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實行9年一貫製教育製時，河北仍然保持了初中—高中的升學體係。達到高中畢業的年齡才下鄉，下鄉完全是按照年齡，並不看你是否有知識。初中畢業後主動放棄讀高中的孩子，要麽在家呆到下鄉年齡、要麽到工廠去做臨時工，掙兩年錢以後再下鄉。我去的青年點多數人有作“臨時工”的經曆，跟他們聊天，話題中多是“俺師傅”，很少聽到“俺班同學”這樣的字眼。我那時正經以為自己是高中畢業，“老老實實”地自報“高中”畢業。
石家莊汽車發動機廠是集體製企業，在這裏工作的老工人很大一部分是公私合營前的零散搬運工和零散冶金工匠，青年點的知青多數是這些工人的子弟。南寺莊是有9個生產小隊的大村，五十多個知青分散在9個小隊。發動機廠按照當時的規定給青年點派了一名帶隊幹部，負責指導知青的生活和政治學習。要當知青的帶隊幹部必須具備以下兩個條件：1一定是共產黨員；2離開一年工廠的工作不受影響。工廠從滿足以上條件的人中再根據家庭情況，如孩子已經大了、長期離開家沒有問題的職工中選出最合適的人。宗師傅是農村兵，在部隊入了黨，提了幹，轉業到石家莊汽車發動機廠。盡管宗師傅如此優秀，受戶口製度的限製，他的妻兒仍不能跟他一起進城，仍在老家務農。宗師傅一人住在廠裏的單身宿舍，派他當帶隊幹部再合適不過了。
“師傅”是工廠裏用的最多最方便的敬稱，這個稱呼也帶到了青年點。大家稱帶隊幹部“師傅”。石家莊方言的一大特點是把第1聲發成第3聲，這樣“宗師傅”就成了“總屎夫”了。對於宗師傅來說，這些孩子又是自己的師傅們的孩子，準確地講他的“幹部”勁兒挺難拿。
青年點的人們彼此稱呼不帶姓，直呼小名，從那親切感中知道他們要麽從小一起長大，要麽父輩互相熟悉。我當天就被“入鄉隨俗”，他們免掉了我的張，叫我“xǐnli”，隻有小時候住過的大院的人們這樣稱呼我，這叫法讓我產生了“回來了”的感覺。
晚飯後，宗師傅召集大家開會介紹兩個新來的人。村子裏能看到電線杆子，屋頂上也吊著燈，但是沒有電流通過。大家圍著煤油燈，有的擠在宗師傅的床上，有的坐在門檻上，有的席地坐在院子裏。吃午飯的時候差不多的女生都見過了，男生沒有見到幾個。說是為了互相認識開的會，可是黑燈瞎火的誰也看不太清誰，憑聲音能斷定認識的幾個女生。
青年點的人們早就知道要來兩個新人，一點也不感到稀奇，這會也是例行公事。讓他們感興趣的倒是這次怎麽來了個東北人。聽她們背後稱我“東北人”，心裏很不高興。東北說“關裏人”時，隻因為口音不同，而關裏人說“東北人”時有貶他們“性急、粗暴、野蠻”的含義。我想申辯自己原本也生活在這裏，又一想：東北人有什麽不好？！聽人說過青年點裏分派打架的事，我隻身一人來到別人的部落，要是有人弱肉強食的話，“東北人”也許能保護我。我帶著戒心，準備頂著“東北人”的稱號跟他們打。
宗師傅對散散慢慢聚來的孩子講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話，介紹了我們兩個以後說：今後你倆有什麽困難及時跟我商量。
他話音剛落我就舉手說有困難。說話前舉手顯得有些幼稚，但是不光宗師傅，在場的人都認真地聽了我的困難。
“下午我去合作社買肥皂，那店員不賣給我，說要‘擠蛋’。我沒有怎麽辦？”
我還沒說完，在場的人都“啊哈哈哈”地大笑起來。為了把我的困難如實地反映給宗師傅，我模仿了店員的語音，竟招來如此大笑。
肥皂在城市要憑票供應，香皂可以隨便買。媽說鄉下肥皂不要票，隻給我帶了香皂，沒帶肥皂。下午我跟供銷社的店員說“買一條肥皂”，那店員麵無表情地問“要幾袋？”我又重複了一遍“要一條”，她還是毫無表情地說“要幾袋？”愣了一會兒，悟出來她說的“幾袋”是“擠蛋（雞蛋）”的意思。
宗師傅也笑了。
“明天我跟負責人說說，你再去一趟”，宗師傅等大家的笑聲靜下來後說。
計劃經濟體製下，農村的合作社（也稱“供銷社”）是國家經濟體的末梢機構，農副產品通過合作社收購，再由合作社提供給城市的商業機構，供應給城市居民。國家設定的收購價格比較低，農民都把雞蛋拿到集市上去賣。合作社完不成國家規定的收購任務，製定了土政策：農民買肥皂、火柴等生活必需的工業產品時要交一定數額的雞蛋。
宗師傅是吃商品糧的幹部，一日三餐在合作社的職工食堂吃，跟那裏的負責人很熟，從我舉手提出困難以後，知青買肥皂就不用“擠蛋”了。
宿舍的門窗都開著，從灑滿月光的院子向屋裏望去，就像黑窟窿。散會後各個房間又嘰嘰喳喳地熱鬧了一會兒很快都入睡了。
