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個人愛睡覺，可是我這一輩子有兩夜沒睡過覺，所以難忘。
文革開始，大家都得去看大字報，回來要印傳單，班裏讓幹啥就幹啥，半夜不讓睡覺，刻字印刷，一夜沒睡，困得要命，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二十年前那一天，晚上槍響了，我們在農科院住，雖然離木樨地有10幾裏地，但是聽得清清楚楚。9點多把孩子們鎖在家裏，我們就站在農科院前門外，看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正好看到原來在加拿大管教育一對夫婦，是理工學院的也站在那裏，這一夜那位太太哭得兩眼發腫。聽到打槍的事以後，從木樨地方向回來的車少，馬路對麵騎車向木樨地方向的人更多。
那時候人大有個‘北京之音’大喇叭衝著學院南路，前邊中關村南大街兩邊坐著有幾萬的老百姓，為什麽哪？他們弄了個即時廣播，（其實差15分鍾）。 有人在木樨地現場錄音，每5分鍾往回送一次，告訴大家到底那裏發生了什麽事情，隻記得錄音裏放出來：一陣掃射聲之後，槍聲靜下來，突然就響起驚天動地的呼喊聲‘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接著槍聲又突突突地響起來，就這樣反複著，那一段路足足地花了兩個多小時。你想我們同事住在海軍大院，8點半就聽見槍響了，是西邊過來的，等到廣場清場時，是半夜2，3點多了，他們學生撤退時早上四點了，這一段路打了多長時間啊。
我就這麽著站了一夜，那些建築工人拉土的車還在幹活，有人攔住他們告訴他們打槍了，他們氣的把土就卸在了我們門口的大街上，響著大喇叭開走了。早上看到學生們回北大，路過時已經是7點多了。他們路過時把血衣掛在了棍子上，插在了土堆裏。白天，樹上到處貼著在電報大樓前麵坦克壓死10幾個學生的照片。電視裏放的天安門廣場的紀念碑上都是彈孔。北京之音還在廣播，一位在廣場回來的某報的記者，給大家講述著廣場發生的事情，她說的和後來看到天安門清場的片子一樣，全是用坦克從帳篷上壓過去的。住在那裏的同事說，堆起來的東西燒了好幾天，味道極難聞。
6月5號發現我們的研究生不見了，我就騎車到醫院去找，到了積水潭醫院，人家拿出好幾頁的名單讓我看，沒有。怎麽死那麽多啊？我的同事的女兒是那裏的護士，夜裏被叫到醫院，許多的屋子一起，連軸轉地做手術，大夫，護士就沒停止過哭，一個女大學生頭被炸子炸開了花，可憐啊！還好，我們那個研究生沒受傷。那天騎到西直門聽到炮聲，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
6月6日，先生去給專家買機票回國，他的太太在美國看到了天安門廣場的電視，叫他必須回去。他買完票騎車到南河沿兒，老百姓都在街口這邊站著，稍一露頭，槍就打過來了。後來歐美同學會的人告訴我，六四那天軍人聽到罵聲就衝到牆裏邊來開槍。我去的時候，看到坦克朝著東編排了一排。
6月8號，我特意騎車去前門西街看我姑姑，也是從白石橋路往南騎，沿途立交橋下都是拿槍的士兵，姑姑住在四號樓，她們樓上一位拿著望遠鏡看天安門，特種兵的槍法真好一下子就打中了。姑姑這個老革命也碰到了新問題。她說軍人很不講理，亂開槍。她說軍人也嚇得不得了，去買東西都三個人背靠背地三角形拿著槍走。
我從她那兒出來，就往西騎著車過前門在肯德雞看到那裏的牆上都是搶眼兒，士兵們在那裏做飯，路邊士兵們都持槍對著大街，正陽門東西兩邊都是大炮也都對著北邊， 我們小心翼翼地騎著，連呼吸都憋著。突然，我旁邊一位小夥子大聲地喊道：“怎麽老毛不詐屍啊?”嚇得我和旁邊騎車的人都飛快的蹬起車來，要知道，旁邊就是機槍對著我們哪。我從東交民巷轉過去，把我逗樂了，哪兒來那麽多搞對象的，一對一對的坐在馬路綠地中間的椅子上，真有不怕死的，現在想想也許是便衣吧。到了南池子，北京飯店的牆上也都是槍眼。
6月9號，我又帶著孩子們騎車從農科院，經木樨地，再沿著長安大街向東，一片慘狀。在木樨地，拐彎處的宿舍樓的地下室門窗上都拿被子擋著。地鐵站的牆上都是碗口大的坑，22樓上全是搶眼，靠西邊的牆上的磚都打碎了。十字路口的地上的磚也都沒啦。沿長安街路旁工地的鐵皮圍牆上，齊人高的地方全是子彈打得坑，西單路邊的商家門窗全都碎了，那個西北角的警察樓子也被打得稀裏嘩啦。西單東南角的兩家店鋪中間的牆上，豎著從屋頂到地麵，有人用排筆蘸著鮮血，寫了六個大大的字。 人血！人血！人血！
再往前到六部口不讓過了，有大炮衝著西邊。我們轉道阜成門回家了。
過了幾天，姚雪垠的兒子來找我聯係工作的事，他家住在木樨地高幹22樓，他說槍子兒從窗戶直打進他家客廳，老爺子不幹了，他可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積極分子啊，也憤怒了。他還說他們樓上一個保姆死了，一個部長的女婿從國外剛回來站在陽台上也被打死了（想寫犧牲了，好像不合適）。
對不起我這不是寫片刻，是一件事，有點兒不切題。可是這兩夜沒讓我睡覺我記得最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