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5日,母親和妹妹揮淚為我送行，我又一次踏上告別青春歲月的新征途，去了另一片偏僻陌生的土地，我沒有流一滴眼淚。後來我在南陵插隊近七年，和許多知青不同的是，我第一天去農村時想到的不是要紮根在農村幹一輩子革命，而是想著總有一天我要離開這片土地，我不屬於它。
因為經曆過十八崗風風雨雨的摔打磨煉，我已經成熟了，有十八崗這杯苦酒墊底，天下所有的酒都能對付。那一年，我已經22歲。
我第二次下放的南陵縣弋江公社是一個富饒的水稻產區，瀕臨美麗、清澈的青弋江，它發源於黃山，流經涇縣、宣城、南陵、蕪湖縣，在蕪湖市的寶塔根匯入長江。
這裏物產豐富，鄉風淳樸。20年後當我成為一位作家後，我寫的許多散文、小說大多以70年代的青弋江時的知青生活為背景的，因為我在這裏插隊七年，而且正是青春年少、熱血沸騰的年代，我們輝煌的青春夢都隕落在這片土地上，至今我仍對這個第二故鄉魂牽夢縈，和那裏的老鄉和青年時代的朋友保持著密切的聯係。
和大多數知青一樣，初下鄉輪流在每個農戶吃一天派飯後，就開始自己煮飯了，沒有菜，隻有吃從鎮上小店買來的鹹蘿卜，由於我們不會農活，隻給我們評了個 6分工，和婦女們在一起幹活。
為了多掙工分，為了吃大灶，生產隊所有外出的派工都讓我們去了,組建大隊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編快報，寫大批判稿。兩年裏，我先後去涇縣的孤峰河修水利、去修築蕪湖到銅陵的鐵路，挑土石方，攪拌混凝土，在水利工地上與農民打架，偷雞摸狗，搶小販的甘蔗，也談情說。
農閑時東遊西蕩，走村串戶，生活單調而不安定。一直到1971年9月農村開始普及教育，大隊書記知道我是老高三的, 肚子有點文墨，便抽調我到大隊小學當民辦教師，教五年級的語文和英語。
當時的小學語文教材基本上是毛主席語錄，英語課除了教26個字母，課文也就那麽幾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I am a red gard of Chairman Mao!”兩年後我又被抽到公社中學教高一的語文, 成了一名代課教師，月薪29元，令其他知青羨慕不已。吃食堂，我的住處成了全公社知青的接待所，來人了總要管一頓飯，這樣下來每月開銷大，一直積攢不了錢。
知青時代的劉曉航（右2）
在我七年的知青生涯中最難忘的是三件事：一是鄉村雪夜讀禁書；二是1970年 7月與誌趣相投的知青扒車遊曆了秀麗的涇縣的山山水水，拜訪眾多同命運的知青，是一次中國社會底層的田野調查；三是1972年開始文學創作活動。
在我幾十年的讀書生涯中，最令人難忘的是在南陵當知青時，漫長的冬夜在一盞如豆的油燈下，如饑似渴地捧讀一本本“禁書”，就像餓漢撲向水和麵包，那是一個令人窒息的文化專製主義時代。除了雄文四卷，其它所有的文史類書籍，幾乎都被貶為“封資修”毒草，屬於查禁之列。
1968年冬天我下鄉時，僅有的一隻舊藤箱裏，除了幾件衣裳，其餘的全是書：《魯迅小說選》《紅與黑》《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普希金抒情詩選》《萊蒙托夫詩選》《俄國文學史》，還有一本薄薄的巴恰烏斯基的《金薔薇》，它們是我最親切的朋友，成了我的精神食糧。
周而複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雞鳴犬吠中，每一天的日子單調而漫長,每天黃昏荷鋤歸來,饑腸轆轆，在煙熏火燎的灶間好不容易把飯扒到口中，有線廣播已響起“新聞聯播”結束時的國際歌聲，即便如此，我仍不忘在油燈下讀一會兒書，往往看了幾頁就會沉沉睡去。
