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14日，我的夫人張允和因心髒病突然去世了，享年93歲。半年後，
93歲，是人生的一個難關嗎？
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張允和的去世，對我是晴天霹靂，我不知所措，終日苦思，什麽事情也懶得動。她的身體雖然一直不好，但生命力卻很旺盛，那麽富有活力，如今走得這麽突然，誰也沒想到。我們結婚70年，從沒想過會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個。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我一時透不過氣來。我在紙上寫: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那是唐朝詩人元稹的詩，現在真的都來了。
後來，我走出了這次打擊和陰影，是因為想起有一位哲學家說過，個體的死亡是群體發展的必然條件。人如果都不死，人類就不能進化。多麽殘酷的進化論！但是，我隻有服從自然規律！原來，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所以，我接受了這一切，不管有多殘酷。很多事就是這樣，你往傷心處想，越想越傷心，我和允和結婚七十年，婚前做朋友八年，一共七十八年。老了在
“四朝元老”
允和火化那天，我聽從了晚輩們的話，乖乖地待在家裏，沒有去送葬，我隻是吩咐孩子們，天氣太熱，不要驚動高齡親友，簡單處理了一切就好了。我想，形式不重要，對張允和最好的紀念，是出版她的遺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記》。我編輯好了她的書，又用兩年的時間，終於感動了上帝，使兩本書得以出版，我很欣慰。
對親人的死如此，對自己的生命我也用這樣的態度:一切應順自然。85歲那年，我離開辦公室，不再參加社會活動，回到家裏，以看書、讀報、寫雜文為消遣。常聽老年人說:“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應該反過來想，我說:“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每天都是賺的。我從81歲開始，作為1歲，從頭算起。我92歲時候，一個小朋友送我賀年片，寫道:“祝賀12歲的老爺爺新春快樂！”
我生於清朝光緒三十二年(1906)，經過了北洋政府時期、國民政府時期、1949年後的新中國時期，被有人戲稱為“四朝元老”。這一百多年，我遇到許多大風大浪，其中最長的風浪、也是最艱難的時候，是八年抗日戰爭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顛沛流離二十年。但不都過去了嗎？我年輕時候，身體不好，健康不佳，生過肺結核，也患過憂鬱症。結婚的時候，算命先生說，我們婚姻不到頭，我活不過35歲。我不信，結果早就活過兩個35了。可見生死不要太在意，每一天好好活著就好。
心寬室自大
1956年，我從上海調到北京，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很幸運地逃過了反右鬥爭。我當時住在沙灘原來北大校內，一所民國初建的小洋樓裏，小樓原來是給德國專家的，算是“名勝古跡”，但年久失修，很不合適居住。我住其中的兩間半，兩間半房子住了五口人，我為此寫了篇《新陋室銘》： “房間陰暗，更顯得窗子明亮。書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臥室就是廚房，飲食方便；書櫥兼作菜櫥，菜有書香；喜聽鄰居的收音機送來的音樂，愛看素不相識的朋友寄來的文章，使盡吃奶氣力，擠上電車，借此鍛煉筋骨。為打公用電話，出門半裏，順便散步觀光。”
房子小是小，我照樣過得開開心心，改革開放後才搬進了分配的“新簡易房”，也不大。人家都說我的書房太小，我說，夠了，心寬室自大，室小心乃寬。我是有書無齋，卻不在意，我是寧可無齋而有自由，也不要有齋而無自由。老伴去世後，我晚上就在沙發上屈腿過夜，不再回臥室了。
不要急，慢慢來
別的困難也都是這樣過來的。1969年冬天，我隨單位下放到寧夏的五七幹校，在那裏勞動了兩年四個月，很苦啊，可是對我的健康很有好處，百治不愈的失眠症居然痊愈了。在農村褲子破了沒法補，我就用橡皮膠布貼上，引得全家人哈哈大笑。後來聶紺弩看到了，作詩曰:人譏後補無完褲，此示先生少俗情。
2003年底，我去醫院檢查身體，住進病房不到五分鍾，主治大夫就發了一份“病危通知單”。我有個習慣，到一個新地方先檢查一下防火通道之類的，以便有突發情況時能夠應對。結果我正在看消防通道，七八個護士醫生到處找我，把我抓到病床上，要我平躺，不能動。我笑眯眯地要他們：不要急，慢慢來。
我99歲生日就是在醫院裏過的，醫院送我一個大蛋糕，一大盆花，還有其他玩意兒。我成了醫院的觀賞動物，大家都跑來看我這個高齡的稀有品種，說我好嫩的麵相，我就隨便他們看，我是大熊貓嘛。佛家說，和尚活到99歲死去，叫做“圓寂”，功德圓滿了。我可功德圓滿不了，病愈回家，還要在鬥室裏讀書生活，消磨未盡的塵世餘年。
人生就是一場馬拉鬆長跑，不要太在乎一時的長短，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來時迎，去時送，萬事順應自然，萬事莫要勉強，就是最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