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冰，1980年出生於山東煙台，民謠歌手、作家、山東衛視首席主持人。
我希望，年邁時能夠住在一個小農場，有馬有狗，養鷹種茶花。
老朋友相濡以沫住在一起，讀書種地，釀酒喝普洱茶。
簡單的生活呀，觸手可及嗎？
在我十年流浪歌手的生涯中，我遇見過很多神奇的人，今天第一次說給你聽。
他們的生活方式、人生出口、修行法門和實用主義者們秉承的朝九晚五、溫飽體麵、出人頭地沒太大關係。他們是天涯過客、浮世散人、江湖遊俠、流浪歌手……
我很慶幸我曾是其中的一員。
如果今天是世界末日，那這篇演講是我的人生總結。
如果不是，那繼續以夢為馬，遊曆天涯。
在人際交往過程中，為什麽我們有時候會覺得累？比如飯局，或者說你在跟人講話時，尤其是你在表述自己時，為什麽會累？因為我們每個人會或多或少，都想展示出一些其實我們並不具備的素質，所以我們會覺得累。
我今天不想太累，想真實一點兒，說點兒實話。
我認為這是一個有點扯淡的社會！這是一個讓人覺得非常悲涼的時代！悲涼到什麽樣的程度，悲涼到當我們麵對一個陌生人，去認知他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用一個標簽：他是幹什麽的。哦，他是一個專家、他是一個學者、他是一個學生，然後以此為出發點，來度量一個人。
我不喜歡這樣，我就想站在這裏很隨意地說：我隻是一個33 歲的男人……但是我好像也逃脫不開標簽，那就先從我的標簽開始吧。怎樣介紹我的標簽呢？
剛才在洗手間的時候，兩個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他們對我說：“我是看著你節目長大的……”
好吧，我有一個身份標簽是“主持人”。我自己界定為一個還算敬業的二流綜藝節目主持人，但按照業界某些人的評判標準，我是最不務正業、最不求上進的，我輕易放棄了很多機會。他們有時會議論：“這人幹這行也幹了十幾年了，別人都一個接一個的紅了，就他還這麽漫不經心地玩兒清高，他是不是腦子有問題？”我不確定我是否腦子有問題，我隻是覺得某些約定俗成的規則並不等同於自己的生長法則。對於主持人這個標簽的自我認知，我和我的同行們或許並不相同。
另一個標簽的話，我是一個背包客嗎？算是吧。我在路上斷過三根手指、一隻手腕、兩根肋骨……現在一到了秋天，我必須要穿靴子，因為當年爬雪山把腳後跟凍壞了。走了那麽多年，我走壞了很多雙鞋子，滇藏線、川藏線，都不止一次拿腳一步一步地量過，我算是一個背包客吧。可當下，我並不敢刻意去標榜這個標簽。最初，背包上路時我還隻是個簡單的少年，那時“背包客”這三個字還代表著一種勇敢而浪漫的成長方式，而當下，它已然奇怪地淪為一個時尚而浮躁的名詞。
我還有一個身份標簽：民謠歌手。曾經有一個很美好的時代，人們把流浪歌手稱作行吟詩人。但那個年代已離我們遠去了，或者說在曆史上，這樣的時代稍縱即逝，白駒過隙，美好得跟假的似的。
我今天的主題是“趕著音樂去放牧”。
我對民謠的理解是：它是羊，我趕著它，我和我的夥伴們行走在無垠的曠野上，甚至沒有路，隻有一片無垠的曠野。天幹物燥，喑啞嗚咽，但是一點兒都不晦澀。今天，我想給你們介紹一些和在座諸位不一樣的人。
我們看他們可能用“另類”這個詞，就像他們看我們一樣。他們曾經是我們當中的一員，他們中很多人脫離了我們之後，獲得了另一種開心，幸福感指數也非常高，他們中有些人後來又回到了我們當中。這是些怎樣的人呢？我很難用一個詞來界定他們，我不想用那種標簽
“他們是一些浪跡天涯的人”，“他們是凱魯亞克筆下的那種在路上的人”……我不想用那些標簽。
我想說，他們是幸福的人。
