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知道我家要搬到31號院的時候，我還沒有進院子就哭了，那天晚上爸為了哄我高興背著我量屋子的進深，然後說：“一步半。記住咱們這屋子一步半，將來你寫書的時候把它寫上”。直到離開錦州我和爸一直住在這一步半的房間。如果那時沒有搬到這個院子的話，對前五裏營子的回憶也許不會這麽豐富。
如果用我在學校學到的起綽號的本領給31號院起個綽號的話，它是名副其實的“鰥寡院”。31號共有5戶人家，房東老婆早逝，他跟母親和兒女住北麵的4間大屋，小兒子跟我差不多年紀。東西廂房是對麵屋結構，都是一步半的房間。我家住西屋，對麵屋寡母帶跟我同歲的女兒，他大兒子—杜猴子離婚後搬出去了。不知這寡母的姓名，人們都叫她杜猴子媽，那女兒當然也是杜猴子妹了。東屋的兩戶，藺女士30歲左右忍受不了丈夫的家暴，離婚後帶著一個學齡前的女兒。她的對麵屋是孔家，隻有孔家全戶，有夫有妻有兒有女。孔家丈夫在工廠當炊事員，那工廠搬到三線，據說在赤峰一帶，一年回來一次半次，孔家實質上是寡母帶4個孩子過日子。院子裏 除了孔家是市民以外，其餘4戶全是農民。
我不願意搬進這個院子是因為它在這個區域太有名。杜猴子的“流氓事件”太多；孔家兩個兒子愛打架造事端，孔家媽媽護犢子有名。1969年是政治上最昏暗的時候，與這樣的人家為鄰，挨了欺負都沒有地方講理，我從心裏懼怕。
孔家4個孩子，上麵兩個男孩，老大比我大3歲，小名就叫老大；老二比我大一點點卻比我年級低，小名叫孔二；老三是個女兒比我小兩歲，叫二丫；老四也是男孩，叫小三。孔家媽媽人高馬大，心直口快。人們背地裏稱她孔大娘們，我搬進去的那天她就叫我去她家玩兒，後來幹脆把我當自己家孩子劃為要護的範圍內，一起度過的幾年中，我哭她也哭，我笑她也笑。
那時我幾乎長在她家，一步半的房間孩子們回來了都得上炕，除了吃飯睡覺孩子們差不多都在外邊跑著。孔家5點左右就吃晚飯，我常在她家等爸收工回來。她家吃飯的時候在炕上放個小桌，夏天多是吃生蔬菜沾大醬。錦州人什麽材料都能用來炸醬：茄子醬、豆腐醬、雞蛋醬，最具特色的要屬炸魚醬了，把新鮮的小雜魚連頭帶尾放在鍋裏炒熟後放上大醬燉一會兒。孔家孩子用筷子“唰唰唰”地往嘴裏扒水飯(煮熟的高粱米飯撈到涼水裏)，然後放下筷子用手拿生菜沾醬，吃飯時總是這樣交替著用雙手，吃蔥或野蒜沾醬時嘴辣得“噝哈噝哈”的，仍不停地吃，扒水飯的速度更快。看他們吃飯真香。
在她家玩兒時總跟上麵的兩個兒子爭論什麽，多是我贏，孔大媽在一旁笑。孔大媽夫婦都不識字，上小學6年級的大兒子是她家最大的知識分子，一次他早上給他爸寄了信，下午就聽見郵遞員喊“孔向林”，他家寄出的信、寄來的信都寫他爸的名字。他高興地跑出去，一邊跑一邊喊“媽、爸來信啦！咱的信跟爸的走差了”，可一看信他傻了眼：自己早上寄出的信怎麽回來了？
我告訴他：信封的地址寫反了，豎著用的信封，收信人地址寫右邊，寄信人的寫左邊稍低一些的位置。
“你咋知道的？”說這話時滿臉不高興，也許是對郵局不滿，也許是覺得丟了麵子。這能打架的哥倆每天嘴裏吐出的髒話跟吃進去的飯差不多，但是他倆從來沒有對我說過一個髒字，那麽多年真不容易。
孔大媽是市民，完全可以和院子裏的人沒有任何瓜葛地生活，可她總要跟人瓜葛，打抱不平。她跟杜猴子媽像是天敵，兩人有機會就較量一番。夏天孔大媽買了件胸前印著花的背心，杜猴子媽見了陰陽怪氣地說“越活越俏了啊”。杜猴子媽一炒菜，孔大媽或她的孩子就喊“誰家爎豬毛啦！”杜猴子媽的妹妹、妹夫在錦州皮革廠工作，那是當時最有油水的工廠----加工皮革時擠出的動物油收集起來分給職工。杜猴子媽有時能從妹妹那裏要來一些。不是孔家嘴損，“爎豬毛”的比喻非常形象，杜猴子家炒菜時全院都漂著焦糊的豬毛味兒。
