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沒有說過一句所謂“反動言論”的父親因為不肯把下級打成右派， 自己反被打成右派，被削減大部分工資下放到外地勞改。正逢困難時期，母親因為是右派家屬又拒絕上級要求她離婚的指示，也不能工作了。我們家因此不能得到其他一般有單位的人能得到的副食補助。母親單身一個人帶著孩子，全家很快陷入困境。哥哥得了肺結核，母親和姐姐都浮腫了。臉上和腿上一按一個坑。母親把能省的吃食盡量讓給孩子們吃，自己夜裏餓得睡不著覺。有一天母親突然昏迷倒下，送到醫院一檢查，醫生說是極度營養不良引起肝功能衰竭，最好是能喝些牛奶。
那時候牛奶可是稀罕的東西。不夠一定級別，連重病號憑醫院證明都拿不到牛奶。辦奶證的手續非常繁瑣，要到醫院開證明，還要單位批準，最終，由牛奶公司決定你是否可以訂奶。即使所有手續都辦下來了，還要登記排隊，輪到了才有資格訂奶。有時一等幾個月也是經常的事。即使訂到奶了，每天也隻有半磅（相當於今天一袋）一瓶奶。能否訂到奶是人的身份的象征。
我姨媽姐妹情深。我母親病危姨媽當然著急。她有個同事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有資格訂奶， 但是那位叔叔（已經忘記了他姓名）好像家裏是山東農村出來的，把大部分收入都送回老家救濟家人了，自己竟然舍不得訂奶。他又古道熱腸，聽說我母親病重，就把可以在黑市上賣高價的牛奶讓給了我母親。這樣從叔叔家拿牛奶，送到醫院給母親喝的任務就落到了當時還小的我的身上。
那位叔叔的家和我家和醫院是三角形。我每天下午下了學，坐公車趕到叔叔家。 叔叔家裏也不大，瓶瓶罐罐很多。記得他家裏還有兩個比我還小的孩子。那時，牛奶沒有密封包裝，隻是在玻璃瓶上蓋一張薄紙，用皮筋勒住。還記得叔叔家的奶證，那是貼在馬糞紙板上的一張薄紙，上麵印著日期，每取一次奶，送奶工就會劃掉其中一格。
大冬天的，我小心翼翼地雙手捧著玻璃牛奶瓶，再坐公車趕到醫院，給病床上的母親熱了喝下，再把空玻璃牛奶瓶放好在書包裏。再坐公車趕回家，天就已經大黑了。
牛奶最終也沒能救了母親的命。年僅36歲的母親去世了。從外地趕回家也沒能見到母親最後一麵的父親抱著最後一瓶母親沒來得及喝的牛奶號啕大哭。
母親去世後我們兄弟姐妹被送回了北京老家依祖父母而居。我從此再也沒有見過那位轉讓牛奶的叔叔。聽說他隻比我母親多活了一年多。有一次單位裏有炸醬麵可以吃，他一下子吃多了。夜裏大叫一聲，就不行了。可惜了一位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