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回鈴鐺閣（十）好夢難圓
從1949年9月到1955年7月，在鈴鐺閣度過的六年是我最懷念的時光，衷心感謝給過我幫助指導的各位老師。也曾提起過幾位不甚滿意的，他們被分配到不合適的崗位，並不是個人的錯。
用今日的眼光看，我在那階段所受的教育遠非完美無缺。
翻閱校史得知，鈴鐺閣遠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前期，英語教學已達到相當水平。高中數理化全部采用外文版教科書。而我們入學後，先破舊，初一停開外語，再立新，初二開始學俄語。在計劃經濟體製下，俄語隻在分配到少數特定崗位時，才會有用。平時應付考試並不難，考完忘光了事。
重理輕文，“文科無用”，“文科危險”。社會上連續不絕的批判鬥爭，向我們提供了明確的信號。而在有限的文科教育中，貫串的一係列詞匯、斬釘截鐵的結論又使我們懶於思索，習於輕信，慣於盲從。人文科學教育在開啟思路，拓寬精神視野，培養良好的判斷力，形成健全的人格諸方麵的作用已全被閹割。僅僅變成一種馴服用的工具。
理科教材全盤照搬蘇聯。高中生物課本名為《達爾文主義基礎》其下冊是講米丘林——李森科的學說，否認基因的存在，把占主流的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定罪為反動的唯心的形而上學的資產階級偽科學。這種充滿暴力的“學說”讓我們下意識地“敬”而遠之。多年後，我們知道，對此付出代價的不僅是那些被清除的遺傳學者。
物理化學課本要貫徹蘇聯的愛國主義，每一項重要的科學發現者都是俄國人。講到無線電波的發現者什麽“斯基”，後麵又附一句：十幾年前，意大利人馬可尼也作出同樣的發現。我們當時即引為笑談。
我中學階段，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還是基本維持著的。我離開後怎樣？有校史為據。
“1955年暑假，全校開始了‘肅反’教育的學習。廣大同學和青年團員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團員聽了團課認識到對組織要忠誠老實，要站穩工人階級立場，提高革命的警惕性，不讓一個反革命分子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同時，在全校教職員工中開展的肅反鬥爭學習，在充分思想發動的基礎上，貫徹執行了中央關於‘提高警惕，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防止偏差，不冤枉一個好人’的方針。全校教職工分4個大組進行，自始至終充分發動群眾，並隨著運動的發展及時地進行思想教育。由於政策穩妥，工作細致，廣大教師通過肅反鬥爭的學習，政治思想覺悟提高很大。”
“1957年4月黨中央發布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黨外人士和廣大群眾幫助黨整風，開展了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天津三中在上級黨委的領導下，從5月開始了整風運動。主要集中在7月至9月，經過了大鳴大放，反右派，大力整改和批評反省四個階段。有些人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出現了反右鬥爭擴大化的錯誤，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筆者注：‘有些人’中，我知道的有數學老師朱芝英，政治老師趙立功：女，部隊轉業，據說因其父被鎮壓，影響本人進步，發牢騷而入網。肖傳經副校長：南京中央大學畢業生，第一副校長，主持學校工作，本人又是三中民盟主委，隨章羅而倒。）
“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以後，在學校中開展了一場所謂破除資產階級觀點樹立無產階級觀點的‘拔白旗、插紅旗’的運動。天津三中在學校黨支部的領導下首先召開了學生代表大會進行發動，而後在全校掀起了‘大鳴大放’的活動。學代會後4天共寫出上萬張的大字報，矛頭指向教師。此後在教師中進行了幹部下放到工廠農村。同時在學生中開展整團工作，大家互相贈‘西瓜’，展開了鳴放，有的團員錯誤地受到批判和組織處理。”
“1959年8月根據黨的八屆八中全會的決議。天津三中也和全國一樣，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從1957年反右鬥爭以來，在‘左’傾思潮影響下，這些政治運動都給學校的教育正常秩序帶來了幹擾和影響，使許多教師和有的學生受到衝擊和傷害。”
“1958年學校放暑假時，全國和全市‘大躍進’的形勢已經形成。7月下旬，中共天津紅橋區委發出‘奮戰一周，八一比武’的號召，在這一口號推動下，天津三中團委發動共青團員帶頭，於7月25日起，全校幹部、師生齊動員，展開了學校辦工廠的活動，在短短幾天內形成高潮。在校內建立起許多具有工廠雛形的生產點，並把這種生產點稱作工廠。計有無線電器廠、鑄鐵廠、煉鋼廠、金屬加工廠、電池廠、草酸廠、木工廠等20多個工廠，少先隊員也建立起製藥廠和娃娃廠，生產的產品近50種。”
“在‘大躍進’的形勢下，全民有什麽活動，就組織學生參加什麽活動。天津三中在這個期間參加了支援三夏勞動、改造海河勞動、‘大煉鋼鐵’活動，還參加了諸如除四害、打麻雀、大搞城市衛生、街道人民公社化等活動。”
“1966年5月中共中央發表‘五.一六通知，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運動遍及全國。天津市中小學陸續停課。天津三中師生也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之中。6月中旬市委派工作組進校遭到師生反對，後又派工作隊進校，發動群眾揭發黨支部和學校領導的問題，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員會。‘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響遍全校，大字報、小字報貼滿校園。學校的領導幹部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許多教職工被打成‘牛鬼蛇神’，建國以來黨自己培養的青年幹部、骨幹教師被打成‘修正主義苗子’，對他們實行‘群眾專政’，進行勞動改造，關進‘牛棚’，進行批鬥，以至進行人身攻擊和傷害。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8月中旬師生代表赴北京參加了毛主席‘八.一八’檢閱師生的大會。此後，學校內群眾組織紛紛建立，學生中的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開展‘破四舊’活動，進行大串聯。1967年‘一月風暴’後，學校的紅衛兵一派組織‘奪權’，學校的黨政領導組織陷於癱瘓，校園一片混亂，校舍、設備，特別是文獻、檔案資料等遭到嚴重的破壞，整個學校教室幾乎沒有一塊完整的玻璃。由於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學生群眾組織中產生派性，發生過武鬥，造成個別學生傷亡。……”
（以上照錄自2002年出版的校史。）
這段時間我雖離開母校，遠在千裏之外，但全國統一部署，統一行動，概莫能外。所述動亂，如在眼前，感同身受。至此夢已驚醒。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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