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仍然是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歸。雖然沒有了文革初期的屈辱性迫害，但也沒有充分的自由。誰都知道這父女倆的生活是由不正常的政治環境造成的，但誰也看不到這不正常的盡頭。不正常的長期化意味著不正常的正常化。一步半的家，凝滯的“空氣”，讓人窒息。
1974年春我升入了8年級。中學好像要補償我小學時受到的諸多不公似的，所有的老師都給了我偏愛。二華前幾天來電話還在說“腦崩啊，我咋尋思也不明白，咋哪個老師都對你好呢？你要說誰跟哪一個老師關係好點兒吧，還行……”。而且沒有人嫉妒，我周圍的同學跟著一起高興。班裏“甘心落後的”、“進步傷了心的”形成了一股勢力，這夥人的頭目是誰說不清，感覺是我和何锛兒，落後的人中一人受寵，一幫人跟著受鼓舞。
學校每天都非常愉快，一旦離開學校就想起媽。被媽放棄，成了斷線的風箏，絕望，不理解父母，不理解命運，不理解一切，……腦子裏總是一鍋粥，這樣渾渾噩噩地過了將近一個學期。
那期間再次被什麽文工團、歌舞團之類的選中。怕人家調查家庭，我幹脆聲嘶力竭地高高地唱了“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這件事讓我開始意識未來，意識爸的問題。再有一年半就要畢業，姐的命運、或說比姐更壞的命運在等著我。我不能再對內對外都躲躲閃閃，爸到底犯了什麽罪、右派是什麽派？我得弄清楚。
一天吃晚飯的時候我問爸“反右運動是怎麽回事？”沒敢直接問“爸為什麽是右派？”
“反右一開始是幫助共產黨整風，讓各界人士給共產黨提意見，讓人們大鳴大放。看到共產黨的誠懇態度，很多黨外人士給共產黨提了批評意見。越是替國家擔憂的人提的意見越多；越中肯也就越辛辣尖銳。共產黨把這些意見當成了威脅政權的反動言論、反動勢力，整風運動後來就變成了打擊反黨勢力的反右運動”爸挑著好懂的詞給我講。
“那爸提了什麽意見？”我追問。
於是爸給我講了石家莊幹校反右的事情(第一章3人災人禍人無法活)。爸在批判會上的發言態度不明確，沒有理解上級的意圖，沒讓批判會達到預期的效果，這也不至於讓他受這麽大的罪。
我還是一個勁兒地追問爸“究竟那句話反黨了？”
看我不解，爸接著說“大人的世界很複雜，有時不一定哪個舉動、哪句話得罪了上級，就會被盯上。當時黨中央向各地下達通知：知識分子的7--8%應定為右派。幹校五十多名教員，有二十幾人被定為右派。出身不好的一個都沒有逃掉”。
“應該去問問當時的負責人，有什麽證據把你定為右派，沒有證據就說明是錯劃，不能這麽糊塗著”。
“竟說傻話，這世上哪有那麽多清楚事，就說這文革吧，有清楚的道理嗎？像你這樣什麽都要弄清楚的，鬧不好會弄個反攻倒算，倒更大的黴呢”。
“我想去找他們問個清楚。”
“你？你那時還沒出生呢”。
“嗯，我去，一定去。找給你定罪，管你檔案的機關去。當時的領導是誰，你知道他們在哪兒，現在幹什麽嗎？”
爸抵不住我幾天的軟磨硬蹭終於點了頭。同意我去是為了緩解我沒有了媽的心靈孤寂，讓我旅行一趟而已。
暑假我坐上了南下的夜車，這次到了終點也見不到媽，姐給了我媽的地址，我沒有給媽寫信。一心想去討曆史一個公道，一心想救爸，一心想自救。
爸的大弟弟我叫二叔，聽說他是個進步青年，50年代初在報上發表了“與資本家的父親斷絕關係”的聲明，然後到新疆支邊，一次都沒有回來過。在二嬸的努力下，那年他終於從新疆調回了石家莊，我第一次見到他。
二叔一直在公安係統工作，我見到他時已經看不到一點兒熱血青年的痕跡，是一個非常穩重和善的中年人了。二叔看我太小太楞，很是放心不下，叮嚀了我什麽該說什麽不該說，然後把我帶到石家莊市教育局的樓前。
爸曾經工作過的幹校已經撤銷，人事關係都轉到了石家莊教育局。我敲了人事處的門進去。裏麵的人見一個半大不大的孩子進來有些吃驚。
“我從錦州來，想打聽15年前在幹校作教員的張××劃成右派的事情，我是他女兒。我想知道我爸爸被打成右派的理由，他被打成右派後……”我剛講了一半，屋子裏的6—7個工作人員已經開始落淚了。我並沒有講什麽催人淚下的話，隻是講了爸的一些情況。