白天老鄉在村路邊水田裏薅草，一邊對路上的往來行人評頭論足，尤其是後生見到那些穿紅戴綠由娘陪著去相親的姑娘，就像饞貓嗅腥，放肆地唱起當地那首古老的情歌: “青弋江水清又清/姑娘嫂子分不清/我的小妹子喲/什麽時候過河來/親哥哥巴望著你……”
這歌聲肉麻,油腔滑調，羞得姑娘的臉紅到耳根，惱得當娘的跺腳破口大罵：“砍腦殼的，讓你一輩子討不到燒鍋的（即婆娘）！”後生卻樂得前俯後仰，田裏幹活的人，不分男女一齊哈哈大笑。
這一瞬間，淤積在他們心頭缺衣少食、柴米油鹽的煩惱似乎一下子煙消雲散，這是一種多麽卑微的滿足，旁觀的我卻感到一種莫大的悲哀，我想起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王胡、小D，他們繁衍的子孫香火不斷。我由衷佩服這位文學巨匠，對社會的剖析批判如此透徹，物質的貧困必然導致精神的貧困。我難以融合到他們的群體中去，落落寡合。
於是我盼望雨天，盼望冬閑，那樣我可以不出工,整天待在低簷的茅屋裏讀書。日子是清苦的,鹹菜糙米飯，但有書讀的日子卻是充實的。那段時間我特別愛讀政治理論書籍，我讀了《西方哲學史》《政治經濟學史》和馬迪厄的《法國大革命史》及《什麽是赫魯曉夫主義》《巴枯寧傳》，還有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按語和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的批語，它們伴我度過風雪蔽天的漫長冬夜。
在燈花搖曳下讀書，我覺得渾身發燙，思想遊弋在知識與曆史的遠海，感到一種難言的充實。現實與曆史如此相似，政治風雲撲朔迷離。這些書啟開了我的眼界，撥去迷霧和混沌，反思摧枯拉朽的文革風雲，我對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產生了懷疑，因為我在曆史中找到了答案。
當時我們並沒有意識到這種獨立思考是在探索中國的前途和命運。1970年冬，大隊抽我去參加人口普查，普查結束後，我將全大隊3000多人口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階級成分的構成，每個生產隊曆年工分值作了一個認真的統計分析，寫了一份調查報告，投寄給當時的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居然很快收到該所的回信，他們鼓勵我們堅持這種社會調查，並寄來幾本農業經濟與發展的小冊子，不久我被抽去當民辦教師，將此事半途而廢了。
和缺糧斷炊一樣，沒有書讀的日子是痛苦的。從城裏帶來的書很快就讀完了，要去開辟新書源。我曾從大隊代銷店包鹽巴的舊書報裏救出普希金的《別爾金小說集》、《宋詞選》，還有一本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居然還是民國初年的版本，由於年代久遠，書頁泛黃，梁任公不愧為一代大師，他博大精深的思想以半文半白的生花妙筆來縱橫評說中外古今，表述他的憲政主張，是對“五四”前青年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啟蒙教育。我讀後心中翻卷起血與火的浪濤，很可惜這本書被人借去了，再也沒還我，令我至今懊惱不已。
交換書看，為此不惜跋涉幾十裏，這差不多是當時知青讀書圈中的一種風氣。我那本《紅與黑》不知經過多少人傳閱，甚至被巧妙的包裝郵寄到幾千裏以外北大荒軍墾農場上海知青朋友處，幾年後它轉回我手中，已麵目全非，痛惜之餘，我感到寬慰。出身貧賤的於連，以個人奮鬥向權貴挑戰的精神，曾給多少知青朋友增添與逆境和命運抗爭的勇氣。
