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不是北京人，可提起北京，一股發自心底裏的親切感，油然而生，輕輕柔柔地敲打著心扉，與此同時，還有幾分像是“傍大款”似的難為情，不由地讓我有點臉紅，不好意思再說什麽了。我有自知之明，一個外地人，死乞白賴地要和北京套近乎，總給人以目的不純的感覺，似乎要借著首都的名氣和地位，為自己撈點好處。
論籍貫，我是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人，按出生地算，我是黃土高原的西北娃，就眼下的居住地來說，我是北美小鎮全職掌管家政的婆姨。到目前為止，我去過幾次北京，累積到一起也不會超過半年的，即使這麽短的時間裏，在北京所遭遇的歧視要比尊重多一點，禮貌要比粗暴少一點。所以無論北京再怎麽美麗怎麽繁榮怎麽昌盛怎麽和諧，曆史再怎麽悠久，現實再怎麽雷人，和我這個行色匆匆的過客，又有什麽關係呢？我既不是皇城根下的居民，也不是等著有朝一日鳥槍換炮的北漂，因此，真是何苦來著，剃頭挑子一頭熱地親切著將我拒之千裏之外的北京？
話都挑明到這了，可我還是放不下北京。今生今世，夢裏夢外，除了桂林，讓我掛念著的城市就是北京了，我掛念著宣武門外教場胡同頭條7號，因為在一百多年以前，那座寬敞整潔鮮花盛開的三進四合院，是我家的故居——四印宅。寓宅的主人，是朝廷的禦史，清代的詞人，我爺爺的爺爺，半塘老人。故居四印齋隨著《四印齋所刻詞》，《庚子秋詞》等一係列詞學著作，已被載入了史冊。1890年誕生在四印齋的我爺爺，也跟著四印齋的一本詞集《味梨集》，在中國的詞史中，留下了他的名字，那一年，我爺爺隻有六歲。
我還掛念著北京的廣西義地，那是廣西籍的京官出錢集資，為不幸在京城離世的廣西鄉親們，提供的臨時墓地。雖然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義地的具體位置，我所認識的北京人也從來沒有聽說過“義地”這回事兒，以至於我不能不懷疑這是不是爺爺因為思念生母，而幻想出這麽一塊“哭親的地方”，即使如此，我還是放不下，因為我和爺爺有過約定：去義地祭奠爺爺的媽媽。
恍然大悟了，原來我對北京的掛念，皆來自於兒時聆聽爺爺那帶著些許京腔京調的北京回憶。
或許因為我爺爺的一生坎坷，從呱呱落在北京的那一瞬間，就命中注定了。所以當老人家進入風燭殘年的時候，不大記得桂林祖居燕懷堂了，甚至也常常糊塗地不知眼下身在何處，但是對北京寓所四印宅的點點滴滴記得倒還清楚。向我講述的往事，樁樁件件都帶著北京的烙印。在爺爺離世前的最後幾年，我還是學齡前的兒童，每天陪伴著爺爺，在講故事聽故事的互動中，爺爺把他對北京的牽掛，放進了我的心裏。圍繞著北京，爺爺講他的生母畢夫人，講他和他的四個兄弟，講他的私塾老師李髯，講他的清華同窗表弟張健伯，講他放風箏抖空竹養信鴿鬥蟋蟀逛天橋，雖然不大懂，不過記住是沒有問題的，對了，天橋那兒一練攤老頭兒的絕招，是讓屎殼郎拖著洋火盒表演車技，小小屎殼郎，大大火柴盒，聽起來很神奇，有意思極了！
1。爺爺的爺爺
1871年，我爺爺的爺爺鶩翁，廣西鄉試第十七名舉子，平生首次進京參加全國進士統考，可惜考運不佳，榜上無名。從此滯留京師，開始北漂，憑借其對詞學孜孜不倦的追求，漸漸嶄露頭角，1874年，終於被國家機關相中。一紙聘書傳下來，二十五歲的青年鶩翁，接旨謝恩，走馬上任內閣中書，三年的北漂，告一段落。1881年，升候補侍讀，加四品銜，1884年任內閣侍讀，1889年，因恭辦光緒帝婚慶大典盡職盡責，賞三品頂戴花翎，1893年，授監察禦史，後改授禮科掌印給事中。
