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晨在微信看到【在中國長大的“美帝”孤兒】後，感慨萬分一時不知從何處下筆寫出自己感觸，不怕諸位笑話，從小到大我的作文永遠是“及格”連“良”都沒得過，我隻會“侃大山”，我所性就將我要說的話用文字表達出來，很可能語言不夠簡練，敬請大家原諒，湊合著看吧也就是圖個熱鬧，首先，怎麽就一個好麽噠眼兒的純正中國大家庭出來一位美國公民？
一．【事出有因】
1938年，我父親當時在北京西郊的“燕京大學”(即現在北京大學校址)化學係念書，周末由家返校途中被日本憲兵抓捕至憲兵隊，罪名為“同情抗日”，另我的兩位姑姑當時在四川重慶讀書均為罪名，我父親是家中獨子，為此,我爺爺動用了當時華北地區軍政兩界的要人出麵擔保我父親後被釋放，家中害怕再出類似的事情便立即辦了出國留學到美國加利佛尼亞州斯坦佛大學化學係。
我是1940年夏季出生在美國加州奧克蘭市，我父親大學畢業時正是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引發了美國對日本的戰爭，回國的交通不能通航，一直等到日本投降後於1946年夏天由美國舊金山啟程乘坐輪船回國。
二．【從小學到大學畢業】
1949年9月開學我在北京育英小學上四年級直到1955年育英中學（現為北京25中）初中畢業，高中時北京24中（原為大同中學），1958年考入北京體育學院（現為北京體育大學）到1963年畢業參加工作。回想起來，當學生的時代，生活也是坎坎坷坷，一是當時的政治環境對我這個政治白癡，加上自己又是自由散漫慣了，中學時期被班主任個別談話是有的，我加入少先隊是在初中畢業前十餘天，晚一點就超齡了，所以到了高中還踢了一年少年足球校隊（我上高一時，24中少年隊剛獲得北京市”五愛杯”冠軍）。高中沒入了團，可能因為我的一句怪話：“進了書記的家門就能進入共青團的大門”。到了大學政治環境比中學濃多了，經曆了大躍進大煉鋼鐵等運動，也是因為說話不注意惹的禍，1958年是瘋狂的年代，腦子一熱就是一個主意一項政策一個方向一個運動，絲毫沒有科學性沒有科學理論沒有科學實踐，隻是偉人一句話誰敢問對錯？拍馬的吹捧的急忙找理論根據證明假話是真的，錯話是對的就連科學家都昧著良心說假話來證明偉人的一貫正確。可是我隻是無意的兩句話就遭到全年級的批判，等到五年級時已經是經過風雨見過世麵的“老運動員”了。就這樣，國家還是統一分配工作，我被分到北京，太幸運了，那年頭我們這屆畢業生95%分配到東北三省而且分到黑龍江省又占總數的90%。
幾經波折總算有了接收單位----北京女八中，這個學校的校長兼書記是原國家主席王震將軍的夫人---王季青女士，在日本侵華期間她是北京燕京大學化學係的學生，於1938年投奔延安參加八路軍，她是我參加工作十八年當中遇到政策水平很高的領導，她以身作則，親曆親為，她會收上各年級不同科目的作業親自批改，知道老師們的工作量，我們學校的老師不是坐班製，她說：老師要教幾個班的課程還要批改作業和備課，即使不來學校能完成工作量時間也是很緊湊的，他的威信在我們學校師生中相當高，僅舉一例：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個單位的領導軍被揪出來批鬥，並且用皮帶棍棒慘無人道的抽打，可王校長被學生請上大操場的主席台時，因王校長身體很弱，學生們搬來一把椅子給王校長坐，這在文革中是絕無僅有的畫麵，當時如果有手機拍下來，這張照片絕對是一等獎，也說明王校長平日工作作風及處人待事都讓師生敬佩。
就在有這樣一位和藹可敬的領導下工作我還犯了一個極其低級可笑的錯誤；那是1965年夏季暑假前的日子，一天剛剛下課我回到教研組喝水休息片刻，組長告訴我說黨支部找我有事，我到了校長室進門後是我校副書記---李培榮副校長（一位將軍的夫人）和我談市教育局來通知讓學校組織遊泳活動，響應毛主席暢遊十三陵水庫，號召我們在大風大浪中鍛煉，我與李副書記談了如何組織以及時間地點等問題，結束後我便推開校長室的門前腳剛要邁出門兒，這時，李副書記突然問我一個問題：小常呀，咱北京現在有沒有遊泳是男女分池的？我嘴是又快又欠又損地回答了一句：“有哇”“什麽地方?” “王府井八麵槽的清華池【澡堂子】。”真是和外行無法交談，想起1957年的右派言論“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這是右派言論嗎？這是實話，是真理。
