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1976年，我就想起奶奶，就覺得好笑。
1976年中國發生了很多大事。重大事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人民日報的重要社論都是在晚間8點的新聞聯播節目播放，第二天早上6:30重播。
1976年元旦剛過的一個清早，6:30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員的聲音異常，讓人感到發生了什麽大事。播音員用我們從來沒有聽過的低沉緩慢的聲音播送了周恩來總理病逝的消息。當時我奶奶正在上廁所，聽了村裏大喇叭的廣播，哭地站不起來了。
我不清楚奶奶的具體年齡，如果活著有一百多歲。她是八旗人的後裔，上過師範學校，但從來沒有工作過，她認的字都用來讀愛情小說了。從來沒有見她關心過政治，為什麽那天會那麽痛苦，嚴冬臘月，東北的露天廁所不是好受的地方，竟蹲在那裏站不起來了。
奶奶從來不議論政治，也不參與別人的議論。但是如果女人議論政治，說對共產黨不滿的話時，她會提醒“別那麽說，共產黨把婦女解放了，你們多自由啊”。她飽受包辦婚姻、一夫多妻之苦，羨慕新中國女性的獨立地位。周恩來身居高位對不孕之妻不離不棄的品德讓奶奶對他崇拜倍至。
1976年的第二件大事是4月初晚8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播音員用高昂激憤的聲音播出的。那憤慨跟報道蘇修侵略珍寶島時的聲音不一樣：《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4月5日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情況，歪曲事實真相，這個事件是一小撮階級敵人打著清明節悼念周總理的幌子，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我敢說，前五裏營子的村民中最認真聽中央廣播的是我爸，那天爸站在屋裏側耳靜聽，聽完爸說“有希望了，人民起來反抗了”。我隻感到又要有一次大鎮壓，有些恐懼，沒有看到希望。
北京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中心，有政治頭腦有文化的人集中那裏。北京有天安門廣場，是人們發泄政治意願的地方。那時人們的意願是堅持1974年以來的整頓方針，盡快改善經濟，在祭祀周恩來的時候舉出“要鄧小平當總理”的橫幅。民眾在天安門廣場要求誰上台，誰就準下台，接著挨批。批林批孔鋒芒轉為批鄧的“右傾翻案風”了。
批判的同時總伴隨著歌頌，收音機、高音喇叭整天播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這首歌。學校組織歌詠比賽，指定曲目也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我們班也在那次歌詠比賽時徹底分崩離析了。
不知什麽時候班長派和政治家派關係變得那麽僵，男女生互相不說話，可各派都夾雜著女生。我們後進勢力不斷壯大成熟，可改名為中間勢力了，因為哪派都跟我們友好相處。文體文員組織練歌，把桌椅挪到教室後麵，全班同學站在前麵，文體委員起歌了，“無產階級～、預備---唱”，班長派唱了，政治家派緊閉著嘴巴，中間派偷懶。換了政治家派的團支部的宣傳委員起歌“無產階級～、預備---唱”，政治家派唱了，班長派緊閉著嘴，中間派還是偷懶。
胡老師急了，自己親自起歌：“wu~、wu_、WU～、無產階級、預備唱！”……鴉雀無聲，他找音準的那三個“wu”讓大家徹底沒了興致。
我要是老師的話，就讓中間勢力裏的何锛起歌。第一、何锛京戲、歌曲都是班裏最拿手的；第二、班長派政治家派都是幹部，幹部特別想“團結群眾”， 中間勢力就是群眾，兩派都會跟著大聲唱。不過，何锛也實在是提不起來。動員批林批空時，她模仿街道主任的方言說：“我們街道主任可厲害了，讓大夥兒‘拿起筆草倒牆(作刀槍)’”；開運動會時老師讓大家投稿鼓勵運動員，她說“運動場上紅旗飄，大褲衩子往前蹽”。如果讓她起歌，鬧不好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唱成京劇調的，也許胡老師看她得更透。
結果，我們班沒有參加歌詠比賽。不參加歌唱“文化大革命好”的歌詠比賽，這在當時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即便現在如果學校組織歌詠比賽也沒有敢拒絕參加的班級吧。後來把班長和他的三個鐵哥們兒一起調到臨班，同時從臨班換來4個男生，以此消弱了班長派，卻留下了怨恨。
最後一個學期了，上山下鄉教育進入了實際階段，5月我們背上行李，坐上火車到農村去勞動。我、何锛還有另外兩個女生分到同一戶農民家，跟戶主住對麵屋，戶主的屋子很大，我們住的是他家放糧食的房間。
四個人睡正合適的炕，地上是席子圍的糧食囤，窗戶很大，屋子裏挺亮堂。屋頂上蜘蛛拉的絲，絲與絲相疊結成片，片與片相疊夾上灰塵有了重量感。參差不齊，薄厚不均的灰色蜘蛛網片像倒掛的石林在房頂上晃動。四個人躺在炕上一起吹氣，“石林”亂晃。蜘蛛結多少年絲才能形成“石林”呀，放糧食的房間為什麽不打掃幹淨一些？客觀地講，不看房頂的話，屋子裏也算幹淨整齊，也許是因糧食都敞口放著，不易打掃房頂造成的。