在外國小說中，有幾本是被我們津津樂道的，那就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和傑克·倫敦的《馬丁·伊登》, 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它們所產生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撐起許多人的精神支柱，使我們懷疑、思索、追求，激勵我們在即將到來的時代大變革中去當弄潮兒！
交換讀書，以書會友，使我們不少人在患難歲月中成為誌同道合的朋友，這種友誼一直延續到今天。我們交流讀書心得，進行精神世界的“會餐”，化解了眼前的艱苦與前途渺茫的惆悵。
讀這些禁書使我們目光遠大，堅信詩人雪萊的那句話：“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在農村的七年，我堅持每天寫日記，並記滿了六本讀書筆記，上麵用各種顏色的墨水寫滿了詩文摘錄和我的讀後感，這些日記與筆記我一直珍藏著，今天撫讀，我驚訝在那些充滿饑餓和悲愁的日子裏，我們怎兒會有如此旺盛的精力和無法扼殺的激情，這是我值得驕傲的精神財富。
在我1970年一本讀書筆記上還抄錄著當時在全國知青中廣為流傳的郭路生寫的《相信未來》和那首《南京知青之歌》。30年後我在南京見到這首歌的作者任毅，他為這歌坐了十年牢，1998年他的回憶錄《生死悲歌》出版了，他贈送我一本，並在扉頁上題詞“人類思想的進程是不可阻擋的”。
當年在一起交換書讀的知青朋友，在文革後大多參加了1977年冬恢複的高考，擠上最後一趟車，他們中許多人成了專家學者，有的甚至成了新一代的思想家。我們曾經是被丟棄在亂草荒塚中的潔白石子，時代大變革又將他們鑲嵌在共和國大廈的廊柱上，苦難磨練造就了他們，他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曾經是茅屋中讀書的那一群。”
前幾年，我在《讀書》雜誌上讀到朱學勤寫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非常激動。他寫道：“早在獲得知識分子身份以前，他們已經在思考通常是知識分子思考的問題。”我們為自己曾經是“民間思想村落”的一員而欣慰。
在農村每天幹活，我非常羨慕村旁那條鄉間小道上的行人、郵遞員和挑貨郎擔的、推獨輪車的，因為這條村路連接外麵廣闊的世界，而我們卻被禁錮在落後的小生產藩籬中動彈不得，我多麽渴望踏上這條小路走向外麵那個廣闊的天地，我由此萌生要去外麵世界闖蕩的念頭，這有點像19世紀俄國十二月黨人所提倡的“到民間去”的民粹主義思想。
於是在1970年7月的“雙搶”後，趁有一段農閑,我與陶像權、劉洪澤、張存玉、尹厚坤相約，一路扒貨車去被稱為世外桃源的涇縣“旅遊”。第一天趕到南陵城，恰好這一天縣城正在召開首屆知青先代會，我們不是代表，也跑到縣城大禮堂去看熱鬧，這哪裏像先代會，縣委書記在主席台上做報告，會場像一鍋沸騰的粥，台下的知青代表們沒有幾個在聽，一個個在談笑風生，甚至開懷大笑。
縣委書記隻好裝聾作啞，照發言稿讀下去，不時還跑進一些不知哪裏來的知青，放肆地吹著口哨，唱著小調兒。時近中午，應該午餐了，還沒散會，代表們住宿就餐的縣黨校已亂成一團，幾十桌飯菜剛剛被端上桌子，被一百多號從涇縣、繁昌流竄來的蕪湖知青搶吃一空，代表們回到駐地反倒沒有飯吃了，桌上地上盤碗狼籍，這些人飽餐一頓後，迅速撤離，溜得無影無蹤，縣革委會領導們氣得暴跳如雷，也無可奈何了。
我們幾個看到這種混亂狀況，覺得這裏不可久留，立刻離去。下午步行十餘裏，在葛林橋爬上一部開往涇縣的煤車。傍晚投宿在縣招待所，睡地鋪，每人交1角5分錢。
