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我下鄉整整一年的時候收到了錦州2高中田老師的來信：不問家庭出身憑能力考大學的時代馬上就要到了，能歇工就歇工，能回家就回家，趕快開始準備吧。
在那個偏僻、與外界沒有聯係的村莊收到老師這樣的信，不光是受到外界的刺激，還像似收到一份禮物。不看家庭出身升學？如同天方夜譚！文革前升學、選專業就已經要看家庭出身了，文革中更是隻從“工農兵”中選拔大學生，不光成份，連職業都限在工農兵裏了，能夠一下子廢掉那麽多年的戒律，自由考試嗎？在那個時代、那個消息閉塞的地方，很難相信這封遠方來信。
田老師教我們語文時正是鄧小平主持工作的那一年，學校開始學習，還有閉卷考試。那次期中考試收試卷的時候，他徑直走到我坐位前，收走了我的卷子後對全班說：找一份有代表性的看看就行了。那以後，他每周給我出一張30個難字的卡片讓我查字典，“煢、孑、衢”這些字都是在他出的卡片上認識的。非常渴望他能借給我書，但不敢開口。那時還不敢隨便借書給學生看，鬧不好會成為教唆犯。
現在想起來仍感到奇怪，反擊右傾翻案風、學黃帥時再次掀起給老師貼大字報的風潮，很多老師挨貼，他這麽明顯地偏向一個女同學，竟然沒有一個人給他貼大字報。倒是爸看我那麽熱心地扣著字典上的小字看，打心眼裏不高興，用“不要把眼睛看壞了”幾次旁敲側擊我停止這種學習。
這麽好的老師這麽遠寄來信，一定是有了很準確的小道消息。可是讓我歇工或幹脆回家，哪個都不可能。兩個月以後，10月下旬報紙上真的公布了恢複高考的消息，很快就宣布1977年度的高考於12月24日、25日兩天。
給媽寫信，要來複習大綱和參考書。媽來信再三囑咐：絕對不許考文科。還給我寫下一套公式：文科→右派→苦難。爸也來信叮囑：不要考文科，去學點實際技術。爸媽的思路總是那麽一致，他們又極大地左右限製了我。他倆都知道我關鍵時候總說別人不敢說的話，容易惹禍。現在想想那是性格問題，和學文學理有什麽關係。要是趕上反右，誰還管你學什麽，抓住一句話就可以給你定罪。
中學的三年半除了班主任的政治課以外，沒有不喜歡、不認真學的。當爸媽讓我報理科的時候，卻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麽，報文科也照樣不知道喜歡什麽。這也許更能說明我什麽都不懂。不太喜歡新體詩，但有句讚美建築工人的一直記在心裏：我們麵前是荒野，我們身後是城市和工廠。就憑著這句詩的氣勢，我在招生大學的校名中找有“建築”字樣的，並將誌願表中所有的空格都添上了“建築”。後來跟人講這件事的時候，聽的人哈哈大笑說“完全是文科思維”。
看複習大綱時的那種虛脫感現在還記憶猶新，一邊看一邊使勁從腦子裏叫回以前學過的東西，大綱裏一多半東西連見都沒有見過，記憶力再好也叫不出來沒有學過的東西。
離考試還有一個多月，買了一盞自己用的煤油燈開始看書。3人一間屋，煤油燈的燈芯一跳一跳，燈光搖搖晃晃映在牆上，怕影響同屋休息隻好早早熄燈。看別人的回憶錄都是青年點的人成幫結隊地去參加高考，我們青年點那五十多人對恢複高考的消息一點兒都不感興趣，除我蠢蠢欲動以外沒有一個人打算參加考試。廠長·處長的女兒、父親是工程師的那幾個男生、理論水平高的女黨員都是真正的高中畢業生，還有應屆的4個高中生都表現出無動於衷。如果大家一起去考的話，還可以聚在一起複習或者集體請假回家。
考場在8裏開外的沙河店鎮，兩個村子之間沒有柏油路。天還沒亮我就騎著自行車跑在疙疙瘩瘩的土路上了。看到校門的時候，我伸手摸書包裏的準考證，沒有摸到，腦子“嗡”地一下掉頭就往回跑。到現在還不明白怎麽會沒把準考證裝進書包。在青年點學習用床當桌子，借著窗台上煤油燈照來的光，把文具一件一件放進書包，準考證一定是跟格子床單重疊在一起……，到我回去取，同屋的人都沒有人發現它躺在床上。現在才知道考場上有應急辦公室，當時腦子裏隻有“沒有準考證不得入場” 那條注意事項，根本就沒有想到過有其他方法。到現在還後悔自己不冷靜。
如果我那時順利考上大學，我的故事就像落難女遇到了英雄，到此迎來幸福，也該止筆了。
客觀地講，即便沒有忘帶準考證這個意外也照樣考不上，沒有學過的東西太多，隻好對考學作罷。錦州同年級的同學中，爸爸分別是大專老師、市委幹部的兩個女同學，在大人的指導下進行了“知己知彼”的戰略分析後報考了當地的中專，算是及時上了學。
網上在當年的考題後麵，有人寫“就這題，還都精英了”、“就這題，我媽還沒考上”。換個角度看，文革把教育毀到了這種程度。他們要是知道文革期間的工農兵大學生很多人要從小學5年級數學開始補課，再看看自己從小學就開始刻苦學習還沒有考入理想學校的現實，也許會羨慕或希望回到那場浮華而徹底的革命中去。（注：1.工農兵大學生從小學5年級數學開始補課，是我親自從大學老師那裏聽到的。2.我認識的工農兵大學生晉升職稱考英語隻得了12分。3.恢複高考以後工農兵大學中的優秀分子通過考研或留學甩掉了“工農兵學員”的稱號。）
如果是正常年份，我那班同學應該按正常比例順順當當地考進正規院校。每當提到考學，那些腦子比較好的同學都有一種難以言狀的痛苦，痛苦很快又變成痛罵，罵大革文化命運動革掉了一代人的學習時間、罵極左的班主任。每當提到考學，爸都要自責：環境太壞了，家裏除了課本以外連張帶字的紙都沒有，也沒能教你什麽。但是，不能不感謝爸監督我練字，周圍的大孩子們借給我小說看，給我養成了能夠靜下來的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