放完暑假開學了，到教研組內沒有我的課表，組長讓我去黨支部詢問，得到答複是：去到盧溝橋農場補勞動實習課。後來我問了同學才知道，我們58屆畢業生根本沒有任何一個人補勞動實習課，我又是被特殊照顧的對象。在農場裏除了來自北京市各校的教師外還有65年待分配的大學畢業生，其實就是思想右傾，有一位是我們北京礦院的子弟，他父親是教授，他非常聰明從小就喜歡看書研究一些與科學有關的實驗，記得他自己裝礦石收音機後是電子管收音機等，我想他會是因對社會的一些看法而成為有思想問題的學生被進行變相的勞動改造。
三. 【說實話的利與弊】
今天回頭看後再談說實話的利與弊，我會肯定會說：“弊大於利”其實在一黨執政的社會裏，說實話從來都不會有利和市場，假話謊話連篇，溜須拍馬無論在仕途和個人發展空間都會有前景，因這個做法太符合人性的短板----貪念與被吹捧欲。
說實話給我帶來的後果：（1）1957年高二的暑假，教師們集中搞反右運動，我們暑假足足玩了兩個月，高三畢業時，我的檔案裏裝有我被定為“不戴帽子的右派”（文革期間，小腳偵緝隊的大媽告訴我的，後經證實確有此事）。（2）文革期間在高中同學婚禮上的談話內容被一位同學的女友（因而人戀愛分手的問題）密報到軍工宣隊工作組，我們幾個同學分別被本單位隔離審查，最後被定為“5.16現行反革命分子”並停止教課。在林彪事件出現後，我已調到天津工作，原單位的工宣隊到天津教師進修學院給我平反，整我的材料當眾銷毀（鬼知道是否銷毀？對我來說已經毫無意義了）。（3）我在工作期間是初入社會，全無社會經驗，黨支部讓我們年輕教師向黨交心，我便如實地把我的真實想法看法寫成匯報材料交給黨員老師，某日晚上我們打玩乒乓球後，一起到“四川飯店”小吃部吃夜宵時把我寫的材料還給我並誠懇和關懷的語氣對我誰說：
“小常呀，你太年輕，剛參加工作沒有社會經驗，你那實話能隨便說隨便寫嗎？拿回去撕掉，以後做事多用腦子想一想再做”。挽救我免遭在政治上犯錯誤，我在北京女八中工做的九年裏，太多的老師真心幫過我，他們是我政治路途上的老師，也是我生活中的兄長更是我生命裏的貴人和恩人，他們當中雖然有人已仙世，但他們永遠活在我的心裏。
說實話在文革裏遭到隔離審查，但在1980年我申請來美探親和重新申請我的美國護照時需要到北京美國駐華領事館去辦理，在我收到美國我姐姐和哥哥寄給我1946年從美國隨父母回國時用的美國護照已經過期三十四年，必須從新申請更換新護照。我向教研室主任請假實話實說，我手持我的1946年護照到北京美國駐華領事館與門崗的公安警察說明來意，公安警察讓我到門衛辦公室等候，他說幫我聯係一下，過了一段時間（大約近半個小時）警衛回來說不能進去，如果有中國護照可以進去。回家後向我父母親的朋友詢問如何處理此事，最後取得穩妥辦法，給總領事—布魯斯先生寫信陳述情況請求幫助，沒想到數日後我收到總領事布魯斯先生的回信，我拿這封信毫無阻攔的走進美國駐華領事館，是總領事布魯斯先生親自接待我，告訴我更換新護照所需的材料，我臨出來時布魯斯先生親切地跟我說：“如果下次來時遇到任何麻煩給我打電話，我到大門口來接你。”以後又幾次去領事館交材料，拿我美國的新護照及辦理我們全家移民美國的簽證等等，都非常順利。
後記：說實話在我辦理護照讓我免受牢獄之災，此話怎講？我拿我六歲時的美國護照到美國領事館時不被門崗警衛給讓到辦公室等候聯係嗎？警衛打電話給北京市公安局報告情況，北京市公安局打電話給天津市公安局 查詢我本人情況，天津市公安局給天津市師範學院保衛處打電話查詢我的情況，我院保衛處打電話到體育教研室找主任—王慶斌問詢我的去處，王主任答複：“小常和我請事假，他去北京美國駐華領事館辦他美國護照的更換事情”，如果我說假話的結局就是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由我們學院出麵領回天津或是判我有偷越國境嫌疑（因進入大門線內既是屬美國境內），這是在文革流毒尚未肅清的年代裏，說實話讓我得到最大的回報。
我和韓秀的遭遇不一樣，我比她幸運多了，起因就是相貌上的差別就已經決定活在這個扭曲的政治環境國度中其人生曆程的結果也會有很大的差異，韓秀比我小六歲，我上大學時1958年，反右後的第一年，已經開始在錄取時家庭出身是重要參照條件（當時隻是在重點和軍事院校），當時體育和藝術院校是提前招生，我被北京體育學院錄取後，我拿錄取通知書去問過班主任—陳寶琦老師，我本想等聯考成績出來後看是否能考取醫學院？但我的班主任確說不必等了，你的家庭背景可能會對你的錄取有影響，誰知道我聽從班主任的話讓我後半生生活愉快身體健康。看過韓秀的文章後，我發現她與我二女兒住在同一城鎮，有機會很想能見到韓秀，因他高中在北大附中上學，我的朋友與大學的校友就在北大附中教書，回憶過去的經曆對晚年生活也是一味很好的調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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