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占領齷訛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風氣雲湧，從最初的幾個人的自發形成，到日前成千上萬人的加入，從紐約到DC，從波士頓到洛杉磯， 到丹佛到鹽湖城，大有星火燎原之勢，愈演愈烈，一發而不可收。顯然，一點星火，之所以能燃起熊熊大火，原因是草根幹枯已久 – 自金融危機以來，經濟低迷、失業居高、財產縮水、福利緊縮，貸款難求，科研難繼；中年人飯碗難保、老年人退休無期、青年人工作難覓。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這次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不僅對被他們綁架且保釋他們的納稅人非但不心存感激，不思回饋社會，不加檢討收斂，照樣大發國難財，日進鬥金，窮奢極欲，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社會財產的兩極分化，社會分配的日益不公，中產階層壓力沉重、美國夢成水中之月，激起民眾的憤憤不平。
如果我們再往深處想，造成這種美國當今社會現象的根源在哪裏？出路又在哪裏？也許我們能從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後的複蘇中借鑒一些經驗教訓。此時此刻，我想起了一個人，一個在大蕭條中獨具慧眼、幫助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引領美國走出大蕭條的重量級人物 - Marriner Eccles (1890 –1977)。Eccles是我的“鄉黨”，來自猶他，是個摩門教徒。 猶他大學內兩坐宏大的建築 - 體育館和醫學圖書館都冠以他家族的名字（Eccles Stadium和Eccles Health Science Library），這是題外話。Eccles是個成功的銀行家，22歲就當了千萬富翁，年紀輕輕就成了銀行界的巨子。1934年，年僅44歲的Eccles就當上了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主席，一直幹到1948年。現在美聯儲的辦公大樓 - Eccles Building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Eccles分析了大蕭條的前因後果，一針見血地指出：“大眾生產必須伴隨大眾消費，大眾消費就意味著財富的分散，給大眾提供購買能力。而在1929-30（大蕭條開始）年 間，不僅沒有出現這種財產的分布，卻相反地有一隻巨大的泵把越來越多當今創造的社會財富吸入了少數幾個人的手中… …其他人在這場遊戲中隻能靠借債度日。當他們出現虧空時，遊戲就結束了。”他清楚地看到，雖然社會財富越來越多，但增長的財富大多集中到了一小部分富人手中，大眾的收入並沒有得到提高，因而造成社會購買力低下，消費不足，產品過剩。於是，雖然富人愈來愈富，產品愈來愈多，卻無人購買生產的產品，最終導致產業鏈的斷裂，經濟衰退。
Eccles的這些主張，與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其經典著作《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提出的理論不謀而合。凱恩斯主張用收入再分配的辦法解決這個矛盾，即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用累進稅和高額遺產稅的辦法集中於國家手中，再通過政府分配給窮人，或由政府興辦公共工程這樣既可解決由消費傾向過低造成的消費需求不足，也可增加政府投資，從而達到刺激需求，促使供求平衡和增加就業的目的。
羅斯福總統上台後，任命Eccles為美聯儲主席，並很快開始實施一係列“羅斯福新政”（The New Deal），加大國家對經濟的幹預。這些舉措包括整頓銀行業，興建公共工程，恢複工業生產，建立保障體係等，最終帶領美國走出泥潭，成功複蘇。羅斯福新政的這些政策，在其後任的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威爾（五十年代）和Lyndon Johnson （六十年代）得到延續和發展。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私營業反對政府調控的呼聲日高，導致新政政策的終止。經過這二三十年信馬由韁、無拘無束的“自由發展”，美國經濟又一次到了崩潰的邊緣，美國社會仿佛又再現八十年前的情景：富人愈來愈富、為所欲為，窮人愈來愈窮，中產階級萎縮，失業居高不下，所以才出現了“占領齷訛街”的民眾運動。
歸根到底，大蕭條也好，金融危機也好，都是極端自由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製追逐最大利潤帶來的必然後果，也是對人性中貪婪無度一麵的最好注腳。資本主義的好處在於市場競爭，但人性中貪婪的一麵如果不加約束，就會走向極端，造成財富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動蕩，正如我們現在所看到那樣。兩千五百多年前，中國先聖孔子就指出：“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畢竟，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全民生活的提高，而不是少數人的巨富。看來，兩千多年前孔子的政治智慧，對當今的美國社會和中國社會，依舊具有指導意義，不是嗎?
（辛卯年九月 於美麗家園州克拉克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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