“被打成右派15年了，不光他本人受罪，我們全家也跟著受牽連。我希望知道他被打成右派的理由，他本人並不清楚，不清楚自己罪狀的人，怎麽能改造好。如果沒有明確的理由，就說明定他為右派是錯誤的，錯了的，就應該及時改過來。毛主席說了‘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的越迅速，越徹底，越好’，你們能不能本著這個精神重新審查一遍我爸爸的問題……”
文革培養了我們運用語錄的能力。住在前五裏營子，生產隊的大喇叭每天早晚各一次，不想聽都會把黨的聲音送進你耳朵裏，再加上紡織廠的大喇叭，每天下午4點為交接班的職工廣播大道理，我記住了好多共產黨的好理論，還聽出了一個有陰陽頓挫的朗讀能力。
看到辦公室人們落淚，我居然用起了毛主席語錄，強調要他們按照共產黨的原則改正錯誤，把二叔囑咐的“不該說的”都說了。
“我知道你們現在答複不了我，但是我希望你們現在開始調查，當時的校長兼書記周××，後來在這裏當副局長，他應該知道得很清楚。調查也並不費事。能不能告訴我他家的住址，我想請他出來解釋當時的情況”。
在場的人都好像理解我似地不斷點頭，可是沒有人回答我。
最後，有個小領導似的人說“我們把你說的事情反應上去”。(現在才知道那是最方便的搪塞話。)
從那裏出來後，我還執著的要走下一步----找那校長兼書記的“係鈴人”。二叔幫我找到了周××家的地址。
一個普通的宿舍樓的一樓，麵對樓梯的房間。大概是為了通風，門大敞著，門上掛著竹簾子。房間裏有一個雙人床，床上鋪著涼席，上麵躺著一個腦袋完全禿了、半身不遂的老人，他就是那校長兼書記的周××。屋子裏沒有別人，我在靠牆的椅子上坐下，正好能進入他的視線。
“您還記得幹校的張××嗎？”我開門見山。
“記得，記得。大高個兒，籃球打得好”他說的一點兒都不錯，爸愛打籃球，影集裏還有在籃球場的照片。
校長兼書記雖然半身不遂了，腦子清晰，口齒清楚。最重要的是他還記得爸，而且記得很清楚，不像討厭的樣子。我好像看到了希望似地接著問“我是他女兒，我想知道把他劃為右派的理由，您能講一下嗎？”
“那是反右小組定的，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的”。
“您是反右小組的負責人，比別人更清楚吧”，我繼續追問。
校長兼書記開始沉重地翻身，終於翻過去了，背對著我，再也不說話了。
反右時揮動黨棒砸人的幹部，多數文革時遭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拳腳。這位校長兼書記也沒有逃過衝擊。文革剛結束時讀過陶斯亮的《一封終於發出的信》，悼念她文革初被迫害致死的父親陶鑄，當時讀得涕淚具下。過了段時間又讀到一篇文章說：陶鑄被打倒後，廣東人奔走相告，彈冠相慶。陶鑄在廣東土改時搞得“村村見血，戶戶鬥爭”，令廣東人至今談虎變色。反右期間他更是急風暴雨，將民主黨派的20%打成右派，成為無人能及的反右健將。這些老革命創立並維護了這個體製，最終卻卡死在這個體製上。
看到幾個工作人員流淚，知道了人心未死，還有那小頭目說“反應上去”，我覺得應該繼續找，不斷地來催問“反應上去以後的情況”。從錦州來一趟太不容易，托姐替我來。於是，我坐上長途汽車到了姐插隊的趙縣，那時姐跟另一個家庭有政治問題的女知青在公社的加工廠工作，那加工廠就在汽車站旁邊。
聽了我的來意，姐一句話都沒有說，一句都沒有。
冷靜地想一想，在那個左得登峰造極的時代，誰會為右派平反。姐的處境躲還躲不及，怎能去自報右派的女兒說事呢。這個道理，我很多年以後才搞明白。姐當時不知在心裏罵了我多少遍“傻”，隻是不忍心說出口而已吧。
我在石家莊按自己的想法“折騰”完了，大姑把我接到邯鄲，在那裏度過了暑假的後半部分。這次“上訪” 的最大收獲是加深了我跟大姑、二叔的親情。到現在我對他倆的感情，不光是親，還有一份感激。
如果，吉尼斯有關於“上訪”紀錄的話，我可以申請“年齡最小的上訪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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