孔大媽不工作，每天下午盤腿坐在炕上看著窗外，看到自己家孩子回來就裂開嘴笑，看見我回來也露出同樣的笑臉。搬進那裏的第一個夏天，她教我在窗前種葫蘆，說是既可以做菜，曬幹後還可以作水瓢。聽她指揮，我種了3年，葫蘆嫩的時候很好吃，有粉皮的口感。有一年春天別人給了我幾粒毛嗑兒種子，那年開始我們改種毛嗑兒了。聽說葵花是從老毛子(蘇聯)那裏傳來的，所以東北人叫它毛嗑兒。
加入到孔家兄弟裏，有孔大媽護著，孤獨感減少了很多，有他們壯膽，還幹過兩件大事。
(1) 當了“批發商”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農家的孩子更早當家。從某種意義上講，商品化經濟落後是農村的一大特點，前五裏營子也不例外。但是生產隊每天都要賣菜，自留地裏生產的土豆、芥菜也要及時賣掉，所以這裏的孩子經濟頭腦很強，很會作小買賣。剛剛會數1分、2分錢的時候就開始賣糖稀了，學了加減法以後就可以幫著家裏人賣菜了。
爸從來不讓我賣菜，我也沒有自覺性，白天玩兒，晚飯後還要跟孩子們玩兒一會兒捉迷藏什麽的，等到誰家媽媽喊“都幾點了，還不回來？”才回家，那時爸也洗完衣服、預備好洗澡水了。
終於有一天，我發現堆在家裏的那些土豆實在占地方，爸利用早晚時間賣太慢，就跟孔大媽商量自己想去賣。孔大媽說“我借給你稱，讓二丫陪著你”。沒有這兩個基本條件，我不敢去，孔大媽真理解我。
下午4點— 6點，周圍工廠下班，是賣土豆的黃金時段。二丫拿著稱，我用小筐挎了幾斤最大的土豆來到合作社對麵的道邊時，已經有大人、孩子在那裏賣了，好地方早就被他們占了，我和二丫在最靠邊地方坐下等客人。是膽小還是虛榮，我幾乎不敢抬頭，別的孩子在那裏喊叫，有買主去他們那裏問價，伸手翻他們筐裏的土豆，我們這裏根本無人問津。二丫同情地看著我，我不怕沒有客人，就怕二丫煩了不陪我了。
在那兒發現了他們賣土豆的技巧：表麵放大土豆，大的挑完了，買主和賣主為土豆的大小、價錢爭執一會兒後降一次價。她們每個等級的筐都是這樣裝，都是這樣賣。爸收了土豆以後也按大小分了類，我拿的都是最大的最好的。
終於有個少婦來我這兒問價了。她上下翻了翻筐裏的土豆，抬起頭來喊“小李子，到這嘎兒來”，隨著她的聲音，還跟過來幾個人。
“一毛二分五，我倆全買了，行嗎？”最好的土豆1斤一毛三，她要求降0.5分。
我點了點頭。
一起跟過來的幾個人中，一個中年男子看看我的臉再看看筐，懷疑地問我：“這是你家的土豆？”
我點了點頭。
“家裏還有嗎？”
我又點了點頭兒。
“那你帶我們到你家去買，行不？”
我點了點頭兒，開始帶他們往我家走。二丫拿稱，我拿空筐，我倆走在前麵，不知道後麵跟了多少人，從自行車聲，說話聲中感覺人不少。
到了我家，他們看著已經分好類的土豆順次要求降0.5分，我也點了頭。隻見他們從自己的手提包裏拿出大口袋，幾十斤地買。那時家家糧食不夠吃，特別是有孩子的家庭更是不夠吃，土豆裏麵有澱粉，人們像買紅薯那樣買土豆，補充糧食的不足。這種需求觀，搞得我到至今仍不認為土豆是菜，因為家裏種過，更覺得不是該花錢買的菜，所以土豆上菜桌的時候很少。
爸回來的時候，土豆堆沒有了，連土豆上落下來的土我都打掃幹淨了。爸很驚訝。我膽怯地拿出賣土豆的錢給爸：“這是26塊8毛3，二丫一直陪著我，我給她買了根冰棍，小三在旁邊，也給他了買一根”。
“作得對，作得對”爸連聲說。
沒經爸允許，我把所有的土豆都給降價賣掉，心裏很害怕。爸聽了我的擔心後，給我講了批發的原理，最後說：“從消耗的體力、時間上看一點兒也沒有賤賣，要是遇到工人糾察隊，那就連本兒都沒有了”。
爸喜怒哀樂從不顏表，那天能看出來他格外高興，高興得要跟誰講什麽的樣子，晚飯後就到奶奶家去了。那以後，夏天的土豆，秋天的芥菜都是這樣，不出門就有人找到家裏來買的。每次賣完我都給二丫、小三買冰棍。孔大爺一個人的工資養著兩地6口人，孔大媽很少給孩子買冰棍或其他零食。
孔大媽誇我創了前五裏營子的奇跡。大概別人家不舍得降價，才不把客人帶到家裏一次性處理的吧。