大約是1886年，鶩翁從寓居數年的半截胡同，搬進了宣外校場胡同頭條7號。說到這次搬家，還得提一下鶩翁的繼子，我的曾祖父了。曾祖父的本生父親，是鶩翁的哥哥。鶩翁的夫人曹氏，知書達理，漂亮賢惠，生過一女一子。子夭折，曹氏也因此深受打擊，染病在身，再沒有生育過。鶩翁的嫂嫂曹夫人，是曹氏的同胞姐姐，體恤妹妹家“無後為大”的悲情，遂將自己親生的兒子，十七歲的三子過繼到鶩翁膝下，這是1884年的事情。關於鶩翁的哥哥，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有載：“半塘（鶩翁）行五，其仲兄名維翰，字仲培，同治甲戌進士，戶部主事，官河南糧道，宦囊甚裕。半塘寓京，自奉極豐。車馬居室，無不華麗。……其揮霍刻詞所費，皆取之仲兄，年需萬金。”
1886年曾祖父在北京迎娶我爺爺的生母畢夫人，場麵盛大隆重，皆賴本生父親解囊，支持籌辦婚禮，資助鶩翁全家喬遷到寬敞舒適的三進四合院大瓦房。
生於斯長於斯，爺爺和他的一兄一姐兩個弟弟在四印齋寓所，度過了他們一生中快樂無憂的美好時光，雖然那是中國近代史中風雨飄搖的動蕩年代，但是在長輩全力的嗬護下，在濃鬱的書香熏陶下，7號院裏的六個孩子，說笑著，吵鬧者，隻聞風聲雨聲讀書聲，不管家事國事天下事。大門以外的京師，對這群孩子而言，就是吃喝玩樂，大門以內，向來訪的來訪的客人請安問候，幾乎是每天的活動之一，偶爾這些孩子也會自作主張地和來客玩兒一點看似不夠友好禮貌的小遊戲。
我爺爺的況叔丈（況周頤，清末四大詞人之一），在《蕙風詞話續編》裏回憶說，他在北京的時候，跟鶩翁來往密切。那時鶩翁在京置了房產，住在宣武門外的校場胡同頭條，家裏養了一匹白馬、兩頭白騾，它們可不是寵物，而是每天出行的交通工具，是鶩翁上班的專用車。所以如果想去家裏找鶩翁聊天，又不致撲空的話，走到胡同口瞭望一下就可以了，馬在騾在，登門拜訪，馬騾不在，打道回府——不知道況叔丈的這一轉身離去，是不是害怕惹“小遊戲”上身？
我爺爺說，那時常來四印宅走動的，除了上邊提到的廣西同鄉況夔笙周頤，還有文道希廷式、沈乙庵曾植、鄭叔問文焯、朱彊村祖謀、張次珊仲炘、宋芸子育仁、盛伯羲昱，康南海有為等，他們既是鶩翁以詩詞唱和的文友，亦是政治見解相同的盟友。
（待續）
我不是北京人，可提起北京，一股發自心底裏的親切感，油然而生，輕輕柔柔地敲打著心扉，與此同時，還有幾分像是“傍大款”似的難為情，不由地讓我有點臉紅，不好意思再說什麽了。我有自知之明，一個外地人，死乞白賴地要和北京套近乎，總給人以目的不純的感覺，似乎要借著首都的名氣和地位，為自己撈點好處。
論籍貫，我是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人，按出生地算，我是黃土高原的西北娃，就眼下的居住地來說，我是北美小鎮全職掌管家政的婆姨。到目前為止，我去過幾次北京，累積到一起也不會超過半年的，即使這麽短的時間裏，在北京所遭遇的歧視要比尊重多一點，禮貌要比粗暴少一點。所以無論北京再怎麽美麗怎麽繁榮怎麽昌盛怎麽和諧，曆史再怎麽悠久，現實再怎麽雷人，和我這個行色匆匆的過客，又有什麽關係呢？我既不是皇城根下的居民，也不是等著有朝一日鳥槍換炮的北漂，因此，真是何苦來著，剃頭挑子一頭熱地親切著將我拒之千裏之外的北京？
話都挑明到這了，可我還是放不下北京。今生今世，夢裏夢外，除了桂林，讓我掛念著的城市就是北京了，我掛念著宣武門外教場胡同頭條7號，因為在一百多年以前，那座寬敞整潔鮮花盛開的三進四合院，是我家的故居——四印宅。寓宅的主人，是朝廷的禦史，清代的詞人，我爺爺的爺爺，半塘老人。故居四印齋隨著《四印齋所刻詞》，《庚子秋詞》等一係列詞學著作，已被載入了史冊。1890年誕生在四印齋的我爺爺，也跟著四印齋的一本詞集《味梨集》，在中國的詞史中，留下了他的名字，那一年，我爺爺隻有六歲。
我還掛念著北京的廣西義地，那是廣西籍的京官出錢集資，為不幸在京城離世的廣西鄉親們，提供的臨時墓地。雖然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義地的具體位置，我所認識的北京人也從來沒有聽說過“義地”這回事兒，以至於我不能不懷疑這是不是爺爺因為思念生母，而幻想出這麽一塊“哭親的地方”，即使如此，我還是放不下，因為我和爺爺有過約定：去義地祭奠爺爺的媽媽。