我們五個人來自不同的學校，在涇縣所有的公社都有插隊的知青同學。在當時的知青中有個不成文的約定俗成的規矩，不管到了哪個村莊，認識的或不認識的知青來了，那個村裏的知青都要管一頓飯，熟悉的老同學、鄰裏街坊還可多住兩天，這有點像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隻要聽到“國際歌”，就等於找到自己的同誌戰友一樣。
地處皖南的涇縣背依黃山，西臨佛教聖地九華山，襟抱太平湖，秀麗、碧澄的青弋江在群山峽穀中迂回流淌，綠蔭叢中露出一個個古代村落徽派民居的粉牆黛瓦，氤氳起縷縷炊煙，形成一幅幅“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煙花是人家”的山水畫卷。
受燦爛豐厚的徽州“新安文化”的浸染，自古以來形成涇縣“十裏不廢誦讀”的鄉風，從深山古村裏走出一代代學子和儒商。
涇縣水東是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 贈詩汪倫的桃花潭 , 涇縣的烏溪鎮是中國“宣紙”的故鄉。涇縣也是革命老區,雲集八省抗日健兒的新四軍的軍部就設在雲嶺，1941年元月震驚中外的 “皖南事變” 就發生在茂林。
我們一行五人足跡遍及大半個涇縣，特別是涇縣西南部的水東、章渡、茂林、南容、後岸鄉，明清古居民、祠堂、書院、石橋，古建築保存得很好，許多知青住的就是雕花門窗的古宅，依山傍水，山溪淙淙，竹影婆娑，要不是村口的牆壁上刷著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農業學大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大紅標語，真像到了“隻知有秦，無論魏晉”的世外桃源。
30年後我撰寫《中國民居旅遊》一書，最初的創意就是從這裏開始的。以後我們又去了榔橋、黃田、西陽、蘇紅、汀溪、愛民幾個公社，這裏是全省著名的產茶區和林區，是經濟作物區，農民的生活較富裕一些。
涇縣有民諺:“汀溪的茶葉，榔橋的傘，黃田的姑娘不用揀（即挑選）。”這倒不是黃田的姑娘格外俏麗水靈, 而是家道殷實。
黃田是明清徽商故裏，在大江南北各地做木材、茶葉生意，賺了錢回家蓋大宅子，所以黃田的姑娘是不愁嫁不出去的。我們在汀溪的大坑村住了大約一個星期，我們十八崗農校有十幾個同學集中在這裏插隊，吃商品糧，主要出產茶葉、木材和製造宣紙的檀樹皮，一個勞動日值一元多，我們去時正趕上采摘夏茶的時節，當地勞動力不夠，從山外雇請不少臨時工來采茶。
我就住在老同學周澤亞處，每天天未亮，結隊上山腰的茶園采茶，用一個大布兜盛著，新鮮的茶葉枝條上沾滿露水，太陽一出山就不能采了，下山把茶葉送到生產隊的小茶廠去撮揉殺青，用炭火烘炒。
幾乎每一個小村莊都有一個小茶廠，這裏還沒通電，隻能以山溪水流推動水碓做動力,到處漫溢著新茗的醇厚的清香, 這是我知青生涯中一段富有詩意的生活。
我們每采一斤鮮葉有八分錢和一兩糧票的補助，我一個上午能采20斤，收入不菲。下午不出工，我就和周澤亞（現在蕪湖市新華書店工作）、韓賢強（現任安徽工業大學宣傳部長，教授）臨溪品茶，談論國家大事，指點江山，泛談中外古典名著的體會。
他倆博覽群書，特別是哲學與曆史，都具有獨立思考精神，往往語出驚人，極為尖刻犀利，鋒芒畢露。他們讀書治學勤於反思，尤其逆反的思維方式給我很大影響，他們可稱是我的學長，可惜他們文革後忙於學業與生計，長期坐談論道，述而不作，在治學上沒有什麽建樹，他倆正是朱學勤先生稱謂的“1968年人——思想界的失蹤者”。但在我青年時代的讀書經曆中，他倆是給我影響較大的兩個朋友。
