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金融風月寶鑒---回眸盛宣懷晚清舊事(附圖)
作者：龐忠甲
1940年鴉片戰爭，拉開了中西大碰撞的曆史帷幕。麵對列強入侵，積弱不振的大清帝國每戰必敗，割地賠款、奇恥大辱，接踵而至。
清政府主流派頑固依然，高唱“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但在強敵環伺的無情現實麵前，特別是1960年太平天國起義後的嚴峻形勢下，不得不勉為其難，容許洋務派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前提下，以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方式，引進西方船堅炮利的先進技術工藝，發展新型工業，以圖增強國力，挽救“天下危局”，維係皇權於不墮。
1861年1月，清廷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同年曾國藩創辦安慶軍械所仿製西式武器，在全國掀起了“師夷之長技以自強”的改良運動，標誌著一場“洋務運動”的開始。這較之日本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先行一步，早了七八個年頭。
至於這場變革中貨幣金融的重要意義，“茫昧顢頇”的頑固官僚們固然昏蒙莫名，就是洋務派先進人士，起先也乏人關注。
正如著名的李約瑟難題質疑科技領域那樣，中國貨幣金融早期拔了許多頭籌，近代史上的發展狀況則每況愈下。到清朝中後期，不僅抱殘守缺，滯留在銀兩實物和天圓地方銅錢混用的祖傳通貨舊製不見長進，且因外國勢力侵入，更加惡化了中國的金融環境，致使“圜法紊亂、匪夷朝夕”；乃至外國人士對中國貨幣狀況進行考察後，認為“幣製之壞，至中國而極。”
19世紀末，清廷為洋債負重累累，據統計可以確認的外債有208筆，總額約 13億餘兩。而政府年度財政收入不過1億兩左右。當時以英國銀行為主的約10家外國銀行，利用給清政府放貸攫取各項政治特權，形成了一個主宰中國金融的網絡。它們壟斷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國際匯兌，發行貨幣，操縱匯價，在商品競爭上壓倒了中國的民族資本，並且在金融、財政上扼住了中國的咽喉。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朝野震驚之餘，有識之士痛感中國國勢之羸弱，與明治維新已經大見成效的日本不可同日而語；迫切要求改革政治製度，催生了短命的百日維新，以及時不我予的立憲運動。
甲午戰後，通過各派人士的反思和檢討，洋務運動與維新、立憲運動呼應唱和，取法西方以發展新型工業的努力，得到了更大共識，呈現了一種深化發展的趨勢。極端保守的老佛爺的態度也有了明顯轉變；中央政策不斷放寬尺度，以至開放民辦大型股份製企業。雖然總是問題叢生，一波三折，這場運動一直伴隨著命運多舛的晚清迤邐而行，直到皇朝末日。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現代金融業，那時節從無到有，脫穎而出。
洋務運動前期主導人物，有曾國藩、李鴻章、奕䜣、左宗棠和張之洞等高官顯爵，但是晚起的盛宣懷，作為中後期核心人物，卻是一顆最富戲劇性的熠熠巨星，“處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後人譽為“中國商父”、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盛宣懷（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蓀、幼勖，號愚齋等。出身書香門第，考上秀才後，鄉試三次不中；從此絕意科舉，致力於“有用之學”，對天下之事，均“事事研求”。1870年被李鴻章攬入幕府，迅即嶄露頭角，第二年升任知府，最後位至太子少保郵傳部大臣。
快速汲取西方先進經驗並運用到中國，是盛宣懷最為倚重，也最為擅長的事情。盛氏一生開創了一係列中國第一，諸如：第一家民用近代航運公司輪船招商局，第一個內河火輪企業山東內河小火輪航運公司，第一家電訊企業天津電報局，第一座近代大型紡織企業華盛紡織廠，第一個鋼鐵煤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第一條鐵路幹線盧漢（盧溝橋至漢口）鐵路，第一所正規大學北洋大學堂（後來的天津大學），第一所高等師範學堂南洋公學（後來的交通大學），第一個全國勘探總公司，第一個私人圖書館，第一家大型民間慈善機構廣仁善堂，第一個中國紅十字會，第一家保險企業仁濟和水火保險公司，以及第一家近代股份製商業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等等。因此實至名歸，被稱為中國近代“第一人”。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盛宣懷不同於早期洋務派兗兗諸公，他深刻理解貨幣金融對於發展國民經濟的重要意義，主動學習和探索金融經濟，是最早熱心並力行中國貨幣金融建設事業的先行者。有人評論，盛宣懷不僅是開眼看世界，更是主動去追趕世界的人。
1896年，52歲的盛宣懷已經牢牢掌控帝國的輪船、電報、礦務和紡織四大洋務企業部門。九月十三日，光緒帝召見盛宣懷，談修築鐵路、練兵、理財、育才等事。皇帝傾聽動容，說“諸臣皆不知之，患在因循耳。”次日，即命以四品京堂候補，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補授太常卿；並給予專折奏事特權，可以直接上書皇帝議論國是，這不僅是一項榮譽，而是實在的政治決策影響力。
是年10月31日（九月二十五日），盛宣懷提出第一道正式奏折《條陳自強大計折》，附片《請設銀行片》，縱論練兵、理財、育才三大要務。
其中認為，“非急設中國銀行，無以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 也就是說，我們要有自己的銀行。
他對中國自辦銀行的意義有清晰的認識：首先，自辦銀行具有融資功能，以支持中國近代企業的發展注入大筆資金的需要，使現代金融為發展國家經濟發揮積極作用；所以，“今因鐵廠不能不辦鐵路，又因鐵路不能不辦銀行。”其二，避免被外資銀行所綁架。他說，“銀行尤為諸務樞紐。開關互市，豈有聚吾國商民之財付諸英、德、法各銀行之手，而自己毫不為之料理，尚自詡足國足民，有是理乎！”“西人聚舉國之財，為通商惠國之本，綜其樞紐，皆在銀行。中國亟宜仿辦，毋任外人銀行專我大利。”“仿借國債，可代洋債，不受重息之挾製，不吃鎊價之虧折”。再者，籌集民間資本創辦銀行，可在政府舉借公債之外，提供新的民間投資渠道，契合古人藏富於民的思想；在這個意義上，“欲富民必自銀行始”。
1896年12月7日，清帝批準“招商集股，合力興辦”銀行。1897年2月20日（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十九日），盛宣懷主持擬就中國通商銀行章程22條稿。5月27日（四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外灘6號正式開辦中國通商銀行。注冊資本350萬兩白銀，其中100萬兩從戶部借款，其餘由各路華人投資，包括盛氏控製的新興工業如輪船招商局之類企業認購。這是一家模仿西方銀行結構組建，官督商辦，華人自主經營的新型金融機構，標誌著中國現代金融業從此發軔。
中國通商銀行開辦後，不到一年，就開設了一批分行，方便了工商， 達到了官商兩利，產生了可觀效益。據 1899 年的統計，銀行每半年結一次帳，除一切開銷外， 還可發給股東紅利 40 萬兩，上繳戶部稅利 10 萬兩。
當然，銀行的開張，盛宣懷必須賄賂大太監李蓮英，積極利用自己和帝師翁同龢的老鄉關係。開辦之後更非一帆風順。幹預和阻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麵：一是列強外商勢力，例如英國人赫德主持的海關總稅務司，阻擾通商銀行獲得海關稅收的存匯權，並與匯豐銀行聯合反對中國通商銀行發行國債，最後由赫德一手促成“英德續借款”取而代之；至此，盛宣懷試圖從外債入手開拓銀行業務的計劃宣告失敗。二是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各派實力，嫉恨者有之，爭利權者亦有之；特別是袁世凱繼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為了發展自己的實力，就先後從盛宣懷手中將招商局和電報局奪走，並限製、排擠通商銀行。但是更多變故還在後頭。