國家按照每人一間屋撥給的安置費，這個青年點按照兩人一間蓋的房，計劃用餘下來的錢蓋食堂、倉庫什麽的。實際上都用在日常油鹽醬醋的開支上了。三間一套的對麵屋，兩側各住3人，計劃中間的屋子放大家的農具什麽的。可誰都沒有買農具，幹活時去農民家借，所以中間屋隻放了大家的洗簌用具。每個人的替換衣服---每個季節隻有兩三件，春秋穿同樣的衣服，全年加起來也不過十來件，有的放在木箱裏，有的放在個大行李包裏，堆在空床上。房間大，東西少，每間屋子都很整潔。
我住的房間一共6個人，同屋的鳳珍因為家裏有事請假回去了，對麵屋的小芳回家養病也不在，三間大屋就住了4個人。
“這兒要是有個桌子就好了”，白天深深鞠躬的女孩指著我床邊的空地說。她兩隻圓眼顯得機靈，胖鼓鼓的圓臉顯得厚道， 1.68的身高，粗壯的體型讓人感到 “獻力”這個名字配她再合適不過了。最麻煩的是“獻力”跟“新力”隻差一個韻母，喊她的時候我老跟著答應。
每個房間靠北牆的兩床之間有一個水泥板的窄條桌，上麵放了3個人的飯碗。哪個房間都沒有桌子，看樣子要寫什麽的時候都得爬在床上。想要桌子太不切合實際，但是床邊的確需要一個睡覺時放衣服的台子或架子，要不脫下來的衣服就隻能放在枕邊或腳邊。
“是啊，桌子太難說了，有個凳子椅子的也行”，她說的正是我也在想的問題。
“我早就看上了個東西，你跟我過來”，說著她把我帶到菜園旁邊。
“怎麽樣？不錯吧”。
一塊小學生雙人桌麵大的平滑的大理石半截埋在表土裏。蹲下身子用手撥開上麵的土，發現大理石上刻著林彪的手體“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字樣。林彪事件後，各地都積極清除他的字跡和與他有關的痕跡。這麽窮的村落忠於毛主席的心情再強烈也買不起這麽高級的大理石，一定是汽車發動機廠的人想到在農村也許能派到用場拉來的。
“大小正合適，可是桌子腿怎麽辦啊，獻力？”
“磚唄，找磚支唄”。
“上哪兒找那麽多磚去呀？”
她想了一下，像作重大決斷似地嚴肅鄭重地說出一個字：“偷（tǒu）！）”
“上哪兒偷去呀？”
她像電影裏看到的指揮大軍的將領，側著身彎著的胳膊一揮，意思是“跟我來！”月光下看她的動作又威武又好笑。
她把我帶到院子南麵的建築工地，那裏在建食堂，剛剛有個架子，就停工了。好像已經停工很久了，工地上零零散散地有些碎磚。
“翻（fǎn）！”她看了看周圍又下了新指示。破磚當不了桌子腿，我理解她是讓我找整磚。我按照她那1聲變3聲的簡短果斷的命令，立即蹲下用手摸索整磚。
借著月光，深一手淺一手地摸，終於找到了一窩整磚。帶著幾分興奮的心情開始搬，大概往返了5趟，獻力才發出“夠了”的指示。
用笤帚掃掉大理石上麵的土，從澆菜園的積水池裏舀了幾盆水衝幹淨，然後兩人躡手躡腳地把它抬到屋裏。
獻力使勁撐開拇指和中指量了量大理石的長度，又用同樣的方法量了桌子腿的距離，然後開始認真地擺起磚來。擺在磚旁邊的煤油燈照著她的臉，十八的姑娘那朵花是在稚氣和青春的活力撞擊中綻開的。她的表情非常認真，與她那模仿木工或泥瓦工般的動作配合起來，怎麽看都像是在認真地玩“過家家”。為了讓桌腿結實，交錯著擺磚；為了消除磚與磚之間的碰撞，她讓我從院子裏捧來土墊在磚縫之間。大理石桌麵終於穩穩當當地坐到兩排磚上去了。
陰涼的大理石摸上去很舒服。刻著“四個偉大”的凹凸不平的桌麵與磚腿極其相稱。下鄉當天我就有了桌子，而且是大理石的。因為沒有椅子、凳子與它相配，它最終隻能起個台子的作用。從那天起，“四個偉大”每天晚上都壓在我脫下來的衣服·襪子下麵。從那天起我就成了獻力忠實的跟屁蟲。
沒有表，睡下時不知幾點。媽給我薄薄厚厚的預備了三條褥子，躺在上麵舒服得幾乎忘了自己是躺在磚堆成的床上。
爸不許我寫日記，說是反右時有人被從日記上發現了思想問題打成右派；媽也不許我寫日記，說是文革時有人的日記被同宿舍的人拿去告發了。下鄉第一天是我人生中最獨特的一天，我牢牢地記在心裏了。那天早上我還在城市裏吃早餐，中午就到了沒有公路，沒有汽車，女人半裸肢體的原始村落，晚上就偷磚自製“桌子”了。二高的校辦工廠裏有個從農村抽調回來的女青年，她給我們講過在農村偷了黃豆藏在枕頭裏的事情。聽她講“偷”的時候，一點兒罪惡感也沒有，隻有一種淘氣的冒險，十六、七的孩子哪個不想試一試？沒想到我到農村的當天晚上就去偷磚了，不過那些磚本來也是知青的財產，不能算偷，充其量是“沒有經過允許挪用了”而已。不管什麽理由，這事爸是絕對不會允許的，那天我第一次感到離開爸是這樣自由。
明天要下地了，真正的知青生活從明天開始。
林彪手跡。我那大理石桌麵就是這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