八月初，我告別了他倆，步行百餘裏，一天之內趕回我插隊的村莊，沒隔幾天，大隊書記安排我去大隊中心小學當民辦教師，每月工資18元，口糧從生產隊分。我當了四年半民辦教師，一直到1975年3月招工返城。
1972年春天，我在農村入了團（當時我已經25歲），入團介紹人之一竟還是我的一個學生吳小水（比我小 6歲，五年級學生，是個烈屬的孤兒）。當時的政治口號“無產階級占領文化陣地”，全國各地開始抓工農兵文藝創作活動，南陵是當時全省堅持工農兵業餘創作最出色的一個縣。
在縣文化館館長於在熙、創作組長姚遠牧老師的領導下，在全縣培養了一批工農兵業餘作者，我是骨幹之一。我們被抽到縣文化館寫散文和小說，住在條件優裕的南陵旅社，一日三餐免費，吃得好睡得好，每天還有６角錢的誤工補助，我們何樂不為。
在第一期創作學習班上，我抓住1971年聯合國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這一時代背景，虛構了一個鄉郵遞員幫助僑居美國西海岸的華僑尋找在大陸散失30多年親骨肉的小說——《信》。
這小說送到省出版局審查，居然一炮打響，第一個被定稿，今天讀起來索然無味，流露出當時提出的堅持“三突出”的僵化的寫作模式，是我幼稚的塗鴉之作，但它畢竟是我文學創作的起點。南陵縣十幾位業餘作者十四篇小說結集為《青弋江畔》短篇小說集，1973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轟動一時，應該是當代南陵群眾文化的碩果。
我們這個業餘創作群體人才濟濟，一大半是知青，有思想，有激情，文學功底也比較好，文革後我們中大多數參加1977年文革後恢複的第一次高考，許多人成為社會精英，活躍在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大舞台上。
如現任北京大學國際經濟係主任肖琛教授（曾任世界銀行顧問），南京航天航空大學宇航學院院長昂海鬆教授(我國著名的微型飛行器專家), 南京大學哲學係的魯品越教授(自然哲學學者), 他們三位都是博導，享有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
還有王澤南(合肥工業大學教授)、張先珍（省級黨刊的編輯部主任）後來成為伉儷。搞美術創作的有上海知青金祥生，蕪湖知青楊大全、楊起兄弟。楊大全現在是安徽省著名的油畫家，楊起1980年即赴德國留學，現任海德堡大學東方美術史教授。
我特別感激姚遠牧老師在文學創作上對我的悉心指導，因他的人格魅力，在他的周圍聚集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一批身陷逆境有為的青年，為我們展露才華構築了一個小小的平台，使我們平淡的生活有了一座暫棲身心的精神家園。
文革後，姚老師擔任了縣文化局局長一直幹到退休。1996年我回到闊別20餘年的第二故鄉南陵，還特意去看望他，與我們這些知青的相處，成為他一生美好的回憶。
在我長達七年的知青生涯中，感到最痛苦的是前程的黯淡無望，由於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每一次招工和大學招生都沒有我的份，沒有被大隊幹部和貧下中農推薦過一次，因為我的父母是國民黨政府的軍政人員，屬於出身最壞的一類，連可以教育好子女的資格都沒有，這一稱謂多半是指那些曾是當權派的下台幹部的子女, 在文革前就開始的階級路線像一條巨蟒纏裹著我們喘不過氣來, 聽任其捉弄、糟蹋。
當時的政策是 “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其實是邏輯不清的悖論。1972年，由於我在農村文化和教育普及工作中的突出貢獻，被評選為蕪湖地區的上山下鄉知青標兵，這時我的短篇小說《信》已經發表。