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光緒二十四年間），發生了戊戌變法又名百日維新。維新派遭受血腥鎮壓，光緒帝從此軟禁瀛台，慈禧太後重掌大權，帝國上空陰雲密布。
1899年10月6日（九月初二日），盛宣懷在慈禧召見的75分鍾裏，對於當時開展工作的困難，直言反映了臣下的活思想：“各大臣受恩深重，都有忠君愛國之心，但見識各有不同。大概心中總有六個字毛病。” 慈禧問：“哪六個字毛病？” 奏對：“總說是：辦不動，來不及。” 慈禧反詰：“這句話隻可上頭說，他們如何可存此見解？”盛宣懷答得好：“臣想“辦不動”，亦要辦，“來不及”，隻好趕緊辦。”這就同當年孔夫子所說“知其不可而為之“相仿佛了。
1900年義和團事件轟然而起。 6月21日，清政府發布詔書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宣戰；指責西方列強“欺淩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自信“彼仗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 “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幹戈以衛社稷。” 8月14日，八國聯軍攻陷北京。1901年9月7日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屈辱的《辛醜條約》。劫後餘生的中國，背負起了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巨額賠款，重壓之下又將如何艱難舉步？
八國聯軍期間，盛宣懷等倡“東南互保”之議。後來慈禧與光緒帝召見，說“非汝等力保東南，恐無今日。”因此著賞加太子太保銜。
戰後清廷更加器重盛宣懷。慈禧也不得不承認：“今日看來，盛宣懷為不可少之人”。晚清後期，洋務運動的重大事件可說幾乎集中體現在了盛宣懷一人身上。
此時大清國運已“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積勞成疾、深感孤獨的盛氏、唯在排擠挫折紛至遝來、起伏跌宕險象環生，益發錯綜複雜的困難局麵中，力挽狂瀾於既倒。
圖1 郵傳大臣盛宣懷
盛宣懷獨特的奮鬥生涯中，擁有自己可以信賴的得力團隊。
1908年8月25日（七月二十九日），盛宣懷時任郵傳部右侍郎，請假兩月赴日本考察製鐵和銀行所以資借鑒，並就醫治病（久患痰喘）。
1908年9月2日（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七日）下午三時半，盛宣懷一行登美輪“高麗號”赴日，除了夫人和女兒、女婿等至親，同行團隊中人，唯龐仲雅和洋員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美籍顧問）；兩人同齡，都是與盛氏貫徹始終的得力幕僚。
龐仲雅乃吾先大祖父，名興詩，字仲雅，號且庵，官名鍾璘（1866-1943）。（家父係小祖父興讓公所生，因大祖父未生男嗣而兄弟兩房兼祧。）
盛宣懷《東遊日記》載，9月14日（八月十九日），午餐與龐仲雅等談及日本幣製。近悉日本純用紙幣（滿一元即用紙幣），銀角為輔助幣，其紙幣歸日銀行本一家統出，該行亦為商股開設，不過國家納有股份，而行中總裁須由國家特派，每星期刊表一紙，將行中存現若幹，出幣若幹，何項不足，以何項作抵，條分縷析，頒示於眾，俾通國皆知，蓋一則昭大信，一則立憲之國，國家財政議院有監察之任，固須與眾共之也。
盛氏籌建中國通商銀行之際，大祖父年未弱冠，此時已逾而立，不僅參與貨幣金融深化改革事宜，而且全麵襄助洋務新政；經辦京城各處電報案、蹕路電線全工告竣案、開浚山東小清河工案、順直江浙皖鄂魯湖豫川陝等省義賑案等；曆充天津海關、稅局，商約大臣專員，度製部幣製局，郵傳部電政總局，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輪船招商局，仁濟和水火保險公司，華洋義賑會、上海廣仁善堂等機構要職；奏保縣丞、知縣行在、直隸州知州，奏獎知府，奏獎花翎三品銜，覃恩加請三代正二品封典；誥授資政大夫三等寶光嘉禾章。
盛氏將其弟鹽提舉銜湖北知縣寅懷公長女，許配大祖父，誥封夫人。盛宣懷在給大祖父的函件中以“坦台”相稱，當出自“坦腹東床”的典故，是對婿輩的專屬稱謂了。
先小祖父興讓公，字叔謙，為吳門著名畫家，在洋務運動中，曾曆充直隸順德、廣平、大名、臨城，河南武安等處電報局總辦；以及漢冶萍公司要職。誥授奉直大夫，六等嘉禾章。
圖2 龐仲雅手書《愚齋宮保行述原本》封麵，上為呂景端（字幼舲 號蟄盦，又號樂禪，江蘇人，光緒時舉人，曆任內閣中書，中年後居盛宣懷幕府。）題字
圖3 龐仲雅手書《愚齋宮保行述原本》首頁
《東遊日記》記載了盛氏一行在短暫駐日期間，關切與思考立憲、工業和貨幣金融等問題，努力吸取日本成功改革經驗。
中國通商銀行成立後第二年，清廷授予發行銀元、銀兩兩種鈔票的特權，以為民用，使為整理幣製之樞紐。當時發行的紙幣是一種銀兩兌換券，由英國倫敦一家公司印製；從此中國有了第一張
本國銀行發行的現代形態信用紙幣，可與外商銀行紙幣分庭抗禮；金融大權，不再為外商銀行
所把持。除發鈔外，該行並代收庫銀，全國各大行省，均先後設立分行，計有北京、天津、保定、煙台、漢口、重慶、長沙、廣州、汕頭、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鎮江、揚州、蘇州、寧波等處，業務極一時之盛。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京行首遭焚毀，天津分行亦隨之停業，業務漸告不振。到光緒三十一年隻剩下北京、漢口兩個分行和煙台一個支行了。
1905年以後，由於鐵路外債存款有了較大幅度增長，該行業務開始全麵好轉。存款主要來自清政府的存款、盛宣懷控製的企業和鐵路外債存款，貸款方向主要是洋行、中國商號和錢莊。該行支持國營企業，放貸給清政府興辦近代工業，對華資私營工業企業起到了扶助作用。辛亥革命前夕，該行資金實力遠遠超過傳統錢莊，可用的資金已高達1000萬兩。
1905年9月27日（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廿九），清政府在北京設立“戶部銀行”，是我國最早官方開辦的國家銀行。1908年7月1日起，戶部銀行改名為大清銀行，厘定《大清銀行則例》二十四條，進一步確定該行的國家銀行性質。
光緒三十三年(1906)下詔預備立憲。1907年又在中央籌設資政院，在各省籌設諧議局。各地立憲派政治團體，發表宣言，鼓吹實行君主立憲政體，並發起國會請願運動，要求速開國會，頒布憲法，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等。1908年，清政府又宣布“9年後實行立憲”。同時頒布《欽定憲法大綱》。
隨著立憲運動興起，盛宣懷進一步認為建立中央銀行是健全銀行體係的基礎之舉，特別在貨幣發行等方麵，即所謂“齊其末，必先揣其本，中央銀行實發行國幣之根本之地也”。盛氏指出：中央銀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銀行，它是“握全國金融之機關”，“將來新幣均需發交中央銀行，再行分給各處官商使用，紙幣亦然，是國內之出入財政，皆屬該銀行特權”。他明確要求，“中央銀行本不當以零星放賬為能事，轉與商民爭利，要在代任國庫之出納，擴張各公司各銀行之資力，尤要在司理畫一圜法之關鍵，流通紙幣之兌換及其推廣也。國內公債票之收發，皆當為之提倡，收其效驗。故中央銀行之建設，當集各國精華為吾一國之取法也，庶成效廣而利益多。”
《東遊日記》中可見，盛氏在疾病纏身之際，廣泛接觸日本金融界人士，深入了解其詳，謀劃設立中央銀行等深化改革大計。
11月14、15日，光緒帝、慈禧太後相繼逝世。
盛宣懷18日登輪返國，25日抵上海。這次出訪對他觸動很大，進一步改變了對貨幣經濟的認知。他曾密函一封給立憲派人物，度支部尚書愛新覺羅.載澤，說到“宣懷生平未嚐親曆歐美，僅此次東遊一觀大略，見該國地狹民貧，所賴以存者，財政辦理得法耳……”
1909年4月（閏二月），宣統元年，盛宣懷上《推廣中央銀行先齊幣製》一折，附陳各種辦法成式，及劃一幣製統歸銀行主辦等條議。其中對於已由戶部開辦的大清銀行如何強化發揮中央銀行的作用，提出了係統性的改進建議。
奏折以為，立憲最重理財，擬請推廣中央銀行，先齊幣製以裕財政。幣製欲求劃一。非專用圜法不可。欲專用圜法。非確定十進位不可。
