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後三段都是苦，前麵的生，也未必是樂。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視為人生的標準。小愚，對你來說，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這是你父親當年的叮囑，也是我的叮囑。我不擔心你的工作，隻擔心你的生活。你什麽都不會呀。我死後，誰給你領工資？馬桶壞了，誰給你修？燈繩斷了，誰給你接？你一個人實在過不下去了，就再找一個男人吧！”
我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一邊從事戲曲研究，一方麵為文學而準備。寫的第一篇文章是《憶羅隆基》。寫畢，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給丈夫審閱。他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專攻戲曲小說。就文學言，他是內行，我是外行。審閱前，我塞給他一支中華牌鉛筆，並在耳邊細語，道：“你看到有什麽段落或句子寫得還算好的話，就在旁邊給我畫個圈圈，以資鼓勵嘛！”
他笑笑。一笑之間，我們的關係頓時從夫妻轉變為師生。他坐著，我站著。近三萬字的篇幅，他一頁一頁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隻見老公手裏的筆，一動不動，我心裏涼了半截。看到最後一頁，他畫了一連串的圈圈。我知道：這是專為“以資鼓勵”才畫的。瞅著這最後的圓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讓我坐下，嚴肅地對我說：“小愚，你有豐富的經曆和記憶。平時聊天，聽你形容個人兒或說件事兒，都活靈活現的，可到了紙上，你怎麽就幹巴啦……”說話的口氣，像訓孫子一樣。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麽嗎？”
“缺少語匯唄！”我說。
“不是缺少語匯，是缺乏文學訓練。”
哦，原來我缺的是文學訓練！於是，我便開始了馬拉鬆式的訓練。每天讀古詩古文古小說，又翻閱當代讀物。為此，訂了許多期刊，包括《小說選刊》、《小說月報》。自認為比較好的作品，讀後拿給老公鑒定。他有時像法官一樣，盯著我問：“你說說，這東西好在哪兒？”一聽這口氣，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幾年下來，也還真閱讀了一些當下作家的文學作品，特別是中篇小說。其中一個中篇，題目叫《死於合唱》，看得我興奮不已，打聽這個叫“胡發雲”的作者是誰？還不遺餘力地四處推薦。書中描述的費普——一個民國時期的遺老遺少，從1949年起，他的日子從英租界移到了紅旗下。由少到老，一輩子都在努力改造舊思想，努力地去適應新環境。結果，家庭、地位、財產、職業等等身邊的一切都變了，可就是那份兒遺傳下來的精神狀態無法改變。正是這個文化的頑固性，讓費普曆盡坎坷，也讓我讀得熱淚滾滾。我自掏腰包複印了許多份《死於合唱》，送給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讀於教會學校並精通合唱的女友們。她們也是一樣的感受。隻要我們湊在一起，就要說“合唱”。
一晃多少年。我與胡發雲先生會麵了。但我們的話題，不是“死於合唱”，而是死於癌症。我喪夫數載，他喪妻也近兩年。由於親人死於同樣的絕症，我們的第一個話題便是病痛與死亡，也是一個反複的話題。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長的冬日，似飄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堅強，他很快給亡妻寫了長長的悼文，以寄托濃濃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兒”傳過來的。我邊讀邊哭，字裏行間我聽到了他的心碎聲。文中，一段給病重妻子洗澡的細節，深深震動了我——
妻子說想洗個澡。胡先生跑了大半個武漢市，買來一個橢圓形的輕巧小浴缸，剛好可以放在病房裏。他灌滿熱水，把妻子抱起來放進小浴缸，先用毛巾把鎖骨處的輸液接口裹嚴實，再一處一處給她輕輕擦洗。妻子自嘲地說：“我變得這麽難看了。”胡先生笑著說：“我覺得不難看，那就是不難看。”然後又背誦了法國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動地的話——“與你年輕時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容顏”。洗完後，他用了幾乎整整一瓶護膚霜給妻子全身上下輕輕塗抹了一遍，肌膚立時就滋潤鮮亮起來……
寫到這裏，胡發雲感歎道：“51年的生命。30年的相識。26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種下的花兒，眼見了一個女人一生的美。這種美，隻有種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見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見其中綿延不絕的風韻。就像家裏那幾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淚落染樹，血流染枝。這篇悼文，使我看到一種以生命的執著去完成的宿命式的神聖愛情。
窗外，太陽冷冷地照著，我心裏一片悲哀。世間最堅韌、最脆弱的關係莫過於夫妻了。夫妻？有誰懂得什麽是夫妻？小時候，父親談及羅隆基私人生活，曾說過這樣一句：“在中國，懂得女人的男人不多；懂得男人的女人也不多。”我沒見過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覺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點是婚前雙方要把所有問題提前談好，權衡的分量大於情感的砝碼。所以，婚後我和丈夫的關係，平淡得像“獨聯體”——鬆散的聯盟。一人一間屋，各幹各的事，各看各的書，經濟獨立，社交獨立。日子再平淡不過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後麵的東西突然顯露出來，血淋淋的！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著不斷哀求醫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換他的命！”兩次昏死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這兒不是醫院，這是虎口。我倆不能都掉進來，你要逃出去！從明天起，不許你來看我。”第二次，他就隻能用無比憂傷的眼睛望著我，望著我。
丈夫的病越來越重了，那時我剛好寫完《憶張伯駒夫婦》的草稿。他掙紮著一天看一兩頁，還在稿子上麵做記號。並吃力地說：“小愚，你寫得比以前好多了。也還有很多問題，等我的病好了，我來給你改。”過了一個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經沒有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從枕頭底下抽出來還給我。說：“寫吧，寫吧。等我死了，你就成功了。”
一天，丈夫的氣色還好。他坐起來拉著我的手說：“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後三段都是苦，前麵的生，也未必是樂。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視為人生的標準。小愚，對你來說，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這是你父親當年的叮囑，也是我的叮囑。我不擔心你的工作，隻擔心你的生活。你什麽都不會呀。我死後，誰給你領工資？馬桶壞了，誰給你修？燈繩斷了，誰給你接？你一個人實在過不下去了，就再找一個男人吧！”我撲在他胸前，放聲大哭。
“死”是結束；“老病”是處在生死之間；而半生半死，最是痛苦。我和他都是半生半死人。此後，丈夫連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靠輸液和“杜冷丁”活著。一個周日，他的兩個孩子都來探視。預感到來日無多的他，流著眼淚要求孩子：“你們今後要照顧好章姨！答應我，答應我！”其聲嘶啞，其情淒愴——死神來臨之際，夫妻訣別之時，我臨近花甲之年，懂得了愛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遺物，我發現一個紙夾。那上麵的每一張紙，丈夫用鉛筆寫著同樣的一句話：今後最苦是小愚，今後最苦是小愚。
丈夫死在位於通州的北京胸科醫院。他去世六載。六年來，我雙腳不過四惠橋，兩眼不看東方紅。以往夫妻的共同節目如看大片、看球賽、寫對聯、下棋、聽戲、散步，我全戒了。
我一直以為人生有兩件東西是屬於自己的，一是情感，二是健康。丈夫一步一回頭地離去，使我猛然醒悟：這個世界原來是什麽也抓不住的！我內心那份絕望的寂寞，從此與生命同在。隻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細。
【來源: 《此生此情》，中國工人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