對象采取了極不正當的逼供信手段，以致在短短一兩個月內，幾乎把後梯隊幾百名幹部都打成了特務，最後在你咬我、我咬你互相廝咬的情況下，。。。於是就使很多在北方局黨校學習的冀南幹部被打成了特務。
我大姑在監獄已經得了羊毛疔，身體非常虛弱，挨整後身體更糟，他要寫查三代的檢查，要說明情況，被當作特務挨審查。雖然平反了，他的身體已經弱到極點，加上懷了孕，貧血，心髒病，生下孩子就死了，孩子沒幾天也死了。
文革時，死了21年後，她的墓被刨了，不知誰對於她是特務的問題又開始了調查，我所以知道是因為我們有個學長叫秦小博，他爸爸是住坦讚尼亞的大使秦力真，當時因為保陳毅被整，於是秦小博也不讓畢業，留在我們班。他告訴馬家爸爸人家去找他爸爸調查我大姑，因為秦大使是當時參加營救我大姑的人之一， 當時他們是用了錢吧她贖出來的，因為她沒有暴露身份。
79年，姑父被平反以後，我看到姑父保存的一本袖珍小冊子，使用白布包的皮。是姑父的警衛員一筆一筆抄上去的， 為了轉移中好保存。裏麵包括大姑追悼會上所有人的講話，她在日本人監獄中給當時的根據地領導宋任窮的信，以及她的家信，還有在晉察冀黨校整風運動中她寫的挖三代的思想匯報，我出國以後寫信給二姑要這個小本。說實在的，這是一本可以放在曆史博物館的冊子。是抗戰時期，為了革命保存下來的黨的珍貴文件。
但是它對我來說更珍貴，我看了還真在某種程度上感謝這個整風呢。因為從她檢查中知道了我家的曆史。那份幾萬字的檢查如此的詳細，從她的祖父母開始到父母親，到兄弟姐妹的情況，到自己從小到大學念書及交往的同學朋友的情況，以及如何參加革命，以及工作，坐監獄的詳細情況。
文革以後她的墓又修好了，當我去掃墓時，覺得我終於實實在在地知道曾經的她了。雖然她讀完了大學， 當了共產黨的領導，把自己青春獻給了抗日戰爭，也在烈士陵園裏占了一塊很大的位置，但是她已經成為過去了，墓碑上還是把她和她的同樣在文革中被整得稀裏嘩啦的老戰友的名字連在一起。
我看著那些領導的名字，心裏不知道該為她的早逝難過，還是該為她的早逝慶幸。以她的曆史和個性（從那份小冊子裏讀出來的），在後來的政治漩渦中是不會有好果子吃的。
最後我覺得還是應該感謝上蒼這樣的安排。不然當她看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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