恍然大悟了，原來我對北京的掛念，皆來自於兒時聆聽爺爺那帶著些許京腔京調的北京回憶。
或許因為我爺爺的一生坎坷，從呱呱落在北京的那一瞬間，就命中注定了。所以當老人家進入風燭殘年的時候，不大記得桂林祖居燕懷堂了，甚至也常常糊塗地不知眼下身在何處，但是對北京寓所四印宅的點點滴滴記得倒還清楚。向我講述的往事，樁樁件件都帶著北京的烙印。在爺爺離世前的最後幾年，我還是學齡前的兒童，每天陪伴著爺爺，在講故事聽故事的互動中，爺爺把他對北京的牽掛，放進了我的心裏。圍繞著北京，爺爺講他的生母畢夫人，講他和他的四個兄弟，講他的私塾老師李髯，講他的清華同窗表弟張健伯，講他放風箏抖空竹養信鴿鬥蟋蟀逛天橋，雖然不大懂，不過記住是沒有問題的，對了，天橋那兒一練攤老頭兒的絕招，是讓屎殼郎拖著洋火盒表演車技，小小屎殼郎，大大火柴盒，聽起來很神奇，有意思極了！
1。爺爺的爺爺
1871年，我爺爺的爺爺鶩翁，廣西鄉試第十七名舉子，平生首次進京參加全國進士統考，可惜考運不佳，榜上無名。從此滯留京師，開始北漂，憑借其對詞學孜孜不倦的追求，漸漸嶄露頭角，1874年，終於被國家機關相中。一紙聘書傳下來，二十五歲的青年鶩翁，接旨謝恩，走馬上任內閣中書，三年的北漂，告一段落。1881年，升候補侍讀，加四品銜，1884年任內閣侍讀，1889年，因恭辦光緒帝婚慶大典盡職盡責，賞三品頂戴花翎，1893年，授監察禦史，後改授禮科掌印給事中。
大約是1886年，鶩翁從寓居數年的半截胡同，搬進了宣外校場胡同頭條7號。說到這次搬家，還得提一下鶩翁的繼子，我的曾祖父了。曾祖父的本生父親，是鶩翁的哥哥。鶩翁的夫人曹氏，知書達理，漂亮賢惠，生過一女一子。子夭折，曹氏也因此深受打擊，染病在身，再沒有生育過。鶩翁的嫂嫂曹夫人，是曹氏的同胞姐姐，體恤妹妹家“無後為大”的悲情，遂將自己親生的兒子，十七歲的三子過繼到鶩翁膝下，這是1884年的事情。關於鶩翁的哥哥，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有載：“半塘（鶩翁）行五，其仲兄名維翰，字仲培，同治甲戌進士，戶部主事，官河南糧道，宦囊甚裕。半塘寓京，自奉極豐。車馬居室，無不華麗。……其揮霍刻詞所費，皆取之仲兄，年需萬金。”
1886年曾祖父在北京迎娶我爺爺的生母畢夫人，場麵盛大隆重，皆賴本生父親解囊，支持籌辦婚禮，資助鶩翁全家喬遷到寬敞舒適的三進四合院大瓦房。
生於斯長於斯，爺爺和他的一兄一姐兩個弟弟在四印齋寓所，度過了他們一生中快樂無憂的美好時光，雖然那是中國近代史中風雨飄搖的動蕩年代，但是在長輩全力的嗬護下，在濃鬱的書香熏陶下，7號院裏的六個孩子，說笑著，吵鬧者，隻聞風聲雨聲讀書聲，不管家事國事天下事。大門以外的京師，對這群孩子而言，就是吃喝玩樂，大門以內，向來訪的來訪的客人請安問候，幾乎是每天的活動之一，偶爾這些孩子也會自作主張地和來客玩兒一點看似不夠友好禮貌的小遊戲。
我爺爺的況叔丈（況周頤，清末四大詞人之一），在《蕙風詞話續編》裏回憶說，他在北京的時候，跟鶩翁來往密切。那時鶩翁在京置了房產，住在宣武門外的校場胡同頭條，家裏養了一匹白馬、兩頭白騾，它們可不是寵物，而是每天出行的交通工具，是鶩翁上班的專用車。所以如果想去家裏找鶩翁聊天，又不致撲空的話，走到胡同口瞭望一下就可以了，馬在騾在，登門拜訪，馬騾不在，打道回府——不知道況叔丈的這一轉身離去，是不是害怕惹“小遊戲”上身？
我爺爺說，那時常來四印宅走動的，除了上邊提到的廣西同鄉況夔笙周頤，還有文道希廷式、沈乙庵曾植、鄭叔問文焯、朱彊村祖謀、張次珊仲炘、宋芸子育仁、盛伯羲昱，康南海有為等，他們既是鶩翁以詩詞唱和的文友，亦是政治見解相同的盟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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