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是父親節，家家都會慶祝，但方法不同，不象母親節又送花又有吃飯。到目前為止我們大概隻收到兩三個網上來給父親的訂單，送出去2個訂單，僅此而已，好像很慘。其實因為父親總是忙於掙錢養家，和孩子們很少在一起，忙一天下來又累又餓，也較少與孩子溝通，所以孩子們似乎和母親更親些。和父親就不太親。
我家也是如此。我從小長大就好像很少和父親在一起。一輩子大概前後才在一起住過11年，還包括我走前他住在我家的5年。
我出生的頭三年在西安，那時父親和我們一起，他說小時候把我丟了，全家敲著鑼到處找我，後來在公園裏找到我，人家把我放在了台子上，大家歡喜而歸。我太小什麽也記不得，這是後來父親告訴我的。隻記得父親抱著我的照片。
回到濟南，我們住在爺爺家，我記事時很少見到他。解放了，我們到了北京，父親在中國醫藥總公司工作，住在天津。記得暑假父親會接我去天津玩，那時候小西瓜是1角1個，父親經常給我買，一次不知我鬧什麽，父親還踢了我。每年過節他回來會帶些天津的特產，有一次帶的元宵，到家都壞了。54年以後，他調回了北京，我們在交道口大二條租住父親朋友天津第一醫院院長萬大夫的房子。父親是非常愛幹淨的人，每天回來都要拿那個抽子撣半天鞋上的灰塵。記得父親很愛種東西，院子裏搭起架子，種了葫蘆，香爐南瓜，絲瓜等等，紅紅綠綠，很好看。爸爸帶著我去山東益都把奶奶也接來住了。到了過陰曆新年父親就大顯身手，做酥魚，拔絲山藥，豐豐富富的年飯，一家樂融融。父親家的親戚也會常來看我們，因為奶奶有5個兄弟姐妹，父親的表親就很多，都是些有學問的。父親的朋友也很多，我經常跟他去拜訪他們。
轉過年頭開始肅反了，有一天母親叫我和他一起去看父親，給他送去衣服，媽買了花生給他。大概有好幾個月沒回家，後來又回來了，生活也沒大變化。57年的一天，父親單位來了輛汽車，父親走了，去了天津茶澱農場勞動教養。對門鄰居小明說他媽說的我父親是反革命。
因為要入團我去問母親父親是怎麽回事，母親說，父親單位說他是曆史反革命。後來我才知道，他早年（1932年）在北京工業大學（現在的北京理工學院）上學時，參加了共產黨，和林楓，賴若愚在一個黨小組。他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還到南京去請過願，臥過軌。後來日本鬼子侵占東北，他就到古北口參加了抗日義勇軍，被國民黨抓進監獄。我的伯父是北大的教授，回家叫爺爺掏了金子，把父親贖了出來。趕快把他送回老家，爺爺立刻買了很多的無線電器材，教他安生在家學技術，並且趕快給他娶了媳婦，生了我的哥哥。
後來他為抗日又到了延安，在抗大念書，還聽過毛主席的講課。但不知什麽原因（從來也沒問過）他又離開延安，跑到了西安。那時我的伯父和伯母在西安，父親是個非常聰明又心靈手巧的人，我的伯母謝冰瑩當時在西安辦《黃河雜誌》，斯諾到延安前在西安落腳，因為他和我的伯母是朋友，他的打字機壞了，還是伯母清我父親幫他修好的，父親說斯諾還請他吃了一頓飯。因為日本人來了，火車不通，大西北就沒有墨水用。父親就開了個黃河墨水廠，生產墨水片，用時一衝水就可以。那時祖父也叫母親帶著哥哥到了西安。母親說她門跟著逃難的坐大車從山東過去的。辛勞的母親天天在那裏熬墨水，生意當然一直不錯，直到日本投降了，火車又通了，墨水也運進來了，父親的生意也就沒法做了。48年他們經北京回到山東老家。在北京見到伯父伯母，那是我第一次見他們，我才三歲。後來他們全家去了台灣，從此就天各一方了。
因為這些事，父親才被審查，被勞教。61年勞教期滿，父親本可以回北京但是沒有工作怎麽辦？所以他和母親商量決定留在農場。因禍得福，文化大革命時他們在裏邊的都沒有受任何的衝擊。69年林彪1號命令下來後，勞教人員內遷，父親不但沒離開天津還被調到了天津馬鋼廠看大門。多年的孤獨生活使父親養成了特別的習慣就是一天24小時都開著收音機，回到北京也如此，大概那是陪伴他走過這麽多年的唯一的聲音。