這些幸福的人，他們路過我的生命，讓我獲益匪淺，甚至讓我當下這一刻站在這裏都覺得，他們是我內心強大力量的某種重要來源。
順便介紹一下，我還有一個標簽是“最不靠譜的酒吧掌櫃”。很多年之前，我在拉薩開過酒吧，倒閉了；後來在成都開過酒吧，倒閉了；再後來在麗江開過第一個酒吧，倒閉了；開了第二個酒吧，倒閉了；這是第三家酒吧，10 月份的時候，我撤股了，也算倒閉了；現在我在麗江還剩下一家酒吧，叫“大冰的小屋”，它還在勉強地維係，因為有人說它是一麵旗，代表著麗江的一個時代。
我有一個隱居在大理的朋友，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媽媽，叫作聽夏。
她的價值觀是：所有一切數字可以衡量的商品價值，都是要努力去逃脫的。
聽夏站在田間，帶著她的小寶寶，在蒼山洱海旁，安享著她的生活。她是個有信仰的女人，她在歐洲留學一直到20 多歲才回到中國。回來以後，她想找一份圖書管理員的工作。她去應聘，一次接一次地應聘，後來發現，哇噻，這個時代發展得太厲害了，她遊學了這麽多年回來以後，居然競聘不過一個稍有一丁點兒關係的人。
後來，她安居在大理，這個有才情的女人有一次跟我講起她背上的小女兒，她說：“你知道嗎？小朋友剛睡醒的樣子，就像是從一個遙遠國度剛剛旅行回來的樣子，身心疲憊，向我索要一個溫暖的擁抱。”
冬天過去後，春天到來了，聽夏就要離開大理了。因為大理生活成本開始慢慢變高了，她沒法待下去了，她是一個極簡主義者，想規避一切數字可以衡量的商品價值的影響。而能夠供她選擇的地方越來越少了，她會去西藏的波密，那裏有桃花穀，三麵雪山，一麵桃花，她說她會帶著孩子在那裏靜靜成長。我問她吃什麽，她說有什麽吃什麽。
她4 年前穿的衣服，和我最後一次見她時穿的衣服，是同一件。
很多的時候我在想，信仰可能會讓一個人非常幸福吧。
在路上我遇見了很多人，那些處在某種幸福狀態的人，那些讓我感覺到幸福的人，他們都有一種信仰。我講的這種信仰不一定是宗教，當然也可以是宗教，比如昌悟師兄。
他年齡比我小，但卻是我的師兄。昌悟師兄是一個研究生，我兩年前在拉薩認識了他。我們在大昭寺旁邊的八角街的藏姑寺的甜茶館裏探討過一些學術問題，他是一個學識非常淵博的人。後來有一天，他剃頭出家當了和尚，成天笑嗬嗬的。但讓我最驚訝的是，現在的他跟剃頭之前沒有太大的區別，他還是很願意聽別人唱歌，我經常當著他的麵唱歌，包括我曾唱過的那首《麗江之歌》（又名《把愛做夠》），他也含笑在聽。昌悟師兄笑得很超然，他的狀態讓我覺得他非常平和幸福。他放棄的是什麽，我不願意去深究，但他獲得的是什麽，可能不用我多說，在座的人應該會懂。
昌悟師兄留下了一幅畫麵在我腦海中：他牽著我的師弟去遛街，那種了無牽掛、怡然自得著實讓人羨慕。給大家普及一個知識，很多的比丘，弘法利生，收弟子是六道收徒的，都是有情眾生，人可以皈依佛門，狗也可以。我們有一條狗，叫作昌寶師弟。師弟就有一個毛病，隨地大小便，這個不太好，除此之外都挺好的。
我還有一個懂得給自己營造幸福的朋友。
她有一本護照，可以去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她是一個台灣詩人，叫作然靈。這個朋友每到一個地方旅行，無論是菲律賓、印度，或者是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她都會給我寄一張明信片，這麽多年來從來沒有間斷過。但我從來沒有見過她，我也不知道她長什麽樣子，我們曾有數度擦肩而過，彼此之間的直線距離可能隻有100 米，但說好了不見麵。因為她說見麵之後，就不確定是否還願意繼續給我寄明信片了。
