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記事起直到下鄉，我家一直住在北京前門外楊梅竹斜街的一個四合院裏， 是父母單位分的房子。這是一個隻有一進，四麵有青磚瓦房的的院子。 院子裏全是花磚地，沒有土地，也就沒有樹。一進大門右邊有門房， 西房後麵是個大廚房，裏麵沒有窗戶，不點燈黑得什麽也看不見。 西南角後麵有一間房子，可能是以前的傭人房。 聽我媽媽講，這個院子是解放時接管的房產， 解放前曾經是國民黨某單位的招待所。 解放時，國民黨的人跑了，這裏隻留了個工友看房子。 我家剛搬去的時候，院子裏隻住著我家和住南房的尹家。 後來我媽媽和單位說我家沒有那麽多的人，不需要那麽多房，就騰出西房，搬來了雷家。
我家的大門與圖類似。門檻更高一些，台階更整齊。
因為每家的門和窗戶都朝著院子，誰家的人進出都看能得清清楚楚，來客人別人也都能看見。院子裏有好幾個孩子和我年齡接近，我們常在一起玩。 夏天天熱，有時房門開著，到別人家串門幾乎和進自己家差不多。 我三歲剛懂事時，有一個陰天，家裏的電子管收音機的電線漏電了，我媽媽去關窗簾時碰到電線觸了電，倒在地上人事不知。 幸虧尹家的姥姥到我家來串門時發現了，喊人來用竹竿把電線挑開，救了我媽一命。 我當時在院子裏，看見別人把我媽從屋裏抬出來，放在院子裏的地上，不知發生了什麽事，嚇的大哭。 我下鄉以後，我家搬進單元樓，關上門看不見門外麵，和鄰居的聯係就少多了。
我家東房中間那間屋子的牆上有一部電話，那個老式電話是木製的，聽筒和收話筒是分開的。 收話筒和撥號盤一上一下，在長方型的盒子前麵，聽筒掛在旁邊，電話鈴在盒子上麵，講話時要把嘴對著收話筒。 我們小孩子接電話的時候必須站在一個板凳上才能夠得到收話筒。 如果白天有幾個孩子在院子裏玩，電話鈴一響，小孩們就會爭先恐後地搶著接電話，甚至要把別人推到一邊去才能把電話搶到手。 我小時候家裏的電話號碼是五位數，第一位數代表電話局的號碼。 那時北京城內四個市區有四個電話局：3，4，5，6局各屬於宣武，崇文，東城，西城區。 我家所在宣武區的電話局是3局。 後來電話多了，電話局變為兩位數成了33局，電話號碼後麵4位數不變。
電話機與圖中的類似，撥號盤在下，話筒在上，電鈴在木盒頂上。
小時候沒有現在的孩子那麽多的玩具，但是一樣有很多可玩的，有很多的快樂。 女孩在一起跳皮筋，玩拐，刻剪紙，攢糖紙。 男孩子愛玩拍三角，煽洋畫，抖空竹，滾鐵環，彈玻璃球，耍膠片（一種工廠裏的下腳料，長方形的，很光滑）。 男女一起玩捉迷藏，跳繩，跳間（跳房子），扔包兒，撒棍兒。 我最喜歡的幹的一件事是上房。 房管局的工人來修房時會帶來梯子。乘人家不注意，我就和男孩兒們偷偷地蹬著梯子爬到房頂上去玩，大人看見了怕我們摔下來，也怕我們把房踩漏了，就會大喊大叫地讓我們下來， 我很不樂意地下來了。 等自己成了大人，才理解了他們為什麽大喊大叫。
我家北房的後牆外麵朝著街上。因為這是一個很長的一麵牆，街道派出所有什麽書麵通知，經常貼在這個牆上。 我記的最清楚的就是每次選舉，我們這條街上18歲以上的選舉人的名字全用毛筆寫在大紅紙上貼了滿滿一牆，每個院子裏住戶大人的名字都有。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這種做法有些無視個人隱私，在當年也許還是挺光榮的呢。 有些年歲大的婦女沒有大名，就叫xx氏。通常是丈夫家的姓在前，娘家姓在後。例如，張王氏，李趙氏。 尹家姥姥的名字就叫申張氏，名字多了名單上就會碰到同名同姓的。
楊梅竹斜街很久前曾是一條文化街，清乾隆年間的東閣大學士梁詩正和現代文學家沈從文都曾經住在這條街上。 記得我家住在那兒的時候， 街上有兩個鐵路招待所， 經常可以看見穿著藍製服別著徽章的列車乘務員排著隊到招待所來住宿。 街東頭有個東升平浴池， 那是一個挺大的三層木製樓房， 每層都有帶雕刻像木柵式的房簷，走上樓時樓梯發出嘎茲嘎茲時響聲。 街上有不少個住幾十戶大雜院， 大門總是敞開著。 也有獨門獨院，和小院子，院門經常是關著。
後來我才知道，我家附近的幾條熟悉的街道是以前的“八大胡同”（老北京花街柳巷的代稱）。石頭胡同，韓家潭，陝西巷，小力胡同都是我常路過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