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回鈴鐺閣（二）鑄顏雕宰

來源: 天涯過客1937 於 2014-10-01 08:10:40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8827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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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回鈴鐺閣（二）鑄顏雕宰

 
    我在回憶中看到49年時的“他”，一個十二歲的少年。邁著畏縮的步子走進校門，磚牆的匾上分明橫署著“河北省省立天津中學校”的校名。這是周遭百裏之內多少同齡人和他們的父母所期盼著的學校。

    學校是公立的，不收學費。校風純樸，教師認真教，學生刻苦學，尤為百姓所推崇。最直觀、最有說服力的還是升學成績。就在前一年1948年暑期，鈴鐺閣有幾 名高二學生報考大學，其中三名考入清華、兩名考入北大。考入清華的一人還是當時北平考區（相當於華北地區）的榜首。這名聲對初一新生來說是何等的震撼。

    門廳裏懸掛著老畢業生送的匾額“鑄顏雕宰”，白底黑字。他隻覺得十分莊重，卻不明了其涵義是要把顏回這樣刻苦好學的學生和宰予那樣被孔子認為“朽木不可雕也”的怠惰學生都能培養成器，服務於社會。

    穿過門廳正對著一條走廊通往中樓，左右是北樓的前廊可通東西樓。中樓的前廳是教務處，背後有六間教室，他所在的初一丁班在樓下最西端。樓、廊圍出庭院，走廊高出庭院約一米，而中間的走廊又將庭院一分為二，形成一種對稱、典雅的園林風格。

    最不能忘記的是西院的那尊石雕，高約一米的方形底座上麵隻樹立著一個方形尖頂石柱，上刻篆文，勉強可以辨認出是“故校長馬千裏先生紀念碑”，“民國十九年全體師生敬立”。

 

    多年後，我從老校友的回憶文章中，了解到馬千裏先生的事跡。

    馬千裏（1885——1930）追隨孫中山的老同盟會員，社會活動家、教育家，曾在南開中學任教多年，並參與創建南開大學。1928年北伐成功，馬千裏奉調河北省立天津中學擔任校長，整頓學校。

    學校不是官場，可“官立中”沾一官字。北洋軍閥臨近垮台，官場腐敗之風傳染學校。當時以校長為首的“五魁首”沉迷於吞煙吐霧抽鴉片，不務正業；教職員良莠 不齊；學生紀律鬆弛，風氣敗壞。馬千裏不顧身患高血壓的困擾，住校整日辦公。他撤換了不稱職的教職員十幾人，引進人才，加強紀律管理。可“宰予”們怠惰成 勢，積習難改，在被辭退的某些教職員的煽動下動不動罷課罷考，隨後竟發展為“驅馬”運動。最終在主持正義的師生和畢業生的要求下，得到省教育廳的明確表 態，風潮得以平息。馬千裏先生深受刺激，幾個月後突發腦溢血辭世，終年45歲。他引進的繼任者對學校繼續整頓、擴建，成績斐然，聲譽日隆，使鈴鐺閣步入黃 金時代。

    那紀念碑正象一支插在燭台上的蠟燭，在鈴鐺閣一代代師生心裏，它是永不熄滅的。

 

    1991年秋季，我在台北的重慶南路散步，不經意間到了台灣大學校門口，隨便進去遊覽。校門右首有一園林名為“傅園”。園中除樹木花草外有一羅馬式紀念亭，原來這就是前台大校長傅斯年的埋骨之地。

    傅斯年（1896——1950）也是鈴鐺閣的校友。他於1909——1913年就讀於官立中，當時是四年製，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預科，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傅斯年作為曆史學者、教育家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且看傅斯年的辦學理念：什麽是大學？近代意義上的大學在傅斯年心中是很清晰的，他說：“大學是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照大學法，校長雖然權力甚大，然我為學校之前途計，決不能有極權主義的作風。”他認為要保障教授的獨立性，教學的自由。

    他強烈反對把大學當作培養工具的搖籃，堅決擯棄大學的工具主義。

    同時，他倡導簡樸的學風。到台大的第二個學期，發布了這樣一個布告：

“本校學風，素稱儉樸，然亦偶有有錢人之子弟，習為奢侈者。茲在學年開學之始，特行告知諸生，如有嬌養成性，習尚浮華者，務請不入本校之門；既入本校之 門，即須改行自新，須知國家辦此大學，費錢甚多，經費皆民脂民膏，豈容此輩濫竽其內，浪費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後如見有習尚浮華，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糾正， 或開除學籍。”

    什麽是大學精神？這是他耿耿於心，始終不曾忘懷的。“大學也必須有大學的校長，包括精神與形式”，“發揮大學精神”、“促進學術空氣”是他辦台灣大學期間首先考慮的。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慶時，他發表演講說不許把大學作為任何學術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是為什麽？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 是青年，為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它的自尊性。這中間是專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作為人擠人的工具。”

    為維護大學精神，傅斯年一往無前，毫不退縮地站在前麵。當時的台灣風雨飄搖，一切都沒有上軌道，社會情緒激越。一方麵他篳路藍縷，致力於營造大學的學術氛圍，另一方麵他還要抵擋來自政治的風浪，以及社會上的各種攻擊，他恪守的一條底線就是大學的獨立與尊嚴。

    早在1932年，他就尖銳地指出：“教育如無相當的獨立，是辦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國家，當無過於普魯士……當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專橫，免一個大學校長的職，竟是大難……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規，行政官是不能率然變更的。”

    難怪有人這樣評價：“傅斯年先生掌台大兩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學術獨立和尊嚴，擴大了研究空氣……許多不學無術的黨棍子，想混進台大，許多翻雲覆雨的 官僚政客想染指……兩年來明槍暗箭，栽贓誣陷，就地打滾，集無恥之大成的各種手段，都對傅先生施用過，而傅先生英勇堅定，絕不為所動，貫徹自己的主張，且 與這些醜惡勢力對壘作戰。”與那些巴結專製統治者唯恐不及的學術官僚相比，真有雲泥之別。（轉摘自《曆史深處的誤會》傅國湧著/東方出版社出版）

    馬千裏、傅斯年，都隻擔任了兩年校長，可他們卻得到了校長所能得到的最高榮譽。他們的名字將和學校一起長存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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