她每到一個地方，都有這樣的興致，來和一個遙遠的、未曾謀麵的朋友分享她的心情，她的心態幾乎永遠是陽光而沒有陰霾的。我們是彼此文字作品的支持者，我給她讀我的文字，她給我讀她的詩。她是一個詩人，出過兩本詩集但根本不賺錢。在世界各地遊曆的時候，她靠打不同的工來掙盤纏，她的歲數跟我差不多大吧，我不清楚她是否有過豔遇，是否有著愛人，但她呈現給我的這一麵人生讓我覺著很詩意、很充實、很幸福。
多年的賣唱旅行，使我結識了很多流浪歌手，後來我們組建了一個小小的樂團，叫作“遊牧民謠”。我們說，音樂是羊，在趕著羊遊牧的路上，我們經曆不同的丁字路口，同行的都是勇敢的人，有意思的人。
我認識的第一個流浪歌手，也是我在拉薩的第一個合夥人，叫作彬子。
他是北京通縣的農民，木匠活做得很好。那一年，他抱著吉他流浪到了香格裏拉，他在香格裏拉差一點兒死在泥石流中，從香格裏拉又九死一生地到了麗江。到麗江後，我們在麗江的四方街打了一架，打完架後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不打不相識，我們喝酒喝得很high （開心），聊得也很high 。後來我在麗江得了重病，躺在床上—甚至可以用奄奄一息來形容。
他過來看我，帶了一隻燒餅，他說：“你看我來看你，是帶了重禮來的。”
兩層油紙打開，他把那隻燒餅遞給我。很多年後，我才知道，那是他那一天所有賣唱的收入。他買了一個餅給我，所以那天他就是餓著的。
一年之後，我又在拉薩遇見了他。那時，他在藏醫院路的街角賣唱，我就陪他一起賣唱。我那時有個習慣，會把銀行卡、所有現金都留在濟南，隻帶一張單程機票出發。我先飛到成都，到了成都之後，徒步或搭車，想盡一切辦法進藏。我們當時在街頭一起賣唱，後來無意中聊到了理想。
我說：“彬子，你的人生理想是什麽？”
他說：“能開成一個酒吧的話，我的人生就圓滿了。”
我說：“好啊，那我們就開吧。”
那時，我們身上全部的錢加在一起是500 塊。500 塊錢—酒吧果真開起來了。他木匠活做得非常好，我們跑到拉薩近郊去找木頭，找了很多奇形怪狀的木頭方子，先把它們鋪在地上，想辦法把它們固定住了，然後拿斧頭砍，拿刨子刨，後來地麵居然非常平整。開業的時候，很多朋友都認為我們買的是實木地板，他們問我從哪兒買的，說木紋很漂亮。
當年那個酒吧，叫作“浮遊吧”。很多年後，有人說拉薩的“浮遊吧”代表了拉薩的一個時代，它記錄了在火車開通之前，產業結構翻天覆地變化之前，飄蕩在拉薩的“拉漂們”的簡單快樂狀態，承載了太多奇妙的回憶。後來我看《詩經》，在《蜉蝣》篇裏寫道：蜉蝣之翼，采采衣服，麻衣如雪，於我歸息……但這個酒吧後來沒有了。
當時酒吧的內部裝修也是我們弄的，我們兩個流浪歌手真的沒錢，問人家賒了顏料，把整個酒吧刷成了西紅柿炒雞蛋的顏色，黃一塊紅一塊的。後來，我又賒了點兒墨汁，我大學學油畫專業，還算會畫畫，就用了兩天的時間，把整個酒吧牆上全畫滿了畫，裝修效果還不錯。
我們是第三代“拉漂”，我在一麵牆上畫滿了那個時期拉薩的“拉漂們”。畫的時候，我並沒有想到，火車開通以後，拉薩就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拉漂”了。
酒吧剛開業的頭一天，我們沒有錢進酒水。大家過來看我們，可也都很窮，他們每個人就抱一箱拉薩啤酒過來，我們總共攢了二三十箱拉薩啤酒。開業賣酒，我們就靠那些拉啤在賣。那時，大家就想做一個比較純粹的酒吧，也不單為了掙錢，就想給流浪歌手們提供一個落腳平台，所以打出了一個招牌：隻要你是流浪歌手，流浪到了藏地，我們管吃管住。所以，後來就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後果—歌手比客人還要多。最多的時候，有7 個歌手，7 把吉他，隻有兩三個客人。大家總是要吃飯啊，怎麽辦，那就跑到街上賣唱去。後來，我發現每天賣唱掙的錢，好像比酒吧掙的錢要多一些。