5月初的田野，剛剛播完種，既沒有苗也沒有草，沒有農活可幹。婦女隊長帶領女生蹲在地裏找草芽，聊著天熬時間。
中午在小隊部吃了農民大媽作的高粱米飯。回住處的路上，想到蜘蛛“石林”下的炕，幾個人同時想到：在剛耕過的地裏曬著太陽睡午覺。同路的幾個女生也加入了進來。不知是誰下的命令：一字排開整齊地躺好，把擦汗用的毛巾橫著蓋到臉上。躺下後，立即想起了小學政治課上學過的“跟大狼睡在一個坑裏”的笑話。
“這下咱們真的睡在坑裏了！”孩子們能從任何無聊的地方找到聊。
同時，給我們做飯的大媽發現，做飯用的水缸前些時剛稀釋過農藥。她趕緊跑去向隊長報告。
又有人報告隊長地裏倒著一群孩子。
隊長、老師、做飯的大媽向我們跑來，我們的好覺被這些人攪了。
隊長生氣了：“趁著還沒有出大事，你們回去吧！”
第二天一早，我們又卷起鋪蓋打道回府了。被農民轟走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可是什麽事情到了後進勢力這裏都會變成樂事。
回去的列車上我對胡老師說：“我們幾個夠可以的吧，這麽快就把咱班給拯救出來了”。
“你說啥呢，還‘拯～救’？我回去還不知咋跟學校交待呢”。
這個班讓胡老師無法跟學校交待的事情太多了。我是最配合胡老師的，他安排我作的事情我都認真作，叫我到學校的發言，我都出色完成任務。隻有一次，我感到困難拒絕了他。批林批孔時，他拿來一本油印的《朱子治家格言》，讓我好好讀後寫出批判稿，到全校大會上發言。打開第一頁“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豔妝”。
哪句說得不對，豈有批判之理？我去找胡老師，“這上麵說的條條是道，我不知道該怎麽批？”
“表麵看是沒錯，可是‘黎明即起，灑掃庭除’是剝削階級自己起床嗎？不是，他們讓用人起床，自己仍然過著資產階級的享樂生活……”胡老師那樣說服我。
至今我忘不了那些句子，至今我沒有搞懂文章讓誰“黎明即起”。
返回學校以後，學校把我們送到電機廠勞動。從工宣隊進駐我們學校起，電機廠就與我們學校掛了鉤，負責接受我們學工勞動，每年冬天我們都要到電動機車間勞動兩個星期，對那裏已經很熟悉了。那裏最簡單又最費時的工作是一片一片地碼矽片，這樣的簡單重複作業讓女生幹。
說到錦州電機廠(在市立醫院對麵)，想起了錦州監獄。勞動時聽說，電機廠前身是監獄，那高高的圍牆能證實它與一般的工廠不一樣。也許因為它是犯人勞作的地方，沒有取暖設備(不知其他工廠有沒有)，冬天車間裏外一個溫度，要穿厚厚的棉衣幹活，棉衣裏都浸著機油味，師傅們每天換工作服時都從棉衣換起。原來的錦州監獄則搬到了錦州西南麵的山上，遠遠望去鬱鬱蔥蔥。後來聽說很多政治犯：張鐵生、王丹、劉小波等都關在錦州監獄，也許那裏的環境不錯吧。
畢業前一個月回到學校，給我們補珠算課，目的是掌握農村生產隊會計的技能。數學羅老師肩背教學用的大算盤進來了，掛到黑板上後笑嗬嗬地問我們：你們知道為什麽叫會計嗎？見我們誰也答不上來，他自己回答道：一天能下兩個蛋，所以叫快雞。
羅老師愛講笑話，愛出謎語，給我們上第一節課時告訴我們他出生在“雙喜臨門”市。他的課總是伴隨著我們“哈哈哈”的笑聲。
他的女兒跟我們同屆，在我們鄰班，我們稱她小羅。小羅總是笑嗬嗬的，一頭天然的卷頭發，編成辮子那天然卷還頑固地拱出來，她個子不高，說話的聲音像清泉冒泡一樣帶著餘音，笑聲像一串響鈴，誰見到都要逗她一下。就在我們畢業的那年冬天，小羅在下鄉的地方煤氣中毒，再也沒有回來。每當聽到看到“雙喜臨門”這個詞，就想到小羅，想到羅老師，那以後不喜歡這個謎語。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已經進行到了第7個年頭，從已經下去的哥哥姐姐那裏知道，農村唯一不用下地也能掙工分的工作是會計，農民不輕易把這個權利交給城裏來的孩子。我們喜歡羅老師，但沒有心思學習，珠算課最終不了了之。
6年級學習拚音，9年級(實際上10年級)學習“算盤上麵的珠子一個代表5，下麵的珠子一個代表1”。雖然都是學校為學生著想而開的課，但是“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順序顛倒了”，就達不到預想的目的，隻留下荒唐感。
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詞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馬列主義大普及，上層建築紅旗飄。革命大字報（嘿），烈火遍地燒。勝利凱歌衝雲霄。七億人民團結戰鬥，紅色江山牢又牢。（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一代新人在成長，頂風逆浪戰英豪。工業學大慶（嘿），農業學大寨。萬裏神州傳捷報。七億人民跟著毛主席，繼續革命向前跑。（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這首歌從頭到尾唱16遍、高喊4遍“就是好”，唱得越有感情越有力越像吵架。我們小時候吵架攪不出理的時候都用“就是、就是”來進行最後的爭辯。
我們在文革的末期度過了中學的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