1973年李慶霖向毛主席告禦狀，反映知青的困境，揭露在知青中招工招生走後門的不正之風, 驚動了毛主席。他給這位鄉村小學教師匯去 300元,並寫了一封信:“匯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此類問題全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此後全國開始調整知青政策，改善知青政治、生活條件，打擊懲治了一批罪大惡極、迫害知青的壞人。安徽各地也開始知青工作大檢查，縣知青辦從全縣知青中抽調8個人參加地區革委會的檢查團，我也是其中之一，負責對九連公社近400名知青政策落實的檢查，但我突出表現與作為都不能改變我的命運，招工、招生的大門仍對我緊閉著，精神上的壓抑和痛苦我隻能暗藏心裏。
在別人眼裏，我忙忙碌碌、曠達樂觀，但有一點與那些有理想抱負的知青是相通的：“身無分文，心憂天下。”
1974年為了落實知青政策，新出台了知青為獨生子女或父母身邊無一個子女的可以抽調返城。當時我妹妹已在蕪湖市第一塑料廠轉為正式工人並已結婚，為了讓我能抽調回城，母親和妹妹商量，讓妹妹調到她愛人所在的銅陵市工作，這是不合算的，但能讓我回來，妹妹和妹夫作出巨大的犧牲。這樣我就具備了“父母身邊無一人”的資格，可以名正言順地招工返城了。
1975年3月我終於結束了長達七年的知青生活，這一年我已經29歲。
1975年3月，一個春寒料峭的早晨，在南陵縣政府大院裏，早早地聚集著百十個男女青年,地上堆放著他們的行李，他們年齡最大的已有30來歲，滿臉滄桑，一言不發的立在寒風中。路過的市民一看便知，又一批知青要招工返城了，他們是全縣落實獨生子女和身邊無一人政策的知青們。
時近中午，三輛敞篷卡車風塵仆仆地開進大院，一片歡呼聲，我們爭先恐後地將行李扔上車，然後爬上車，幾聲喇叭響，汽車開動了，穿越過這座小縣城惟一的一條大街，我們情不自禁地歡呼：“再見吧，南陵！我們終於回家了！”我們還唱起蘇聯歌曲《共青團之歌》。
卡車疾馳在與長江平行的瀝青公路上，我們歸心似箭，無興致去欣賞眼前三月杏花春雨的景色。車開得很快，寒風像刀子般割著我們的臉，我不得不將棉衣的衣領豎起來，又冷又饑，剛才還在唱歌的幾個知青也蜷縮著身子沉默不言了，沉默傳染了車上的每一個人。
怎能叫人不傷感呢？這一批招工幾乎全是因家庭出身不好在農村插隊近七年的知青，苦煞了3000多個日日夜夜，人生能有幾個七年，抗日戰爭也才八年，今天我們終於回城了！這時隻聽見一個小夥子嚷道：“大夥把衣服口袋裹緊，莫讓戶口和糧油遷移證讓大風刮跑了！”
這話使全體人員一片驚栗，人人裹緊上衣，接著相視仰天大笑起來，這是辛酸、苦澀的笑，無窮酸澀盡在此語中。我們的命運竟被戶口和糧證這兩張薄薄的紙片控製著，它們製約著我們生存的時間與空間，我們無可奈何，別無選擇，隻能任其擺布。
這一句不經意的風中戲言，是一代人命運的沉重歎息，一輩子忘記不了！
我們這一批招工全部分配在蕪湖市的手工業係統，我當時根本無門路去開“後門”，被稀裏糊塗地分配到一家日用化工廠。這批進了十個人，都是在農村待了七八年的老知青。這是家簡陋的手工業作坊式的集體企業，生產的都是蚊香、蛤蜊油、礦燭這類小商品，機械化程度很低，我們進廠那年上了一個新產品——油漆刷。
我被分配去幹最累最危險工種，開盤鋸。師傅是一個未摘帽的四類分子，姓趙。車間裏鋸末飛舞,粉塵大,噪音大，飛速的盤鋸幾乎沒有什麽保護設備，稍不小心就會出事故。我穿著防護服戴著手套，每天八小時將２米高，40厘米寬，２厘米厚的鬆板，扛上工作台，小心翼翼地推向飛速旋轉的電鋸，切割成一塊塊漆刷柄的木坯。