那個時期，有很多人專門過來投奔我們，浮遊吧，這個拉薩的小酒吧，也迎來了流浪歌手大本營根據地的第三位主人，趙雷。
趙雷那時在後海銀錠橋唱歌。他背著一把吉他跑到拉薩做我們的合夥人，然後跟著我們一起在街頭賣唱。我那時聽他唱歌，覺得驚為天人。
那時，我們跟人搶生意，右手邊經常是一堆安多的喇嘛們，他們在念經，人家給他布施。我們就坐在他們旁邊，因為別的地方城管會管。我們在旁邊唱我們的歌，大家有時候會較勁兒，每當我們這邊有人放下了一塊錢大票的時候—那時拉薩是不認鋼鏰兒的，非常流行一毛一毛錢。如果那時有人給我們放一塊錢的話——右手邊的大德們會微笑著把念經的速度突然加快：那摩赫拉達拉哆啦呀葉……（大悲咒）。而我們也會換一首更快的歌，比著唱。很有意思的是，我們後來和安多喇嘛們玩得挺好。
當年我對趙雷說: “趙雷，你這麽好的嗓子，這麽好的創作能力，這輩子如果被埋沒太可惜了……”這麽多年過去了，從當下來看，他果真被埋沒了。
浮遊吧倒閉以後，趙雷一路流浪去了麗江，他下定決心排除萬難，要在麗江重新支起“浮遊吧”這塊招牌……後來，他所有的錢被人騙光了，一路流浪回到了北京。後來，他迫於生計“墮落”了，他去參加了快樂男生的選拔，進了總決賽20 強。
我問過很多人，在職場當中問過很多人，我問他們，真的掌聲如雷，你就很開心嗎？這種開心會持續多長時間？你內心真正安寧的時刻又有多少？不要想那麽多虛榮的東西好不好，人為什麽不可以活得稍微自私一點兒。或許，這就是為什麽我在我的行業當中朋友很少的原因。
這種說法可能有點兒離經叛道，但當下的我堅持我的看法。
我有一個作家朋友叫陳嵐，她加入了我們遊牧民謠，後來我們一起巡演到了澳門大學，她以我為原型寫了一本書《小艾向前衝》。在那本書裏邊，她在筆端做了一下探討：一個主持人貌似有著一定的社會地位、不錯的收入、體麵的生活，為什麽願意來做那樣一些事情。她後來的結論是，那個主持人終究是要回歸的。
我給她的建議是：你寫一個續集吧，在續集當中，主人公依然會為了內心的成長和強大而生活，會繼續浪跡在天涯，混跡在江湖，繼續且吟且行，以夢為馬。
我現在麗江唯一剩下一家酒吧，叫大冰的小屋。
這家酒吧一半是書吧，另一半賣我們自己做的酒。有人講大冰的小屋是一個奇怪的地方，因為最早開業的第一年，我不賣酒居然賣湯，而且這個小屋發生過很多神奇的故事。曾經有一對小兩口遊蕩到了麗江，那個女生長得特別白，溫文爾雅，她拿一支錄音筆來錄我的歌。當我唱《烏蘭巴托的夜》，唱《德令哈的風》，她就把它們錄了下來，後來她發給我。我們一直郵件往來，她離開麗江之後，我發郵件給她，她卻再也不回了。過了一年我才知道，她離開人世間了，那次來麗江是她男友陪她完成最後的心願，那是她最後一次出來遊曆人生。那個男人是個新加坡男，後來留在了中國，定居西安，開了一家小小的酒吧，仿照大冰的小屋，叫作“那是麗江”。
你們或許會認為那個男人此刻還一直沉浸在緬懷、傷感中。後來，我去了一次西安，去他的酒吧看望這位朋友，給他送了一副唐卡。當我再見到他時，我發現他呈現出來的心靈狀態是很安寧的。提到往昔，他那種深深的眷戀、深深的愛戀，依然存在，但隻是像提到一個出一趟遠門的好友。
他沒有呈現出來那種悲苦的東西。
若她靈魂有知，一定始終在含笑看著他。她一定希望他們共同獲得的那種撫慰會一直綿延他的終生吧。
我想，可能因為兩人一起攜手走在天涯共同營造那種生活狀態的時候，他們的靈魂就有了一種默契，這種默契能夠撫慰心靈中的陰霾。
最後要講的這一兩個故事，代表人物叫作“菜刀”，他曾是我酒吧的義工。
菜刀是一名退伍兵，當年混跡到麗江的時候過來報名當義工。