其中奏稱：“臣去秋奏明赴日本就醫，便道考察廠礦，得唔伊藤博文、鬆方正義桂太郎及日本銀行正副總裁鬆尾臣善、高橋是清，造幣局長長穀川為治等，研求幣政。伊藤謂：立憲必先清厘財政，並將明治創立憲法大端告臣。鬆方謂：財政必先整齊幣製，並將明治改良國幣辦法告臣。及臣往視日本銀行，則鬆尾、高橋語臣以開辦銀行宗旨。又往視造幣局則長穀川語臣以擴充造幣。通計大抵日本集各國成法，參酌本國情形，運用新機，匯成幣製；其要在銀行與幣局聯絡一氣，綜覽全綱，乃如一串散珠有所歸束。
“查日本地狹民貧，而上年國入增至六萬一千萬金元之巨，海陸軍得以畢舉，其收效之處，全在理財得其要領。我中國地大物博，而歲入不過一萬萬，民猶以為困。倘能參酌其理財之法，盡力於農礦工商，不必過於苛刻，富強可立而待。此其千端萬緒，非一朝夕所能盡言也。
“夫齊其末必須揣其本，中央銀行實發行國幣根本之地也。不有中央銀行，何以備悉商情，操縱國幣。從前我國所造龍元，未足抵製墨銀，繼造銅元，轉以加增民困，皆官自為之，與商民隔膜，則不歸銀行管理之病也。日本初改幣製亦多製肘，及鬆方正義，采取德比二國良法，創立日本銀行，又複討求本國利弊，每頒一製，必先調查，各抒所見，擇要而行，故能毫無扞格。蓋欲使全國通行，永遠不改，亦非數行詔令所能強政也。
“臣東遊為時甚暫，然於銀行幣製兩端頗為加意，並攜回書籍，研究數月，撮其大要，益覺使民信用，必當有中央操縱之權，方能收四海翕從之效。不揣冒昧，謹以幣製各種辦法成式及劃一幣製統歸銀行辦理條議清單二件，又各督撫臣幣製奏議摘要匯錄清單一件，恭呈禦覽。可否仰祈飭下度支部會同政務處、資政院再行籌議，如蒙俯采芻蕘，議有端緒，即由度支部暫設調查局知會各衙門、各學會，分遞意見書，一麵電知督撫，派令各該處商會，公舉熟悉商情員董，克期赴局集議，不厭求詳，若再延聘東西洋有閱曆之財政員各一員，以備顧問，更有實在考證。總期興利除弊，一定不移，詔令所頒，永無反汗，夫而後幣製克日定西新，財政次第推行，非特於立憲大有裨助，即海陸軍亦不難籌款舉辦矣。
“再，厘財政，固須集諸國所長，尤宜以一國為模範，除此次覓得明治財政全史，在滬設局趕緊翻譯，一俟成書，另行進呈外，所有日本幣製改革始末概要，日本銀行條例定款，造幣局規則，以及各國現行金銀銅幣式樣，敬謹裝成一匣，先行谘送度支部藉備查考。臣為整齊幣製與推廣銀行，必須互相為用起見。是否有當，理合具折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宣統元年（1909），大清銀行鑒於宋、元、明各朝紙幣泛濫，致失信用的曆史教訓，重視充實發行準備的基礎工作，規定以九成現銀為紙幣發行準備。翌年，度支部又規定“大清銀行應照發行紙幣數目，常時存儲五成現銀以備兌換，其餘亦須有確實之有價證券為準備“。
這時中國金融業經曆從無到有、從混沌走向有序的過程。而金融的力量，也漸成為左右國家走向的重要因素。
清廷在聲勢浩大的立憲運動請願壓力下，1910年11月14日宣布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為5年。1911年 5月8日（宣統三年四月十日），新內閣成立，共13名閣員，滿族占9席，其中7名為皇族，漢族閣員有徐世昌、盛宣懷、梁敦彥和唐景崇四人。立時輿論嘩然，譏責為“皇族內閣”。
當時大清帝國國勢日蹙，疆土已為列強割據勢力範圍，壟斷政治權力的特權統治階層，卻日益貪瀆腐敗；社會不公，民生淍疲、貧富差別、愈演愈烈；革命力量風起雲湧，幫會勢力四處伸展，整個國家已成為危險的火藥桶。
皇族內閣可說是皇族自我孤立，自絕於人民的愚蠢舉動。滿洲皇族借立憲之名，卻想把大權集中到手中去，不僅立憲派中不少人深感失望，皇族與官僚階層的矛盾也擴大了，乃致反清情緒全麵升溫。
1911年5月9日，皇族內閣宣布第一項新政是“鐵路國有”政策，恰似自我點燃了導火線。
1911年1月，盛宣懷就任郵傳部尚書，5月份成為內閣閣員，達到了政治生涯的新高峰。盛宣懷不會想到，他會成為推翻清政府的第一罪人，而且還是栽在了金融上麵。
19世紀中葉以還，世界各國掀起修築鐵路的熱潮。為了發展中國鐵路，1896年9月成立鐵路總公司，盛宣懷出任督辦。上任後第一份奏章就是請求把“軌由廠出”定為國家政策，而且主張商辦鐵路。但修築鐵路需要大量資金，當時還是決定向外商借款，條件雖然苛刻，但比入股導致主權外落要強。從1896年到1906年，盛氏作為鐵路督辦大臣經營9年，先後引進外資1.8億餘兩。修鐵路2100多公裏，可稱高效快捷，是此前30餘年的6倍，甚至超過民國前20年(1911-1931年)所修鐵路的總數。
世紀之交，中國民族主義氣氛高漲，“鐵路至大，路權為尊，國之重柄，不輕與人。”漸成官民共識。1903年12月，清廷頒布《鐵路簡明章程》，規定各省官商隻要獲得批準，便可修築經營鐵路，捐資50萬兩以上，還可以獲得官銜，各地官紳商辦鐵路的積極性大增。次年1月，清廷批準川漢鐵路公司在成都嶽府街成立，明文規定排斥外資，資金來源即“田畝加賦”，在田租的基礎上將鐵路建設費用作為附加稅，攤派到每一畝田地，稅率為3%。四川是個農業省份，這種做法幾乎讓四川全民都參與了鐵路投資。
“中國處於長期與外世隔絕、缺乏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的情況下，要通過商辦方式獨立建造遍及全國各地的數以萬裏計的鐵路決非易事。”（肖功秦《重新認識保路運動》）商辦路政實際情況一團混亂，鐵路公司形同衙門，冗員充斥，辦事效率低下；各級主管貪腐成風，不僅脫離了官方的監控，而且脫離了股東會的監控，將經費當做“小金庫”任意挪用。商股被貪墨一盡，致使舊股不能還，新股不能招。各省鐵路老板成天將拒絕外資的愛國口號掛在嘴邊，但“利權”既沒有歸於政府，也沒有歸於百姓，多被“愛國者”中途截留了。
四川情形更為糟糕，“現開工二百餘裏，九年方能完工，全路工竣，需數十年。後路未修，前路已壞，永無成期。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後款不敷股東付息，款盡路絕，民窮財困。”此外，省與省之間、公司與公司之間各自為政，清政府因此認定商辦鐵路“奏辦多年，多無起色，坐失大利，尤礙交通”。
據1909年郵傳部查勘各地自辦鐵路實況的報表，川漢、西潼、洛潼、江西、安徽合計估算資金應為7200萬兩，實際到位僅1310萬兩。鐵路估算裏程為3420裏，實際建成僅89裏。此外，不少地方自辦鐵路技術標準與其它地方不統一，而且一開始就不打算與其它地方鐵路聯網，完全自娛自樂，自彈自唱，導致規劃中的全國路網遲遲不能實現。
清政府兩難之際，在對全國商辦鐵路進行15次調查之後，終於決定鐵路收歸國有，重回借外款修路的舊道。以為此舉減輕農民負擔，應該得到農民的擁護，另一方麵,通過國家向外國借款的方式繼續修路，由國家職能部門統一管理，統一規劃，見效比較快，對國家經濟發展，對各地紳商興辦實業，都大有好處。
新內閣成立伊始，即宣布各省原已準交商辦的鐵路幹線，一律“收歸國有”，但各支線仍可民間商辦。正是這個決定，導致保路運動一發不可收拾，辛亥革命火種因此點燃，中國曆史發生了巨變。
收歸國有的鐵路最為重要的有兩條：從成都到漢口的川漢鐵路和從廣州到漢口的粵漢鐵路，涉及川、鄂、湘、粵四省。盛宣懷起初沒有給出具體的補償辦法，隻是要求相關地方督撫查賬。國家是贖買還是強收？督撫們不得而知。盛宣懷扣住底牌，等對方出價。
消息傳出，有關各省群情憤懣。後經討價還價，鄂、湘、粵三省保路風潮暫告平息，但四川的情況相當複雜，盛宣懷決定區別對待。
川漢鐵路公司是全國最早成立的省級鐵路公司。公司“不招外股，不借外債”，資金來自4個途徑：政府投資、商人投資、抽租之股、公利之股。其中抽租之股簡稱租股，是攤派在全省農戶頭上的股份。當時規定，全省農戶凡年收租十石（每石120斤）糧食以上者，按其當年實際收入的百分之三抽取“股金”。租股最小麵額的股票是50兩，絕大多數農民無力交付，鐵路公司則先開收據，等他們逐年交納湊足50兩後再憑收據換股票，因此，一般百姓手裏其實連一張股票都沒有。所謂租股，雖說也分紅利，實際上紅利全部到了租股的收取機構官府手裏。
川漢鐵路的股金中，租股占了大頭。截止1910年底，公司收入股金1198萬兩，其中，政府投資隻有23萬兩左右，商人投資 245萬兩，而租股928萬兩，約占總股本的77%。雖說很多百姓還見不到紅利，但名義上這條鐵路歸全體川人，這是後來四川保路運動群眾基礎強大，如火如荼而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盛宣懷表示，川漢鐵路公司經營不善，已虧300多萬，政府不負責；以“租股”為主的股金應轉為國家股票，概不退還現款。對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現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換發給國家鐵路股票；尚餘700萬兩現銀，即行收歸政府。
