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副班長 （4）

                                    (四)

  一天，接一天，單調的勞動。
  苞穀糊，鹽堿水，艱苦的生活環境。
  進疆時的熱情在一天天消退。
  階級，出身，又象驅趕不去的惡夢纏住我們，當初認為黨和組織終於會接納我們的幻想又一次破滅。平心而論，當時新疆兵團對出身不好知青的態度要比上海好些，至少不象上海那麽惡劣。然而，這種一切講出身的大環境並沒有改變。即使在農場，還是有等級的差別。提拔幹部進機關當然是最高級了，學校（農場子弟學校），衛生隊，文藝演出隊也屬於“上層”，機耕連開拖拉機，加工連磨麵粉，基建連造房子修水閘也不錯，農業連隊是最底層的。農場從知青中抽調人到這些單位，總是挑出身好的。留在農業連隊出身不好的知青們終於認清了自身的“價值”。
  陳秉正又成了木乃伊，平時默默無語。隻有到星期天，他會出去畫寫生或者在屋子裏畫靜物。他的繪畫技巧還是那麽高超，然而，絢麗的色彩越來越少，最後成了灰調子。我有時會設法激勵他，或者講些高興的事來提高他的情緒。他總是靜靜地看著我，緊閉的嘴唇好象在說，
  “你太年輕幼稚了，再過幾年你就會和我一樣的。”

  不久，我調到另一個連隊，和陳秉正分手了。
  我的新連隊走到一連要一個多小時，我很少去一連。有時見到一連的人，總是免不了問問老戰友的情況。每當問到陳秉正，回答幾乎千篇一律，
  “他還是老樣子。”
  我腦海中浮現的依舊是一雙憂鬱的眼睛。
  陳秉正在農場幾乎銷聲匿跡，他是那麽平凡，謙卑，微不足道，就象大沙漠中的一顆沙子。

  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農場猛然燃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範圍展開時，兵團還保持穩定。因為中央軍委有一個文件，規定兵團不得參加文化大革命。我們隻能通過有限的報紙，廣播，以及各種渠道傳來的真實的，片斷的訊息來了解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迅猛發展的局勢變得越來越恐怖，壓抑。一大幫高官領導被揪出來打倒，成了走資派。學校停課，除了少量投機的小爬蟲，大部分老師被批鬥，成了黑幫牛鬼蛇神。一部分所謂革命接班人的學生得意忘形，無法無天，簡直發瘋了。他們毒打老師，羞辱出身不好的同班同學，四處抄家，砸古跡，毀文物，隨意批鬥任何看不慣的人。我們這些從淮海中路武康路出來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幾乎個個被抄家，父母被揪鬥，遊街，飛機式，帶高帽子。我上海的家是在一幢九層大樓內，當時經常有精神恍忽，心事重重的人在大樓走廊上轉來轉去。一會兒他猛地打開窗戶，縱身一跳，隻聽見一聲悶響，他已經歸天了。這些萬籟俱灰來我們大樓的不知名的自殺者，每月差不多有一個，有時一個月有好幾個。
  這到底是一場什麽樣的運動？是不是要把我們這些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精神上肉體上徹底消滅才罷休？如果我們被消滅了，那這些最低賤的活誰來幹呢？
  我們生活在恐懼之中，好象世界末日就要來臨。

  宗教的力量確實厲害。
  兵團關於允許各單位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下達，刹時農場就翻了天。一些平時相處還不錯的人，馬上翻臉變得六親不認，象一隻餓狼，隨時準備撲上來撕裂你的喉管。人性不見了，看到的隻是獸性，倫理道德不見了，看到的隻是弱肉強食。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話不假。希特勒當年在德國搞的排猶滅猶運動，不也是受到舉國上下瘋狂的擁護嗎？
  不到一個星期，農場各單位都揪出了一批人。當領導的被揪出來，成了走資派。曾經在國民黨軍隊裏當過兵的被揪出來，成了曆史反革命。令我震驚的是一連揪出了一個反革命集團，成員是清一色的上海支邊青年，好幾個都是當年我班裏的戰士。更令人震驚的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就是陳秉正，我的副班長！
  怎麽可能？我絕對不相信！
  我清楚地記得他們在車站上強忍悲痛與親人告別，我清楚地記得他們在顛簸的卡車上高唱“我們年青人，有顆火熱的心”，我清楚地記得他們在連隊裏踏踏實實勞動，手上打起了血泡。他們是那麽唯唯諾諾，膽小謹慎，與世無爭，從不傷害任何人。憑什麽把他們打成反革命？
  然而，我沒有勇氣跳出來為他們辯護，我被這場來勢洶湧的運動嚇得膽祛。我唯一能做到的是不昧著良心去揭發批判他們，找借口不參加任何一場對他們的批鬥會。
  原諒我吧，老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