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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8-8Co-China》周刊


   從終身製到限任製


     ——盤點三十年的政治體製改革


                                                      劉軍寧


        如果讓我來概括過去三十年的政治體製改革,我的結論是,中國的政治體製在總體上沒有發生性質的變化。盡管如此,我認為,中國的政治體製還是有一項重大的改革。這項政治體製改革,就是關於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任期的改革,即從終身製走向限任製。


        中國的改革從1978年底啟動以來,已經有整整三十個年頭。在過去的一年,中國各界為改革作了各式各樣的紀念活動,作了各式各樣的回顧。但是,其中對政治體製改革的回顧與總結少之又少。中國的改革幾乎成了經濟體製改革的同義語。究其原因,是中國的政治體製已經作了重大的改革,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還是在政治體製改革方麵根本就沒有什麽大的動作,基本上乏善可陳?在經濟體製方麵,通過改革,可以說,中國開始從公有製走向私有製,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但是,關於政治體製,我們能說,中國從什麽走向什麽了嗎?在政治體製上,中國還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者無產階級專政),中國共產黨統治,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也許,在去年紀念活動中無視政治體製改革是有道理的,因為我們似乎看不到什麽重大的政治體製改革。不同意上麵看法的人會認為,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一直沒有停止。他們會舉出一下的例子:早年的黨政分開,後來的村民自治,現在的黨內民主,以及每五年一次的政府機構改革。


      作為從事政治學研究的學者,由於職業的特點,我對政治體製更感興趣,因此也對過去三十年的政治體製改革做了盤點。如果讓我來概括過去三十年的政治體製改革,我的結論是,中國的政治體製在總體上沒有發生性質的變化,沒有啟動政體體製改革的根本性舉措。雖然有大量的政治體製改革的枝節性嚐試,但是大多數改革措施隻開花,未結果,隻聽雷,未見雨。盡管如此,我認為,中國的政治體製還是有一項重大的改革,甚至非常重要的改革。可惜,這項改革幾乎被人們所遺忘了,雖然我們還在享受它的成果。這項政治體製改革,就是關於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任期的改革,即從終身製走向限任製。


      限任製對權力是一個較為有效的限製,尤其是對專製者的權力是一個很有效的限製,否則,專製者的權力隻受到其壽命的限製。這樣的話,其危害的時間就會大幅延長。如果毛澤東時代實行限任製,從1949年算起,他要在1959年退休,從1954年第一部憲法生效算起,他要在1964年退休。不論在兩年中的哪一年退休,他都不可能在1966年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限任製還大大增加了政治體製和政治規則的確定性和可預見性。憲政民主的一個優越性,就是政治的可預知性大大增加。執政者及其競爭者行為的可確定性也大大增加。如果限任製是有效的,大家都能力斷定在任者將在哪一年必然退休。任何現任者,不論多麽戀權,都必須做好任滿退休的準備,而難以貿然破壞規矩,輕易挑戰限任製。


      現代政體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執政者的有序更迭。更迭的類型有兩種:一種是執政黨的交替更迭,另一種是最高領導人的定期更迭。中國雖然還沒有第一種,但是畢竟有了第二種。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進展。有了第二種更迭,第一種更迭也不會太久遠了。畢竟,按規則更迭的大門已經打開。


      有限任製不等於有憲政,但是憲政離不開限任製。對比普京與查韋斯的所作所為,中國這些年在政治方麵最大的進步就是,限任製的製度安排逐步得到確立。此中的意義將會在未來確立憲政過程中逐步顯現出來。


      實行限任製有效地阻斷了執政者通向個人崇拜之路。實行限任製之後,像毛澤東被捧為神的領導人在中國已經難有再現的機會。關鍵是,一旦限任製能夠在民眾的政治文化中間紮根,他們就不會把任何領導人真心當作神了。在限任製下的民眾看來,這些領導人,其實與他們一樣,任期滿了,也要離職。國家最高領導職位甚至比一般領導職位更受任期限製。實行限任製等於宣布,任何領導人都不是神,而是與凡人一樣,會犯錯誤,會衰老,因此不能讓他們永遠執政。一句話,限任製把最高領導人從神壇上拽下來了,而且永遠不允許他們再上神壇。


     從終身製向限任製的轉變,是中國從極權主義政體走向後極權主義政體的一個重要標誌。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政治體製改革莫過於限任製的推出與落實。甚至可以說,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限任製已經成為現行政治製度非常重要、非常穩定的組成部分。難得的是,這一製度迄今沒有受到實質性的重大挑戰。隨著這一製度日益深入人心,未來僭越者若要挑戰該製度,其所麵臨的難度無疑將更大。


       限任製在中國成功的法律化和製度化,與兩位人士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一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前所長嚴家祺先生。他早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四日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務虛會”上,就作了“廢止黨和國家在事實上存在的最高領導職務終身製”的發言,後來又力推動限任製入憲,並著有《終身製與限任製》一書和多篇重要文章宣傳限任製的重要性。


        另一位是中共高級領導人鄧小平先生。他在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一次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講話,提出“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問題。在他的主導下,一九八二年五月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中首次明文規定了“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等職務“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但是,應該指出的是,鄧小平雖然在掌權期間主張廢除終身製,但是他在的態度和做法上是很不徹底的,並一手為八二憲法預留下重大製度漏洞。這就是限任製不適用於他當時擔任的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他也沒有把限任製引入中共黨章,因此黨的總書記一職也沒有任期限製。


      碰巧的是,按照現在的憲法慣例,國家主席,軍委主席和總書記都通常由一人擔任,這導致國家主席的任期限製連帶適用於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職位。因此,鄧小平留下的這一憲法漏洞至今還未能顛覆限任製。不能不說,這是過去三十年政治體製改革難得的幸運之處!更關鍵的是,中國政治體製的轉型也不應該止步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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