不少同學來看我，見我幹這份令人提心吊膽的活，都為我惋惜：“真是 ‘ 大材小用 ’ 了。” 可我已經知足了，28歲每月18元的學徒工資，還發２元澡票，我好歹是工人階級一員了，發工作服那天，我特意去照相館拍了一張照片，以示紀念。
……
1977年10月市文化館組織一批工農兵業餘作者去黃山參加一個筆會，我又重遊了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和茂林皖南事變舊址，這對我來說是故地重遊，頗有些感慨。一天上午，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廣播：大學要恢複招生考試了。同行的幾個年輕人高興得跳起來！回到蕪湖後，發現絕大部分老三屆把丟了十年的數理化課本找出來開始複習功課了。
1977年12月，我參加了文革後恢複的高校招生考試，考點就設在我讀高中的蕪湖市三中，我那個考場就是當年我們高三（1）班教室。十二年了, 曆史和我們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尤其是像我這樣既參加了文革前最後一次高考，又參加了文革後第一次高考的能有幾人？
那一年是各省命題，由於被時代耽誤了的這一代人學業荒廢太久，題都不難。我是1965屆高中畢業的，基礎紮實，又在農村當了四年多民辦教師，所以各門都考得很好，是第一批通知參加體檢的，那一段日子沉浸在期待的興奮中。
1978年春節後，一些人陸續收到了高校錄取通知，而我卻望眼欲穿。“過盡千帆皆不是”，我再一次絕望了，我知道依舊是在家庭出身問題上卡了殼。粉碎四人幫已經快兩年了，反動的血統論依舊陰魂不散！
到了1978年 3月部分高校擴招也結束了，我們依舊石沉大海。這時，在市招辦工作的一個朋友劉延業，悄悄告訴我，我的考試成績是327分，是全市文科成績前10名（當時滿分是400分），因為我的家庭出身問題，我廠的主管部門市二輕局政工組在我的政審意見上簽署了“不予錄取”的意見，我的考生檔案一直鎖在入另冊的櫃子裏。
我憤怒了！春天來到冰封的中國，為什麽春風就吹不到我們身上，我要理直氣壯地抗爭！我慷慨激昂地給時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裏同誌上書，我守候在中共蕪湖市委會議室門外，堵住出來上廁所的分管招生的市委副書記程介一同誌，遞上我的陳述信，傾訴我心中的憤懣。
之後我給遙在武漢的未婚妻寫信“我們結婚吧”。
她和我曾在同一個公社插隊，是一位北京知青，並且同在公社中學代課，同教一個班級，我教語文，她教英語，都因家庭出身不好，一直不能招工返城。“同是天涯淪落人” 的命運使我們深深相愛了。1975年春，我們均以落實“身邊無人”政策返城，她回到武漢父母身邊，分到漢陽廢品回收站當電焊工，在這幾年裏，浸透著淚水思念之情的兩地書維係著我們的苦戀，夢牽魂縈。
我們終於談婚論嫁，但遭到她父母的堅決反對，因為曆次政治運動使這兩個從海外歸來的老知識分子驚魂未定，他們不願將好不容易回到身邊的女兒再推向無邊的苦海。她很快回了信，訴說正在忍受的雙重折磨，單位領導以超齡為由不讓她參加高考，父母逼她盡快與我斷絕關係，她無比痛苦，經常徹夜失眠。她做出決斷：“你快來吧！現在什麽力量也不能將我們分開，哪怕是父母的愛。”
1978年 4月24日，我溯江而上來到武漢，早已等候在大輪碼頭的她，顯得格外憔悴，隻有同單位的兩個女伴來送她，她含淚給父母親留了一封信，隨我登上一艘待發的大輪，去南京旅行結婚。開始中國古典戲曲中演繹的癡情男女的“私奔”。