我當時說：“你不夠牛。”
他說：“好吧，三個月後我回來證明給你看。”
可能每個人對這句話的理解不同，我當時隻是想說：“你需要成為一個最起碼把實用主義這幾個字可以暫時拋到腦後的一個人。”他可能理解岔了，但他做的一件事讓我很佩服。他背起吉他去了一個叫羅布泊的地方，他是中國第一個背著吉他橫穿羅布泊的男人。他進去的時候體重是110 斤，出來的時候隻剩了92 斤。一個男人，像一個骷髏架子一樣立在我小屋門口，然後問我：“我現在可以進來了嗎？”我說：“來吧，你來當酒吧的義工掌櫃吧。”
他就留在了這個小屋，天天往外攆客人。
他覺得你讓他不爽了，他往外攆；他覺著跟你聊天沒有價值了，他往外攆。這是跟城市裏麵的酒吧不一樣的地方，為什麽我們不可以活得稍微自我一點兒呢？我們逃到了一個幾乎是天涯海角的地方，給自己造了一個小客廳，為什麽不能隻招待我認可的朋友呢？
大冰的小屋有上千冊圖書，菜刀在小屋看了很多的書之後，有一天，他突然冒出一個想法。
他說，我希望我接下來的人生有一個很好的轉折，然後他就去了寧蒗的山區，做了一名支教的誌願者，貨真價實的支教誌願者。接下來的兩年中，他就一直在麗江和寧蒗兩個地方來回奔波，他沒有收入，他就定期回到麗江，回到大冰的小屋，然後賣賣自己的碟，賣賣專輯，我順便給他發一份工資，他靠這個來支付路費以及給孩子們來買肉。後來，學校運營不下去了，他就狠了狠心，上了一檔叫《中國達人秀》的節目，他上去說：“我要給孩子們來掙點兒買肉吃的錢。”
2012 年下半年，我發現在康巴地區有一個阿木拉小學，夏天的時候山洪把整個學校給衝毀了。後來，我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募集到一筆重建學校的善款，當時需要一個人進山去把錢和這批物資做一個直接的對接執行。菜刀說，還是我去吧。
他就去了。他之前沒有進過藏，並不知道高原反應的滋味。到了康巴藏區以後，他冒著橫死雪原的危險，進到了德格縣嶽巴鄉阿木拉村。他在那裏用最快的速度把學校給修完蓋好了，他現在有一個計劃，明年開春的時候，去幫孩子們順便把宿舍也蓋好。
菜刀現在依舊沒什麽穩定的經濟來源，依然賣唱在街頭。但他很享受這種流浪歌手的狀態，他覺得這樣會讓自己的生活調節得比較簡單幹淨一些。他是個懂得自我教育、自我成長的年輕人，這點很可貴，他必將收獲屬於他的獨一無二的人生，以及幸福感。
那個，我囉唆一句：如果你們碰見他在唱歌的話，我希望你們能夠放一張大票子在他麵前的琴盒裏。
關於流浪歌手的故事，我可以講上幾十個：比如我的那些一路磕著長頭，磕到拉薩的流浪歌手兄弟們。比如那些用著一隻手鼓改變了整個民謠界配器方式的流浪歌手們。比如那些此刻把樂器捆在摩托車的後座上，環球旅行的流浪歌手們，比如那些遊走在不同的社會標簽之中，但願意讓自己某些時刻當個非實用主義者的流浪歌手朋友們……
除了我的流浪歌手朋友們，還有那麽多浪子遊俠、過客散人的故事充斥在我的心中。他們的人生和我的人生交錯重疊，是我引以為傲的同類，我很榮幸在年輕時曾與他們攜手比肩，浪蕩過天涯。
想說的說得差不多了，做個結案陳詞吧，我之前說了很多過去，最後就唱一唱將來吧：
我希望，年邁時能夠住在一個小農場，有馬有狗，養鷹種茶花。
到時候，老朋友相濡以沫住在一起，讀書種地，釀酒喝普洱茶。
我們齊心合力蓋房子，每個窗戶都是不同顏色的。
誰的屋頂漏雨，我們就一起去修補它。
我們敲起手鼓咚咚噠，唱起老歌跳舞圍著篝火哦。
如果誰死了，我們就彈起吉他歡送他。
這個世界是不是你想要的，為什麽那麽糾結於它？
簡單的生活呀，觸手可及嗎？
不如接下來，咱們一起出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