80年，大哥從美國找回來，父親大哭，整整三十多年了才有了親人的消息，一言難盡。後來落實政策父親回到北京，去找他原來的單位，也沒說出個所以然，好像檔案都沒了，不了了之，父親已經沒有心思也沒有力氣去管這些事了。我們想找他們又怎麽樣，就算了。
82年我通過了教育部出國進修的考試，也有了出國的名額，那時家庭背景已不象以前那樣重要，但還是要調查一番。我才問父親到底是為了什麽事他被送去勞教的。他說就是因為伯父和伯母都是國民黨，又在台灣，所以說他是國民黨特務，又查不清。我們所的人調查完回來後沒說這些，她們跟我說：如果你父親不離開共產黨早就是大幹部了。是啊，林楓原來是中央黨校校長，賴若愚是全國總工會主席，老爸如果......, 話又說回來了，如果他是個大幹部，肯定也早象林楓他們那樣被整得稀裏嘩啦了，哪有這種福氣躲過劫難的。
88年我到舊金山，伯母謝冰瑩讓我問我父親為什麽不給他們寫信？我回家問起他，父親說這麽多年就是因為伯父和伯母的關係才挨整，雖然平反了，誰知道政策會不會變，他不想再有麻煩了,人的一生啊！
89年那件事情過後，父親對我說：“走吧，去了就別回來了。”我到了舊金山，和伯母說了父親說的話，她也感慨萬分。
父親是個孝子，奶奶去世前得了腦軟化，全是父親伺候他，並送了終。父親是個好祖父，85年母親去世後，先生請父親搬到我們家住，他非常疼愛幾個孩子，孩子們也給了他親情。老爸自己買了個三輪車，自己設計了機關可以轉動方向，他腰不好可以坐在後邊座上騎著到處走，心情也愉快。我們離開後他招呼三個孩子，給他們買菜做飯。後來實在不行了才去了我哥哥家住。在那裏他住在五樓，就不能活動了。
父親這輩子什麽也沒當成，他沒當成共產黨，也沒當成反革命，也沒當成工程師，也沒當成資本家，他就隻當了個孝順的兒子，一個愛我的父親，一個慈愛的祖父和外祖父。當我聽到父親去世的消息時，沒有眼淚，心裏總想如果當年他就在大學好好讀書，後來肯定是個出色的教授或工程師，那他的一生又會是什麽樣子哪？可是世界上的事哪有如果哪？
孩子告訴我他病重時，就一直把馬大當成我喊著我的名字。可惜我沒能回去。
今天是父親節寫下這篇文章紀念我的父親。
我家也是如此。我從小長大就好像很少和父親在一起。一輩子大概前後才在一起住過11年，還包括我走前他住在我家的5年。
我出生的頭三年在西安，那時父親和我們一起，他說小時候把我丟了，全家敲著鑼到處找我，後來在公園裏找到我，人家把我放在了台子上，大家歡喜而歸。我太小什麽也記不得，這是後來父親告訴我的。隻記得父親抱著我的照片。
回到濟南，我們住在爺爺家，我記事時很少見到他。解放了，我們到了北京，父親在中國醫藥總公司工作，住在天津。記得暑假父親會接我去天津玩，那時候小西瓜是1角1個，父親經常給我買，一次不知我鬧什麽，父親還踢了我。每年過節他回來會帶些天津的特產，有一次帶的元宵，到家都壞了。54年以後，他調回了北京，我們在交道口大二條租住父親朋友天津第一醫院院長萬大夫的房子。父親是非常愛幹淨的人，每天回來都要拿那個抽子撣半天鞋上的灰塵。記得父親很愛種東西，院子裏搭起架子，種了葫蘆，香爐南瓜，絲瓜等等，紅紅綠綠，很好看。爸爸帶著我去山東益都把奶奶也接來住了。到了過陰曆新年父親就大顯身手，做酥魚，拔絲山藥，豐豐富富的年飯，一家樂融融。父親家的親戚也會常來看我們，因為奶奶有5個兄弟姐妹，父親的表親就很多，都是些有學問的。父親的朋友也很多，我經常跟他去拜訪他們。
轉過年頭開始肅反了，有一天母親叫我和他一起去看父親，給他送去衣服，媽買了花生給他。大概有好幾個月沒回家，後來又回來了，生活也沒大變化。57年的一天，父親單位來了輛汽車，父親走了，去了天津茶澱農場勞動教養。對門鄰居小明說他媽說的我父親是反革命。
因為要入團我去問母親父親是怎麽回事，母親說，父親單位說他是曆史反革命。後來我才知道，他早年（1932年）在北京工業大學（現在的北京理工學院）上學時，參加了共產黨，和林楓，賴若愚在一個黨小組。他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還到南京去請過願，臥過軌。後來日本鬼子侵占東北，他就到古北口參加了抗日義勇軍，被國民黨抓進監獄。我的伯父是北大的教授，回家叫爺爺掏了金子，把父親贖了出來。趕快把他送回老家，爺爺立刻買了很多的無線電器材，教他安生在家學技術，並且趕快給他娶了媳婦，生了我的哥哥。