此舉不僅激怒了地方官紳利益集團，廣大租股股民大眾雖然尚未獲得實利，也極度反感朝廷，以為不僅奪路，還要謀財，豈有此理！
火上加油的是，6月13日，款額600萬英鎊的四國借款合同消息傳到成都，怒斥盛宣懷之聲立即響徹蜀中大地。《蜀報》上登出《賣國郵傳部！賣國奴盛宣懷》為題的文章，痛罵“盛大臣賣國奴”。
清政府決定鐵路幹線建設由政府出麵籌款建設，但苦於囊中羞澀，盛宣懷不得不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磋商數月，會晤將及二十次，辯論止數萬言。於原約稍可力爭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數事，實已無可再爭。”貸款合同的條款不斷地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不僅年利率維持在5%，不到國內錢莊和票號貸款利率的一半，而且所貸款項的半數可以存在交通銀行與大清銀行，等於為這兩家國有銀行提升了頭寸，而原合同規定隻能存在四國銀行。同時，合同還刪除了原定四國有權參與建造若幹支路的條款，並規定所用鐵軌必須使用漢陽鐵工廠的國產品，其他的原材料則進行國際招標，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懷相信，根據這一合同，資金到位後，粵漢鐵路3年內就能全線接通，10年內可以開始還本。
但是，這一平等的借款協議，成了既得利益集團和反清革命運動聯袂攻擊政府的依據，“賣國”、“貪贓”的罪名幾乎成為盛宣懷和郵傳部的代名詞。
盛宣懷辦理洋務雖然功勳卓著，但他在經營中獲得了巨大的私利。時在大清國，對外采購和引進外資時吃回扣、“加帽子”（在定價上加虛價中飽私囊），不僅是潛規則，而且是顯規則。近水樓台的盛宣懷，已成為一代首富，號稱“一隻手撈十八顆夜明珠”（經元善評價)。此時人們紛紛質疑盛宣懷出於貪心，不惜賣國害民。
而且，盛宣懷代表清廷實施鐵路國有化政策，竟然沒有執行立憲後應有的“法律程序”。《四川保路同誌會宣言》指出，清廷對外借款未交資政院議決，收回鐵路未交本省諮議局討論，商辦鐵路也未依《商法》、《公司律》付股東會商。民間激憤形諸言表：“新內閣之蠻野專橫，實貫古今中外而莫斯為甚！吾人當此不爭，則寧緘口結舌，永遠不置立憲二字以齒牙。如尚欲據憲法數十條文，以蘇吾國而活吾民也，則惟據死力爭。”
不久，四川進入全麵的戰爭狀態。9月25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王天傑等宣布榮縣獨立，這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權，成為成都地區反清武裝鬥爭的中心。
盛宣懷終於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上奏攝政王載灃，同意將700多萬兩現銀退還給四川省支配，其餘已經用了的路款轉成國家保利股票。10月10日，上諭同意盛宣懷的這套方案。但是，就在這一天，武昌起義爆發，隨即多省響應，紛紛宣布光複。
清廷為了救亡圖存，11 月 3 日資政院急忙擬出《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由皇帝同日頒行。其主要內容是對 1908 年的《欽定憲法大綱》作了重要修改，從原來類似德、日兩國的君權為主的君主立憲製，改變為類似英國的議會權力較大的君主立憲製。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可惜遲到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之後大半個月才拋出來，隻能是一則可悲的黑色笑話了。
盛宣懷為了應付革命，把袁世凱推上了台，結果袁世凱倒打一耙，直接把清王朝送進了曆史的塵埃。
盛宣懷淪為清王朝的替罪羊。在“殺盛宣懷以謝天下”的風聲中，資政院彈劾盛宣懷違憲、亂法、激兵變、侵君權；1911年10月26日，清廷將盛宣懷革職，永不敘用。其後3天，在美、日外交官員的保護下，盛宣懷逃亡日本。
1912年（民國元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通過代表告知盛宣懷，民國對他並無惡感，若肯籌款，自是有功，外間輿論過激，可代為解釋。九月，盛宣懷從日本回到上海。翌年，漢冶萍公司召開特別股東大會，推選盛宣懷為總理和董事長； 招商局召開股東大會，選舉董事會，盛宣懷為副會長。1916年4月27日，盛宣懷病逝於上海。
民國時期，大祖父仲雅公定居上海，繼續任職招商局、仁濟和保險公司和廣仁善堂等機構。大祖父謝世後，時值上海淪陷，廣仁善堂經費不繼，最後遷至白克路（現鳳陽路）修德裏我家舊居客廳，由家父勵初公主持維持濟貧施診業務，直至最終結束使命。
黑格爾和馬克思都說過：“曆史上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有人說：如果你對現實感到迷惑，你就去讀讀曆史，其實一切都發生過。如果你對曆史感到迷惘，你就來看看現實，其實曆史正在發生。
念祖懷舊，除了“發思古幽情”，無非寶鑒今世緣了。
如果我們確信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具有指導意義，相信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那麽邏輯的結論隻能是，先進的科技和發達的經濟，需要相應的政治體製和思想信仰為保障，否則就會事與願違，甚至淪為“一切皆空”。
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在於其“脫亞入歐”，全麵吸收西方進步文化精華，既變“體”又變“用”。而清政府洋務運動不成正果，在於其“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舊物”，隻變“用”而不變“體”，“隻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
大清國政治上的專製導致經濟上的壟斷。在洋務運動中，通過行政保護，財政補貼，壟斷市場，壓製民辦企業；官營企業內部實行衙門式專製管理辦法，人浮於事，效率低下，浪費嚴重，腐敗叢生。不僅官辦官營如此，所謂大型民辦企業，多以權貴官商為背景，劣跡不遑多讓。洋務運動的實踐證明，固守“中學為體”，在不觸動專製製度和愚民偽儒文化體係的前提下，不僅無望發揮中國人的創造性能力，甚至不可能持之以久。
上文以盛宣懷為主線，回眸晚清後期引進西方科技，致力中國的工業化建設，並且十分重視貨幣金融的控製作用；結果不足以造就真性的民富國強，也挽救不了清朝沒落的厄運。成為莫大諷刺的是，恰恰就是盛氏為國家鐵路財政殫精竭慮、身體力行的金融大方略，其合理性至今仍經得起推敲，但在一個極端落後的政治文化環境中，加上信息不對稱和法律程序缺失，迅速演變成了一劑傾覆兩百七十六年偌大王朝的自我毀滅致命毒藥；多難的中華民族仍將在戰亂和失落的漫長悲情歲月中尋找自己的方向。
曆史經驗反複證明，任何時候，任何國家、民族，這樣的前鑒都確鑿無疑，屢見不鮮。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有句名言：“誰控製貨幣（金融），就能控製世界（Who controls money can control the world）。”但是，這種控製力如何取得，如何發揮，孰正孰負，究竟造福為禍呢？
表過晚清故事，放眼今日世界。本輪金融危機充分昭示了貨幣控製作用的兩麵性，也就是說，金融的偉力，可以造福人類，也會成為另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的貨幣金融霸權，曾經為全球經濟繁榮作出積極貢獻，但是霸權的自私特性，以及過度金融化失控，終於給全世界帶來了嚴重災難，並正在沿著不可持續的路向，醞釀著更加可怕的貨幣總危機；如果不能實現根本性的改革，整個人類大家庭將為之付出不可勝計的代價。
國際貨幣體係改革，不是一個孤立的命題，而是與國際社會政治格局演進相配套的係統工程。隻有在具備“權力製衡”功能的“一超多極”局麵大背景下，一個能夠與各國主權貨幣並行不悖，“無償發行”、自由交易、自由兌換，並且具有法定地位的統一超主權世界貨幣方才可能登臨曆史舞台。
盛宣懷“辦不動，來不及”的六字真言成了清朝宿命的籖語。在後工業化信息時代的現代世界，這種悲劇依然非常容易反複重現；除非在危機到來之前未雨綢繆，危機既臨之際“與時間賽跑”。
2012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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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龐忠甲