那是我小學4年級時因為膽小偶然發現的賣土豆方法。
(2) 吵架
“鰥寡院”的孩子們每天無拘無束地玩兒著鬧著，大人卻活得很拘謹。爸在院裏跟誰都不說話，孔家孩子會“張叔這”、“張叔那”地問，爸也會耐心地給他們講，但是遇到大人，爸頂多點一下頭。
5年級時我發高燒躺在家裏，孔大媽想看我，急得在我家窗前來回打轉。那次不知什麽原因高燒不退昏睡了好幾天，終於孔大媽忍不住推門要進，爸還是沒有讓她進來，她隻在門縫看了看我，跟爸講了一些該注意的事情。
所以，每月交電費、誰家喪事交香錢什麽的，都是我替爸去交。慢慢地也就有了一家之主的責任感。
杜猴子媽從自己的媽那裏要來了一隻母雞，冬天養在她的一步半的房間裏。開春了，她也受不了那氣味，竟把雞籠挪到共同使用的外間屋，雖說放在她家那一邊，可氣味是在空間亂串的。我想找她家抗議，爸手打著拍子讓我“忍、忍、忍”。我也知道，我家是來改造的，不是來爭取平等生活權的，理解爸說的“忍”的意思。也就“忍”了。
一天下午放學回來，那母雞從籠子裏出來，在外間屋大搖大擺地散步，再看我家鍋蓋上有一攤雞屎。屎可忍，孰不可忍!?
“哎，你出來看看！”那天天氣很好，杜猴子媽不知為什麽沒有出工，在家裏歇著。人在家，不管雞，更不能容忍。
“啥事呀？我也該讓你這麽叫”，話裏充滿了蔑視。
“把你家的雞關好，把我家鍋蓋洗幹淨”。
“雞幹的事兒，和我有啥關係？雞擱哪兒拉屎，人咋知道?”杜猴子媽耍無賴。
“雞不知道事，你知道事不?! 雞不是人，你是人不?! 缺德！”最後我罵了一句。
“真邪乎，四類分子的孩子也敢欺負人啦！”她故意大聲嚷。
她說的是我最怕聽到的話，那是1972年初夏，社會上階級鬥爭的“綱”繃得還很緊的時候。她想用這句話壓服我，反倒刺激了我：“你少說用不著的，不洗幹淨，今天我就不讓你做成飯！”
聽到吵架聲，一群孩子來看熱鬧，他們看看鍋蓋說：“喎、真惡心”、“杜猴子媽欺負小孩兒啦!”
杜猴子媽幹脆鎖上門出去了。沒過幾分鍾把自己的媽和女兒找來，三人站在門口與我對峙，我不知什麽時候站到了院子中央。
“反正你得給我家洗幹淨！”
“怪不得上邊說，階級敵人被打倒了也不死心，老想向無產階級政權挑戰，這麽點兒的小丫頭就這麽凶，這不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是啥？現在是無產階級政權，你別想向以前那樣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她用當時最流行的詞欺負我。
“少說沒用的，你才違反愛國衛生運動的方針呢”，我也不示弱。
太陽快落山了，圍觀的人越來越多，我特別怕爸看到這個場麵，想在爸回來之前結束戰鬥，嘴裏卻說：“告訴你，今天我也不做飯了，你要是不給我洗幹淨，你家也別想吃飯！”
事情正是發生小學老師罵我“戴著花崗岩的腦袋見上帝去吧”的前後，難道我真的很頑固？還是她們欺人太甚？
聽了我的最後通牒，杜猴子媽氣乎乎地說：“知道你是啥不？還想剝奪貧下中農吃飯的權利？”一邊說一邊走出了院子。
過了一會兒，二丫在我耳邊說“你爸回來了”，她最知道我擔心的事情。
杜猴子媽叫來了治保會副主任楊寶琴，爸跟她們幾乎同時走進院子。孔二跟人打架，經常招來一堆人堵在門口，爸萬萬沒有想到這次的事主竟是自己的女兒。
“讓開、讓開”楊寶琴撥開眾人往裏走。杜猴子媽受了委屈似地跟在後麵。
“新力沒錯兒！”二鳳在楊寶琴背後喊。“就是、就是，沒錯兒”、“在外屋養雞不對”，別的孩子也跟著喊。
二鳳家重視教育，到了能幹活的年齡也沒有回生產隊幹活，還在繼續讀書，而且學習很好，這條街的人都高看她一眼，孔大媽喊“新力沒錯兒”都不如她有力。
沒幾分鍾，楊寶琴出來了，轟走了眾人，“戰鬥”就這樣結束了。
