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4年1月12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東一樓會議室，一群白發蒼蒼的老人聚在了一起，他們是當年北師大女附中的老師、學生以及部分老師的後人。1966年8月5日，北師大女附中發生了一件大事，時任女附中副校長的卞仲耘被學生打死，卞老師也成為了文革中第一個暴力致死的教育工作者。48年後，當年的學生聚在一起，在安放著卞仲耘老師塑像的會議室裏，對自己的老師、同學表達了自己的歉意。本文作者劉進，是原北師大女附中1966屆/高三3班的學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組駐校期間任學生代表會主席。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發
卞仲耘
尊敬的各位老師、各位來賓、老三屆的校友們：
首先，感謝各位老師和同學們，冒著嚴寒來到學校，參加這個聚會。
感謝母校老領導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感謝現任領導為我們提供場地和方便，讓我們終於實現了這個盼望已久的師生見麵。
今天，在安放卞仲耘校長塑像的會議室裏，回顧48年前發生的那場劫難，校園秩序大亂，師長被批鬥，學生鬥學生，黑白顛倒的行為卻被奉為革命，直至發生了卞校長被毆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領導身心受到嚴重創傷的殘酷事實！我的內心充滿懊悔和痛苦。是卞校長的死，讓我猛然驚醒，我多次問自己，這就是革命嗎？革命的目的是什麽？
我感到非常對不起卞校長，對不起胡校長、劉校長、梅主任、汪主任，對不起受到傷害的老師、同學們。這種負疚感，讓我不能把所有問題都歸結到上麵，歸結到運動中的身不由己，或者歸結到教育路線，我應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那部分責任。因為，是我領頭在學校貼的第一張大字報，導致校園秩序大亂；是我，作為工作組期間任命的學生代表會主席，在工作組撤走以後，沒有有效地阻止8月5日高一某班發起遊鬥校領導過程中學生發生的暴力，而造成卞校長不幸遇難。
我要借此機會，向老師們表示道歉，為了貼第一張大字報對老師們造成的傷害而道歉。我要向卞仲耘、胡誌濤、劉致平、梅樹民、汪玉冰等校領導和他們的家人表示道歉，為了40多年前的那一天沒有保護好他們而道歉！我也要向校友們表示道歉，為我當時的偏激思想和行為對你們造成的影響和傷害而道歉。最後，我也要向我的同班同學宋彬彬道歉，是我讓你和我一起貼大字報，8-18是我作為總領隊派你帶領同學上天安門城樓，而影響了你的人生。
我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老師、同學們，是你們打破禁忌、提供了母校文革初期的真實情況，是你們刻骨銘心的自身經曆，幫助我在調查和厘清文革初期的混亂局麵中，接近和尋找到真相。我感謝許多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學，你們文革前受壓抑，文革中受打擊，你們的遭遇和感受，使我對階級鬥爭教育的危害有了更多更具體的了解，幫助我打開視野、換位思考，在反思文革、觀照自己時，有了更大的勇氣和持久的動力。
在對母校文革初期的事件進行調查的過程中，我有以下幾點粗淺的認識：
1、文革和曆次運動不同之處是首先發動學生，我們中學生是被利用來開路的。尤其是黨報輿論把革命與暴力等同起來時，大多數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斷能力，以為采取更激進的方式，才能證明自己最革命。
2、卞校長死於校園裏的暴力，而少數施暴學生基本上是幹部子弟。為什麽文革初期以幹部子弟為首的所謂“紅五類”成了暴力活動的主力軍？因為當時的教育告訴你，你是革命事業的當然接班人，因此，當革命事業出現危機的時候，你要像父輩那樣責無旁貸地站出來捍衛。這種由“血統論”帶來的接班人意識與領袖崇拜造成的盲從意識，必然會引發無法無天的暴力行為。
3、階級鬥爭教育強化了血統論和等級觀念，將學生無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學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種子，最終導致了學生鬥學生、學生打老師，無視生命，侵犯人權。這種流毒延續到了今天。
4、八五悲劇是政策和運動高於憲法的悲劇。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任何個人或團體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國家才有安定。
我認識到，直麵曆史、追溯真相、反思文革，不是為了製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喚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製，促進和解。這樣的社會才會有尊重、寬容、互助和大愛，才能使侵犯人權、踐踏生命的悲劇失去滋生的土壤。
最後我想說，我愛我的母校，愛我的老師，我愛我的同窗校友，感謝你們給我這個道歉的機會。
謝謝大家！
劉進
2014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