1940年鴉片戰爭，拉開了中西大碰撞的曆史帷幕。麵對列強入侵，積弱不振的大清帝國每戰必敗，割地賠款、奇恥大辱，接踵而至。
清政府主流派頑固依然，高唱“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但在強敵環伺的無情現實麵前，特別是1960年太平天國起義後的嚴峻形勢下，不得不勉為其難，容許洋務派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前提下，以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方式，引進西方船堅炮利的先進技術工藝，發展新型工業，以圖增強國力，挽救“天下危局”，維係皇權於不墮。
1861年1月，清廷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同年曾國藩創辦安慶軍械所仿製西式武器，在全國掀起了“師夷之長技以自強”的改良運動，標誌著一場“洋務運動”的開始。這較之日本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先行一步，早了七八個年頭。
至於這場變革中貨幣金融的重要意義，“茫昧顢頇”的頑固官僚們固然昏蒙莫名，就是洋務派先進人士，起先也乏人關注。
正如著名的李約瑟難題質疑科技領域那樣，中國貨幣金融早期拔了許多頭籌，近代史上的發展狀況則每況愈下。到清朝中後期，不僅抱殘守缺，滯留在銀兩實物和天圓地方銅錢混用的祖傳通貨舊製不見長進，且因外國勢力侵入，更加惡化了中國的金融環境，致使“圜法紊亂、匪夷朝夕”；乃至外國人士對中國貨幣狀況進行考察後，認為“幣製之壞，至中國而極。”
19世紀末，清廷為洋債負重累累，據統計可以確認的外債有208筆，總額約 13億餘兩。而政府年度財政收入不過1億兩左右。當時以英國銀行為主的約10家外國銀行，利用給清政府放貸攫取各項政治特權，形成了一個主宰中國金融的網絡。它們壟斷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國際匯兌，發行貨幣，操縱匯價，在商品競爭上壓倒了中國的民族資本，並且在金融、財政上扼住了中國的咽喉。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朝野震驚之餘，有識之士痛感中國國勢之羸弱，與明治維新已經大見成效的日本不可同日而語；迫切要求改革政治製度，催生了短命的百日維新，以及時不我予的立憲運動。
甲午戰後，通過各派人士的反思和檢討，洋務運動與維新、立憲運動呼應唱和，取法西方以發展新型工業的努力，得到了更大共識，呈現了一種深化發展的趨勢。極端保守的老佛爺的態度也有了明顯轉變；中央政策不斷放寬尺度，以至開放民辦大型股份製企業。雖然總是問題叢生，一波三折，這場運動一直伴隨著命運多舛的晚清迤邐而行，直到皇朝末日。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現代金融業，那時節從無到有，脫穎而出。
洋務運動前期主導人物，有曾國藩、李鴻章、奕䜣、左宗棠和張之洞等高官顯爵，但是晚起的盛宣懷，作為中後期核心人物，卻是一顆最富戲劇性的熠熠巨星，“處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後人譽為“中國商父”、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盛宣懷（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蓀、幼勖，號愚齋等。出身書香門第，考上秀才後，鄉試三次不中；從此絕意科舉，致力於“有用之學”，對天下之事，均“事事研求”。1870年被李鴻章攬入幕府，迅即嶄露頭角，第二年升任知府，最後位至太子少保郵傳部大臣。
快速汲取西方先進經驗並運用到中國，是盛宣懷最為倚重，也最為擅長的事情。盛氏一生開創了一係列中國第一，諸如：第一家民用近代航運公司輪船招商局，第一個內河火輪企業山東內河小火輪航運公司，第一家電訊企業天津電報局，第一座近代大型紡織企業華盛紡織廠，第一個鋼鐵煤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第一條鐵路幹線盧漢（盧溝橋至漢口）鐵路，第一所正規大學北洋大學堂（後來的天津大學），第一所高等師範學堂南洋公學（後來的交通大學），第一個全國勘探總公司，第一個私人圖書館，第一家大型民間慈善機構廣仁善堂，第一個中國紅十字會，第一家保險企業仁濟和水火保險公司，以及第一家近代股份製商業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等等。因此實至名歸，被稱為中國近代“第一人”。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盛宣懷不同於早期洋務派兗兗諸公，他深刻理解貨幣金融對於發展國民經濟的重要意義，主動學習和探索金融經濟，是最早熱心並力行中國貨幣金融建設事業的先行者。有人評論，盛宣懷不僅是開眼看世界，更是主動去追趕世界的人。
1896年，52歲的盛宣懷已經牢牢掌控帝國的輪船、電報、礦務和紡織四大洋務企業部門。九月十三日，光緒帝召見盛宣懷，談修築鐵路、練兵、理財、育才等事。皇帝傾聽動容，說“諸臣皆不知之，患在因循耳。”次日，即命以四品京堂候補，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補授太常卿；並給予專折奏事特權，可以直接上書皇帝議論國是，這不僅是一項榮譽，而是實在的政治決策影響力。
是年10月31日（九月二十五日），盛宣懷提出第一道正式奏折《條陳自強大計折》，附片《請設銀行片》，縱論練兵、理財、育才三大要務。
其中認為，“非急設中國銀行，無以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 也就是說，我們要有自己的銀行。
他對中國自辦銀行的意義有清晰的認識：首先，自辦銀行具有融資功能，以支持中國近代企業的發展注入大筆資金的需要，使現代金融為發展國家經濟發揮積極作用；所以，“今因鐵廠不能不辦鐵路，又因鐵路不能不辦銀行。”其二，避免被外資銀行所綁架。他說，“銀行尤為諸務樞紐。開關互市，豈有聚吾國商民之財付諸英、德、法各銀行之手，而自己毫不為之料理，尚自詡足國足民，有是理乎！”“西人聚舉國之財，為通商惠國之本，綜其樞紐，皆在銀行。中國亟宜仿辦，毋任外人銀行專我大利。”“仿借國債，可代洋債，不受重息之挾製，不吃鎊價之虧折”。再者，籌集民間資本創辦銀行，可在政府舉借公債之外，提供新的民間投資渠道，契合古人藏富於民的思想；在這個意義上，“欲富民必自銀行始”。
1896年12月7日，清帝批準“招商集股，合力興辦”銀行。1897年2月20日（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十九日），盛宣懷主持擬就中國通商銀行章程22條稿。5月27日（四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外灘6號正式開辦中國通商銀行。注冊資本350萬兩白銀，其中100萬兩從戶部借款，其餘由各路華人投資，包括盛氏控製的新興工業如輪船招商局之類企業認購。這是一家模仿西方銀行結構組建，官督商辦，華人自主經營的新型金融機構，標誌著中國現代金融業從此發軔。
中國通商銀行開辦後，不到一年，就開設了一批分行，方便了工商， 達到了官商兩利，產生了可觀效益。據 1899 年的統計，銀行每半年結一次帳，除一切開銷外， 還可發給股東紅利 40 萬兩，上繳戶部稅利 10 萬兩。
當然，銀行的開張，盛宣懷必須賄賂大太監李蓮英，積極利用自己和帝師翁同龢的老鄉關係。開辦之後更非一帆風順。幹預和阻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麵：一是列強外商勢力，例如英國人赫德主持的海關總稅務司，阻擾通商銀行獲得海關稅收的存匯權，並與匯豐銀行聯合反對中國通商銀行發行國債，最後由赫德一手促成“英德續借款”取而代之；至此，盛宣懷試圖從外債入手開拓銀行業務的計劃宣告失敗。二是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各派實力，嫉恨者有之，爭利權者亦有之；特別是袁世凱繼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為了發展自己的實力，就先後從盛宣懷手中將招商局和電報局奪走，並限製、排擠通商銀行。但是更多變故還在後頭。