“東方紅 7號”輪一聲聲汽笛長鳴離開武漢港，我們相依在甲板上，看長江大橋、武漢關在眼前漸漸遠逝。黃昏，一輪血紅的太陽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江麵上，殘陽斑駁地撒在我們身上，船上不少是一對對去蘇杭“蜜月旅行”的新婚夫婦，他們耳鬢廝磨是那樣親昵甜蜜，而我們在歡樂中都包含著沉重的憂愁。
在大江的濤聲中，觀長江一瀉千裏而去，我們在思慮，前麵的路該怎麽走？我們不知道，隻有一個信念，一直往前走，就像大江狂濤中的小舟與風浪相博，決不後退！
與我們同艙的湖北美術學院劉依聞教授。他和學生去上海觀摩“法國十九世紀風景畫展”，他們高興地為我倆畫炭條肖像速寫，談笑聲衝淡了我們的煩惱和憂愁。
第二天船停泊南京港，我們的新婚之夜是在夫子廟一家小旅店度過的，沒有花燭、婚宴，也沒有親友，隻有秦淮河清涼的月色透過窗傾瀉在我們身上，我緊緊把她摟在懷中……
時代的大變遷，使我們的命運陡地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就在我們南京旅行結婚時，經中共安徽省委領導的幹預，在我們的上訪信上作了批複，我和蕪湖市14個受家庭出身株連的考生被安徽師範大學的蕪湖市專科班錄取，乘上最後一班車，雖然被夾在門縫中，我把新婚僅十天的妻子送回武漢（她第二年考上了湖北財經學院工業會計專業），趕回學校報到，這時大學已經開學快兩個月了，學校為我們這批久經磨難最後才被錄取的學生舉行了歡迎大會，我上台發言，剛說了一句“還我青春，我要讀書”，台下的許多老師和學生都已潸然淚下
我的人生翻開了嶄新的一頁，我感激鄧小平這位偉大的曆史建築師改變了我們這一代的命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聲。
1997年，《長江日報》開辟了“20年前我參加高考”征文，許多77、78、79級的學生紛紛撰文回憶、評價中國當代史上這一劃時代的大事，許多高校的老教授們說，他們一生從教生涯中，77、78、79級學生是最堅強、成熟，學習最勤奮、用功、敢於獨立思考的。今天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成為社會棟梁，活躍在中國改革開放、走向世界的大舞台。我也應征寫了篇文章《1977年，一個無雪的冬天》並且獲獎。
1998年元月中旬，《長江日報》社在漢口的亞洲大酒店舉行隆重的征文頒獎大會，當年向黨中央和鄧小平同誌進言恢複大學招生考試的武漢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查全性和當時負責恢複高考工作的教育部長劉西堯也參加了這次盛會。那一天剛擔任武漢市副市長的武漢大學的辜勝祖（現任湖北省副省長）帶領我們全體與會者向查老、劉老三鞠躬，以表示一代人的感激之情。
有位哲人說苦難是一座學校。不能否認，上山下鄉苦難經曆磨煉造就了這一代人中的不少人，這是一種“種豆得瓜”的現象，但決不能因此而美化苦難，我們決不為苦難加冕，所謂的“青春無悔”完全是一種自欺欺人的高調，蒼白而虛偽，社會的發展難道非得以犧牲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為代價嗎
我選擇知青文學為一代人立言作為自己奮鬥的事業，這是使命，也是責任。我希望逐漸淡出社會舞台的知青朋友，讓生命的激情依舊在我們心中燃燒，因為我們已經跨過漫長苦難的昨天，今天我們手挽手偉岸地走進了新世紀！
祝福你們，普天下的知青兄弟姐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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