我不敢回家，躲到了孔大媽家裏。杜猴子媽、楊寶琴我都不怕，就怕我爸。爸不允許我罵人，不允許我大聲吵嚷，經常說“吵架毀壞自己的形象”、“對方越卑劣越顯得你沒有水平”，爸要是像別人家那樣罵一頓、打一頓倒也痛快，他隻是一個勁兒地說教，說得你無法反抗，無地自容。我本來膽小，加上爸的管教，成了村裏人都誇的規矩孩子。村裏人的誇獎又成了爸的自豪。
剛才我還那麽雄辯，到了孔大媽家馬上像泄了氣的皮球。孔二幸災樂禍地說“等著吧你，看今晚上張叔收拾你不”，說完邁著將軍步出去玩兒了。老大朝他罵了一句什麽。這點兒事，對他來說算個屁！
爸終於出來向孔家窗戶招手，示意叫我回去。等著我的不知是怎樣的訓斥，孔大媽擔心地目送我出去。
桌子上已經擺好了飯菜，爸還在外屋收拾著什麽，我不敢坐，低頭站在那兒等爸訓我。
爸從外屋進來對我說：“打得好！讓她知道咱們不是那麽好欺負的！”
我驚訝地瞪大眼睛，爸不再解釋什麽，隻說“餓了吧，快吃吧”。
吃飯時爸告訴我，楊寶琴讓杜猴子媽注意外屋的衛生，讓爸管好孩子。知道我沒給爸帶來大麻煩，心裏輕鬆了許多，最後一口飯還沒有嚼完，我就跑出去了。有人惦記著我呢。
“知道啦、知道啦、從腳步聲我就聽出來了，沒有挨說，是吧?”孔大媽的眼角聚滿了笑紋。
那個時期、那個地方，有一個為我擔憂，為我高興的大媽，現在想起來，心裏還甜滋滋的。爸常說“別忘了去看看你孔大媽，那時她添補了你心中的空缺，給了你不少安慰”。
那以後杜猴子媽遭殃了，“王八蛋操的，不是人。跟那麽點兒小孩吵架還找治保會”、“臭王八犢子，你缺德不，弄個他媽個雞欺負人”，孔大媽有空就朝她罵幾句。不久，她把那隻雞還給她媽了。
想起杜猴子媽那天仗勢欺人的樣子我就生氣，爸卻說她不太壞。因為她負責監視我家，她沒有無中生有地匯報過。爸已經被改造成了阿Q，已經不會爭取自己的權利了。
社會最底層的人善良，因為他們知道生活的艱難，知道生存需要的最基本的東西。同樣，社會最底層也有殘忍陰狠的人，因為在他終於站在人之上，有機會欺負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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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環境多麽惡劣，孩子都會長大，31號院的孩子們也長大了。
孔家老大早就到了該下鄉的年齡，還泡在家裏。街道辦事處常來動員他下鄉，每次都被孔大媽罵走：“你少跟我廢話，回去好好學習學習，毛主席是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兒子根本不認幾個字，沒知識。不信你拿個啥來讓他念念，念出來了，你帶他走，念不出來，你就別老來跟我扯犢子了”。
怪不得孔家老大升中學後就沒有上過學，原來是這麽想的。他最終也沒有下鄉，佩服孔大媽的智慧和勇氣。
孔二，沾了批林批孔的光，得了“孔老二”這麽個文化人的名字，享用到今天。
我離開學校快三個星期了，還在錦州晃來晃去，媽來信催了。唐山大地震，京哈鐵路中斷，我要坐的火車繞道赤峰、承德到北京。這次不是夜車。
我和爸默默地隨著隊伍移向檢票口，爸終於說話了：“你種的向日葵，我曬幹收好，等誰去石家莊的時候給你帶去”。
我那是祈盼自己也能像向日葵那樣早日見到陽光才年複一年地種下來的，可我卻越來越走向背陰。
31號院，孔家窗前殘缺的盆罐裏開著的“死不了”和其他一些不知名的花，兩家空地上高過屋簷的向日葵偏在這時在眼前晃；“你走了，你爸靠什麽支撐著活下去呀”，孔大媽的話偏在這時在耳邊響。
曾經每天都想離開，沒想到會是這樣離開。
錦州，八年的歲月 (1968年5月—1976年8月) 讓我飽浸了辛酸，也讓我沐浴了平凡人的非凡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