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光緒二十四年間），發生了戊戌變法又名百日維新。維新派遭受血腥鎮壓，光緒帝從此軟禁瀛台，慈禧太後重掌大權，帝國上空陰雲密布。
1899年10月6日（九月初二日），盛宣懷在慈禧召見的75分鍾裏，對於當時開展工作的困難，直言反映了臣下的活思想：“各大臣受恩深重，都有忠君愛國之心，但見識各有不同。大概心中總有六個字毛病。” 慈禧問：“哪六個字毛病？” 奏對：“總說是：辦不動，來不及。” 慈禧反詰：“這句話隻可上頭說，他們如何可存此見解？”盛宣懷答得好：“臣想“辦不動”，亦要辦，“來不及”，隻好趕緊辦。”這就同當年孔夫子所說“知其不可而為之“相仿佛了。
1900年義和團事件轟然而起。 6月21日，清政府發布詔書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宣戰；指責西方列強“欺淩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自信“彼仗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 “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幹戈以衛社稷。” 8月14日，八國聯軍攻陷北京。1901年9月7日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屈辱的《辛醜條約》。劫後餘生的中國，背負起了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巨額賠款，重壓之下又將如何艱難舉步？
八國聯軍期間，盛宣懷等倡“東南互保”之議。後來慈禧與光緒帝召見，說“非汝等力保東南，恐無今日。”因此著賞加太子太保銜。
戰後清廷更加器重盛宣懷。慈禧也不得不承認：“今日看來，盛宣懷為不可少之人”。晚清後期，洋務運動的重大事件可說幾乎集中體現在了盛宣懷一人身上。
此時大清國運已“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積勞成疾、深感孤獨的盛氏、唯在排擠挫折紛至遝來、起伏跌宕險象環生，益發錯綜複雜的困難局麵中，力挽狂瀾於既倒。
圖1 郵傳大臣盛宣懷
盛宣懷獨特的奮鬥生涯中，擁有自己可以信賴的得力團隊。
1908年8月25日（七月二十九日），盛宣懷時任郵傳部右侍郎，請假兩月赴日本考察製鐵和銀行所以資借鑒，並就醫治病（久患痰喘）。
1908年9月2日（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七日）下午三時半，盛宣懷一行登美輪“高麗號”赴日，除了夫人和女兒、女婿等至親，同行團隊中人，唯龐仲雅和洋員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美籍顧問）；兩人同齡，都是與盛氏貫徹始終的得力幕僚。
龐仲雅乃吾先大祖父，名興詩，字仲雅，號且庵，官名鍾璘（1866-1943）。（家父係小祖父興讓公所生，因大祖父未生男嗣而兄弟兩房兼祧。）
盛宣懷《東遊日記》載，9月14日（八月十九日），午餐與龐仲雅等談及日本幣製。近悉日本純用紙幣（滿一元即用紙幣），銀角為輔助幣，其紙幣歸日銀行本一家統出，該行亦為商股開設，不過國家納有股份，而行中總裁須由國家特派，每星期刊表一紙，將行中存現若幹，出幣若幹，何項不足，以何項作抵，條分縷析，頒示於眾，俾通國皆知，蓋一則昭大信，一則立憲之國，國家財政議院有監察之任，固須與眾共之也。
盛氏籌建中國通商銀行之際，大祖父年未弱冠，此時已逾而立，不僅參與貨幣金融深化改革事宜，而且全麵襄助洋務新政；經辦京城各處電報案、蹕路電線全工告竣案、開浚山東小清河工案、順直江浙皖鄂魯湖豫川陝等省義賑案等；曆充天津海關、稅局，商約大臣專員，度製部幣製局，郵傳部電政總局，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輪船招商局，仁濟和水火保險公司，華洋義賑會、上海廣仁善堂等機構要職；奏保縣丞、知縣行在、直隸州知州，奏獎知府，奏獎花翎三品銜，覃恩加請三代正二品封典；誥授資政大夫三等寶光嘉禾章。
盛氏將其弟鹽提舉銜湖北知縣寅懷公長女，許配大祖父，誥封夫人。盛宣懷在給大祖父的函件中以“坦台”相稱，當出自“坦腹東床”的典故，是對婿輩的專屬稱謂了。
先小祖父興讓公，字叔謙，為吳門著名畫家，在洋務運動中，曾曆充直隸順德、廣平、大名、臨城，河南武安等處電報局總辦；以及漢冶萍公司要職。誥授奉直大夫，六等嘉禾章。
圖2 龐仲雅手書《愚齋宮保行述原本》封麵，上為呂景端（字幼舲 號蟄盦，又號樂禪，江蘇人，光緒時舉人，曆任內閣中書，中年後居盛宣懷幕府。）題字
圖3 龐仲雅手書《愚齋宮保行述原本》首頁
《東遊日記》記載了盛氏一行在短暫駐日期間，關切與思考立憲、工業和貨幣金融等問題，努力吸取日本成功改革經驗。
中國通商銀行成立後第二年，清廷授予發行銀元、銀兩兩種鈔票的特權，以為民用，使為整理幣製之樞紐。當時發行的紙幣是一種銀兩兌換券，由英國倫敦一家公司印製；從此中國有了第一張
本國銀行發行的現代形態信用紙幣，可與外商銀行紙幣分庭抗禮；金融大權，不再為外商銀行
所把持。除發鈔外，該行並代收庫銀，全國各大行省，均先後設立分行，計有北京、天津、保定、煙台、漢口、重慶、長沙、廣州、汕頭、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鎮江、揚州、蘇州、寧波等處，業務極一時之盛。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京行首遭焚毀，天津分行亦隨之停業，業務漸告不振。到光緒三十一年隻剩下北京、漢口兩個分行和煙台一個支行了。
1905年以後，由於鐵路外債存款有了較大幅度增長，該行業務開始全麵好轉。存款主要來自清政府的存款、盛宣懷控製的企業和鐵路外債存款，貸款方向主要是洋行、中國商號和錢莊。該行支持國營企業，放貸給清政府興辦近代工業，對華資私營工業企業起到了扶助作用。辛亥革命前夕，該行資金實力遠遠超過傳統錢莊，可用的資金已高達1000萬兩。
1905年9月27日（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廿九），清政府在北京設立“戶部銀行”，是我國最早官方開辦的國家銀行。1908年7月1日起，戶部銀行改名為大清銀行，厘定《大清銀行則例》二十四條，進一步確定該行的國家銀行性質。
光緒三十三年(1906)下詔預備立憲。1907年又在中央籌設資政院，在各省籌設諧議局。各地立憲派政治團體，發表宣言，鼓吹實行君主立憲政體，並發起國會請願運動，要求速開國會，頒布憲法，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等。1908年，清政府又宣布“9年後實行立憲”。同時頒布《欽定憲法大綱》。
隨著立憲運動興起，盛宣懷進一步認為建立中央銀行是健全銀行體係的基礎之舉，特別在貨幣發行等方麵，即所謂“齊其末，必先揣其本，中央銀行實發行國幣之根本之地也”。盛氏指出：中央銀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銀行，它是“握全國金融之機關”，“將來新幣均需發交中央銀行，再行分給各處官商使用，紙幣亦然，是國內之出入財政，皆屬該銀行特權”。他明確要求，“中央銀行本不當以零星放賬為能事，轉與商民爭利，要在代任國庫之出納，擴張各公司各銀行之資力，尤要在司理畫一圜法之關鍵，流通紙幣之兌換及其推廣也。國內公債票之收發，皆當為之提倡，收其效驗。故中央銀行之建設，當集各國精華為吾一國之取法也，庶成效廣而利益多。”
《東遊日記》中可見，盛氏在疾病纏身之際，廣泛接觸日本金融界人士，深入了解其詳，謀劃設立中央銀行等深化改革大計。
11月14、15日，光緒帝、慈禧太後相繼逝世。
盛宣懷18日登輪返國，25日抵上海。這次出訪對他觸動很大，進一步改變了對貨幣經濟的認知。他曾密函一封給立憲派人物，度支部尚書愛新覺羅.載澤，說到“宣懷生平未嚐親曆歐美，僅此次東遊一觀大略，見該國地狹民貧，所賴以存者，財政辦理得法耳……”
1909年4月（閏二月），宣統元年，盛宣懷上《推廣中央銀行先齊幣製》一折，附陳各種辦法成式，及劃一幣製統歸銀行主辦等條議。其中對於已由戶部開辦的大清銀行如何強化發揮中央銀行的作用，提出了係統性的改進建議。
奏折以為，立憲最重理財，擬請推廣中央銀行，先齊幣製以裕財政。幣製欲求劃一。非專用圜法不可。欲專用圜法。非確定十進位不可。