後來他為抗日又到了延安，在抗大念書，還聽過毛主席的講課。但不知什麽原因（從來也沒問過）他又離開延安，跑到了西安。那時我的伯父和伯母在西安，父親是個非常聰明又心靈手巧的人，我的伯母謝冰瑩當時在西安辦《黃河雜誌》，斯諾到延安前在西安落腳，因為他和我的伯母是朋友，他的打字機壞了，還是伯母清我父親幫他修好的，父親說斯諾還請他吃了一頓飯。因為日本人來了，火車不通，大西北就沒有墨水用。父親就開了個黃河墨水廠，生產墨水片，用時一衝水就可以。那時祖父也叫母親帶著哥哥到了西安。母親說她門跟著逃難的坐大車從山東過去的。辛勞的母親天天在那裏熬墨水，生意當然一直不錯，直到日本投降了，火車又通了，墨水也運進來了，父親的生意也就沒法做了。48年他們經北京回到山東老家。在北京見到伯父伯母，那是我第一次見他們，我才三歲。後來他們全家去了台灣，從此就天各一方了。
因為這些事，父親才被審查，被勞教。61年勞教期滿，父親本可以回北京但是沒有工作怎麽辦？所以他和母親商量決定留在農場。因禍得福，文化大革命時他們在裏邊的都沒有受任何的衝擊。69年林彪1號命令下來後，勞教人員內遷，父親不但沒離開天津還被調到了天津馬鋼廠看大門。多年的孤獨生活使父親養成了特別的習慣就是一天24小時都開著收音機，回到北京也如此，大概那是陪伴他走過這麽多年的唯一的聲音。
80年，大哥從美國找回來，父親大哭，整整三十多年了才有了親人的消息，一言難盡。後來落實政策父親回到北京，去找他原來的單位，也沒說出個所以然，好像檔案都沒了，不了了之，父親已經沒有心思也沒有力氣去管這些事了。我們想找他們又怎麽樣，就算了。
82年我通過了教育部出國進修的考試，也有了出國的名額，那時家庭背景已不象以前那樣重要，但還是要調查一番。我才問父親到底是為了什麽事他被送去勞教的。他說就是因為伯父和伯母都是國民黨，又在台灣，所以說他是國民黨特務，又查不清。我們所的人調查完回來後沒說這些，她們跟我說：如果你父親不離開共產黨早就是大幹部了。是啊，林楓原來是中央黨校校長，賴若愚是全國總工會主席，老爸如果......, 話又說回來了，如果他是個大幹部，肯定也早象林楓他們那樣被整得稀裏嘩啦了，哪有這種福氣躲過劫難的。
88年我到舊金山，伯母謝冰瑩讓我問我父親為什麽不給他們寫信？我回家問起他，父親說這麽多年就是因為伯父和伯母的關係才挨整，雖然平反了，誰知道政策會不會變，他不想再有麻煩了,人的一生啊！
89年那件事情過後，父親對我說：“走吧，去了就別回來了。”我到了舊金山，和伯母說了父親說的話，她也感慨萬分。
父親是個孝子，奶奶去世前得了腦軟化，全是父親伺候他，並送了終。父親是個好祖父，85年母親去世後，先生請父親搬到我們家住，他非常疼愛幾個孩子，孩子們也給了他親情。老爸自己買了個三輪車，自己設計了機關可以轉動方向，他腰不好可以坐在後邊座上騎著到處走，心情也愉快。我們離開後他招呼三個孩子，給他們買菜做飯。後來實在不行了才去了我哥哥家住。在那裏他住在五樓，就不能活動了。
父親這輩子什麽也沒當成，他沒當成共產黨，也沒當成反革命，也沒當成工程師，也沒當成資本家，他就隻當了個孝順的兒子，一個愛我的父親，一個慈愛的祖父和外祖父。當我聽到父親去世的消息時，沒有眼淚，心裏總想如果當年他就在大學好好讀書，後來肯定是個出色的教授或工程師，那他的一生又會是什麽樣子哪？可是世界上的事哪有如果哪？
孩子告訴我他病重時，就一直把馬大當成我喊著我的名字。可惜我沒能回去。
今天是父親節寫下這篇文章紀念我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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