其中奏稱：“臣去秋奏明赴日本就醫，便道考察廠礦，得唔伊藤博文、鬆方正義桂太郎及日本銀行正副總裁鬆尾臣善、高橋是清，造幣局長長穀川為治等，研求幣政。伊藤謂：立憲必先清厘財政，並將明治創立憲法大端告臣。鬆方謂：財政必先整齊幣製，並將明治改良國幣辦法告臣。及臣往視日本銀行，則鬆尾、高橋語臣以開辦銀行宗旨。又往視造幣局則長穀川語臣以擴充造幣。通計大抵日本集各國成法，參酌本國情形，運用新機，匯成幣製；其要在銀行與幣局聯絡一氣，綜覽全綱，乃如一串散珠有所歸束。
“查日本地狹民貧，而上年國入增至六萬一千萬金元之巨，海陸軍得以畢舉，其收效之處，全在理財得其要領。我中國地大物博，而歲入不過一萬萬，民猶以為困。倘能參酌其理財之法，盡力於農礦工商，不必過於苛刻，富強可立而待。此其千端萬緒，非一朝夕所能盡言也。
“夫齊其末必須揣其本，中央銀行實發行國幣根本之地也。不有中央銀行，何以備悉商情，操縱國幣。從前我國所造龍元，未足抵製墨銀，繼造銅元，轉以加增民困，皆官自為之，與商民隔膜，則不歸銀行管理之病也。日本初改幣製亦多製肘，及鬆方正義，采取德比二國良法，創立日本銀行，又複討求本國利弊，每頒一製，必先調查，各抒所見，擇要而行，故能毫無扞格。蓋欲使全國通行，永遠不改，亦非數行詔令所能強政也。
“臣東遊為時甚暫，然於銀行幣製兩端頗為加意，並攜回書籍，研究數月，撮其大要，益覺使民信用，必當有中央操縱之權，方能收四海翕從之效。不揣冒昧，謹以幣製各種辦法成式及劃一幣製統歸銀行辦理條議清單二件，又各督撫臣幣製奏議摘要匯錄清單一件，恭呈禦覽。可否仰祈飭下度支部會同政務處、資政院再行籌議，如蒙俯采芻蕘，議有端緒，即由度支部暫設調查局知會各衙門、各學會，分遞意見書，一麵電知督撫，派令各該處商會，公舉熟悉商情員董，克期赴局集議，不厭求詳，若再延聘東西洋有閱曆之財政員各一員，以備顧問，更有實在考證。總期興利除弊，一定不移，詔令所頒，永無反汗，夫而後幣製克日定西新，財政次第推行，非特於立憲大有裨助，即海陸軍亦不難籌款舉辦矣。
“再，厘財政，固須集諸國所長，尤宜以一國為模範，除此次覓得明治財政全史，在滬設局趕緊翻譯，一俟成書，另行進呈外，所有日本幣製改革始末概要，日本銀行條例定款，造幣局規則，以及各國現行金銀銅幣式樣，敬謹裝成一匣，先行谘送度支部藉備查考。臣為整齊幣製與推廣銀行，必須互相為用起見。是否有當，理合具折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宣統元年（1909），大清銀行鑒於宋、元、明各朝紙幣泛濫，致失信用的曆史教訓，重視充實發行準備的基礎工作，規定以九成現銀為紙幣發行準備。翌年，度支部又規定“大清銀行應照發行紙幣數目，常時存儲五成現銀以備兌換，其餘亦須有確實之有價證券為準備“。
這時中國金融業經曆從無到有、從混沌走向有序的過程。而金融的力量，也漸成為左右國家走向的重要因素。
清廷在聲勢浩大的立憲運動請願壓力下，1910年11月14日宣布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為5年。1911年 5月8日（宣統三年四月十日），新內閣成立，共13名閣員，滿族占9席，其中7名為皇族，漢族閣員有徐世昌、盛宣懷、梁敦彥和唐景崇四人。立時輿論嘩然，譏責為“皇族內閣”。
當時大清帝國國勢日蹙，疆土已為列強割據勢力範圍，壟斷政治權力的特權統治階層，卻日益貪瀆腐敗；社會不公，民生淍疲、貧富差別、愈演愈烈；革命力量風起雲湧，幫會勢力四處伸展，整個國家已成為危險的火藥桶。
皇族內閣可說是皇族自我孤立，自絕於人民的愚蠢舉動。滿洲皇族借立憲之名，卻想把大權集中到手中去，不僅立憲派中不少人深感失望，皇族與官僚階層的矛盾也擴大了，乃致反清情緒全麵升溫。
1911年5月9日，皇族內閣宣布第一項新政是“鐵路國有”政策，恰似自我點燃了導火線。
1911年1月，盛宣懷就任郵傳部尚書，5月份成為內閣閣員，達到了政治生涯的新高峰。盛宣懷不會想到，他會成為推翻清政府的第一罪人，而且還是栽在了金融上麵。
19世紀中葉以還，世界各國掀起修築鐵路的熱潮。為了發展中國鐵路，1896年9月成立鐵路總公司，盛宣懷出任督辦。上任後第一份奏章就是請求把“軌由廠出”定為國家政策，而且主張商辦鐵路。但修築鐵路需要大量資金，當時還是決定向外商借款，條件雖然苛刻，但比入股導致主權外落要強。從1896年到1906年，盛氏作為鐵路督辦大臣經營9年，先後引進外資1.8億餘兩。修鐵路2100多公裏，可稱高效快捷，是此前30餘年的6倍，甚至超過民國前20年(1911-1931年)所修鐵路的總數。
世紀之交，中國民族主義氣氛高漲，“鐵路至大，路權為尊，國之重柄，不輕與人。”漸成官民共識。1903年12月，清廷頒布《鐵路簡明章程》，規定各省官商隻要獲得批準，便可修築經營鐵路，捐資50萬兩以上，還可以獲得官銜，各地官紳商辦鐵路的積極性大增。次年1月，清廷批準川漢鐵路公司在成都嶽府街成立，明文規定排斥外資，資金來源即“田畝加賦”，在田租的基礎上將鐵路建設費用作為附加稅，攤派到每一畝田地，稅率為3%。四川是個農業省份，這種做法幾乎讓四川全民都參與了鐵路投資。
“中國處於長期與外世隔絕、缺乏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的情況下，要通過商辦方式獨立建造遍及全國各地的數以萬裏計的鐵路決非易事。”（肖功秦《重新認識保路運動》）商辦路政實際情況一團混亂，鐵路公司形同衙門，冗員充斥，辦事效率低下；各級主管貪腐成風，不僅脫離了官方的監控，而且脫離了股東會的監控，將經費當做“小金庫”任意挪用。商股被貪墨一盡，致使舊股不能還，新股不能招。各省鐵路老板成天將拒絕外資的愛國口號掛在嘴邊，但“利權”既沒有歸於政府，也沒有歸於百姓，多被“愛國者”中途截留了。
四川情形更為糟糕，“現開工二百餘裏，九年方能完工，全路工竣，需數十年。後路未修，前路已壞，永無成期。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後款不敷股東付息，款盡路絕，民窮財困。”此外，省與省之間、公司與公司之間各自為政，清政府因此認定商辦鐵路“奏辦多年，多無起色，坐失大利，尤礙交通”。
據1909年郵傳部查勘各地自辦鐵路實況的報表，川漢、西潼、洛潼、江西、安徽合計估算資金應為7200萬兩，實際到位僅1310萬兩。鐵路估算裏程為3420裏，實際建成僅89裏。此外，不少地方自辦鐵路技術標準與其它地方不統一，而且一開始就不打算與其它地方鐵路聯網，完全自娛自樂，自彈自唱，導致規劃中的全國路網遲遲不能實現。
清政府兩難之際，在對全國商辦鐵路進行15次調查之後，終於決定鐵路收歸國有，重回借外款修路的舊道。以為此舉減輕農民負擔，應該得到農民的擁護，另一方麵,通過國家向外國借款的方式繼續修路，由國家職能部門統一管理，統一規劃，見效比較快，對國家經濟發展，對各地紳商興辦實業，都大有好處。
新內閣成立伊始，即宣布各省原已準交商辦的鐵路幹線，一律“收歸國有”，但各支線仍可民間商辦。正是這個決定，導致保路運動一發不可收拾，辛亥革命火種因此點燃，中國曆史發生了巨變。
收歸國有的鐵路最為重要的有兩條：從成都到漢口的川漢鐵路和從廣州到漢口的粵漢鐵路，涉及川、鄂、湘、粵四省。盛宣懷起初沒有給出具體的補償辦法，隻是要求相關地方督撫查賬。國家是贖買還是強收？督撫們不得而知。盛宣懷扣住底牌，等對方出價。
消息傳出，有關各省群情憤懣。後經討價還價，鄂、湘、粵三省保路風潮暫告平息，但四川的情況相當複雜，盛宣懷決定區別對待。
川漢鐵路公司是全國最早成立的省級鐵路公司。公司“不招外股，不借外債”，資金來自4個途徑：政府投資、商人投資、抽租之股、公利之股。其中抽租之股簡稱租股，是攤派在全省農戶頭上的股份。當時規定，全省農戶凡年收租十石（每石120斤）糧食以上者，按其當年實際收入的百分之三抽取“股金”。租股最小麵額的股票是50兩，絕大多數農民無力交付，鐵路公司則先開收據，等他們逐年交納湊足50兩後再憑收據換股票，因此，一般百姓手裏其實連一張股票都沒有。所謂租股，雖說也分紅利，實際上紅利全部到了租股的收取機構官府手裏。
川漢鐵路的股金中，租股占了大頭。截止1910年底，公司收入股金1198萬兩，其中，政府投資隻有23萬兩左右，商人投資 245萬兩，而租股928萬兩，約占總股本的77%。雖說很多百姓還見不到紅利，但名義上這條鐵路歸全體川人，這是後來四川保路運動群眾基礎強大，如火如荼而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盛宣懷表示，川漢鐵路公司經營不善，已虧300多萬，政府不負責；以“租股”為主的股金應轉為國家股票，概不退還現款。對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現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換發給國家鐵路股票；尚餘700萬兩現銀，即行收歸政府。
此舉不僅激怒了地方官紳利益集團，廣大租股股民大眾雖然尚未獲得實利，也極度反感朝廷，以為不僅奪路，還要謀財，豈有此理！
火上加油的是，6月13日，款額600萬英鎊的四國借款合同消息傳到成都，怒斥盛宣懷之聲立即響徹蜀中大地。《蜀報》上登出《賣國郵傳部！賣國奴盛宣懷》為題的文章，痛罵“盛大臣賣國奴”。
清政府決定鐵路幹線建設由政府出麵籌款建設，但苦於囊中羞澀，盛宣懷不得不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磋商數月，會晤將及二十次，辯論止數萬言。於原約稍可力爭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數事，實已無可再爭。”貸款合同的條款不斷地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不僅年利率維持在5%，不到國內錢莊和票號貸款利率的一半，而且所貸款項的半數可以存在交通銀行與大清銀行，等於為這兩家國有銀行提升了頭寸，而原合同規定隻能存在四國銀行。同時，合同還刪除了原定四國有權參與建造若幹支路的條款，並規定所用鐵軌必須使用漢陽鐵工廠的國產品，其他的原材料則進行國際招標，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懷相信，根據這一合同，資金到位後，粵漢鐵路3年內就能全線接通，10年內可以開始還本。
但是，這一平等的借款協議，成了既得利益集團和反清革命運動聯袂攻擊政府的依據，“賣國”、“貪贓”的罪名幾乎成為盛宣懷和郵傳部的代名詞。
盛宣懷辦理洋務雖然功勳卓著，但他在經營中獲得了巨大的私利。時在大清國，對外采購和引進外資時吃回扣、“加帽子”（在定價上加虛價中飽私囊），不僅是潛規則，而且是顯規則。近水樓台的盛宣懷，已成為一代首富，號稱“一隻手撈十八顆夜明珠”（經元善評價)。此時人們紛紛質疑盛宣懷出於貪心，不惜賣國害民。
而且，盛宣懷代表清廷實施鐵路國有化政策，竟然沒有執行立憲後應有的“法律程序”。《四川保路同誌會宣言》指出，清廷對外借款未交資政院議決，收回鐵路未交本省諮議局討論，商辦鐵路也未依《商法》、《公司律》付股東會商。民間激憤形諸言表：“新內閣之蠻野專橫，實貫古今中外而莫斯為甚！吾人當此不爭，則寧緘口結舌，永遠不置立憲二字以齒牙。如尚欲據憲法數十條文，以蘇吾國而活吾民也，則惟據死力爭。”
不久，四川進入全麵的戰爭狀態。9月25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王天傑等宣布榮縣獨立，這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權，成為成都地區反清武裝鬥爭的中心。
盛宣懷終於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上奏攝政王載灃，同意將700多萬兩現銀退還給四川省支配，其餘已經用了的路款轉成國家保利股票。10月10日，上諭同意盛宣懷的這套方案。但是，就在這一天，武昌起義爆發，隨即多省響應，紛紛宣布光複。
清廷為了救亡圖存，11 月 3 日資政院急忙擬出《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由皇帝同日頒行。其主要內容是對 1908 年的《欽定憲法大綱》作了重要修改，從原來類似德、日兩國的君權為主的君主立憲製，改變為類似英國的議會權力較大的君主立憲製。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可惜遲到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之後大半個月才拋出來，隻能是一則可悲的黑色笑話了。
盛宣懷為了應付革命，把袁世凱推上了台，結果袁世凱倒打一耙，直接把清王朝送進了曆史的塵埃。
盛宣懷淪為清王朝的替罪羊。在“殺盛宣懷以謝天下”的風聲中，資政院彈劾盛宣懷違憲、亂法、激兵變、侵君權；1911年10月26日，清廷將盛宣懷革職，永不敘用。其後3天，在美、日外交官員的保護下，盛宣懷逃亡日本。
1912年（民國元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通過代表告知盛宣懷，民國對他並無惡感，若肯籌款，自是有功，外間輿論過激，可代為解釋。九月，盛宣懷從日本回到上海。翌年，漢冶萍公司召開特別股東大會，推選盛宣懷為總理和董事長； 招商局召開股東大會，選舉董事會，盛宣懷為副會長。1916年4月27日，盛宣懷病逝於上海。
民國時期，大祖父仲雅公定居上海，繼續任職招商局、仁濟和保險公司和廣仁善堂等機構。大祖父謝世後，時值上海淪陷，廣仁善堂經費不繼，最後遷至白克路（現鳳陽路）修德裏我家舊居客廳，由家父勵初公主持維持濟貧施診業務，直至最終結束使命。
黑格爾和馬克思都說過：“曆史上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有人說：如果你對現實感到迷惑，你就去讀讀曆史，其實一切都發生過。如果你對曆史感到迷惘，你就來看看現實，其實曆史正在發生。
念祖懷舊，除了“發思古幽情”，無非寶鑒今世緣了。
如果我們確信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具有指導意義，相信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那麽邏輯的結論隻能是，先進的科技和發達的經濟，需要相應的政治體製和思想信仰為保障，否則就會事與願違，甚至淪為“一切皆空”。
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在於其“脫亞入歐”，全麵吸收西方進步文化精華，既變“體”又變“用”。而清政府洋務運動不成正果，在於其“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舊物”，隻變“用”而不變“體”，“隻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
大清國政治上的專製導致經濟上的壟斷。在洋務運動中，通過行政保護，財政補貼，壟斷市場，壓製民辦企業；官營企業內部實行衙門式專製管理辦法，人浮於事，效率低下，浪費嚴重，腐敗叢生。不僅官辦官營如此，所謂大型民辦企業，多以權貴官商為背景，劣跡不遑多讓。洋務運動的實踐證明，固守“中學為體”，在不觸動專製製度和愚民偽儒文化體係的前提下，不僅無望發揮中國人的創造性能力，甚至不可能持之以久。
上文以盛宣懷為主線，回眸晚清後期引進西方科技，致力中國的工業化建設，並且十分重視貨幣金融的控製作用；結果不足以造就真性的民富國強，也挽救不了清朝沒落的厄運。成為莫大諷刺的是，恰恰就是盛氏為國家鐵路財政殫精竭慮、身體力行的金融大方略，其合理性至今仍經得起推敲，但在一個極端落後的政治文化環境中，加上信息不對稱和法律程序缺失，迅速演變成了一劑傾覆兩百七十六年偌大王朝的自我毀滅致命毒藥；多難的中華民族仍將在戰亂和失落的漫長悲情歲月中尋找自己的方向。
曆史經驗反複證明，任何時候，任何國家、民族，這樣的前鑒都確鑿無疑，屢見不鮮。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有句名言：“誰控製貨幣（金融），就能控製世界（Who controls money can control the world）。”但是，這種控製力如何取得，如何發揮，孰正孰負，究竟造福為禍呢？
表過晚清故事，放眼今日世界。本輪金融危機充分昭示了貨幣控製作用的兩麵性，也就是說，金融的偉力，可以造福人類，也會成為另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的貨幣金融霸權，曾經為全球經濟繁榮作出積極貢獻，但是霸權的自私特性，以及過度金融化失控，終於給全世界帶來了嚴重災難，並正在沿著不可持續的路向，醞釀著更加可怕的貨幣總危機；如果不能實現根本性的改革，整個人類大家庭將為之付出不可勝計的代價。
國際貨幣體係改革，不是一個孤立的命題，而是與國際社會政治格局演進相配套的係統工程。隻有在具備“權力製衡”功能的“一超多極”局麵大背景下，一個能夠與各國主權貨幣並行不悖，“無償發行”、自由交易、自由兌換，並且具有法定地位的統一超主權世界貨幣方才可能登臨曆史舞台。
盛宣懷“辦不動，來不及”的六字真言成了清朝宿命的籖語。在後工業化信息時代的現代世界，這種悲劇依然非常容易反複重現；除非在危機到來之前未雨綢繆，危機既臨之際“與時間賽跑”。
2012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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