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有位社會學家總結：中國的家庭中夫妻雙方都認為自己的婚姻美滿幸福的隻占5％，剩下的95％單方、或雙方彼此都存有不滿。就是說絕大多數人在為“家”而求同忍異。如此懸殊的比例一定會讓未婚者惘然，讓已婚者釋然。
我的父母肯定也在95％的人群中。聽姐說他們也曾吵吵鬧鬧，那是姐小時的記憶，二十幾歲的年輕夫妻吵吵鬧鬧也許是正常的。我記事的時候他們已經是成熟的中年人，已經是一切為孩子著想的父母了。
上六年級以後，我覺得自己有了“心”、有了“腦”，常給媽寫信講這些高興事。可是，媽每次回信都會逐一訓我：“那會被看作思想有問題”、“那樣想很危險”、“會被打成右派”等，弄得我很沒趣，給媽的信也就少了。
媽有七、八給月沒有來信了。眼看就要到了1974年寒假的時候媽終於來信了。信上說：姥姥5月初去世了，媽一直在保定處理姥姥的後世。年底天津的三舅媽也去世了，媽在天津幫助哥哥處理一些事情。所以讓我放假後到天津，姐也過去，春節在天津跟三舅家一起過。
小時跟媽去過三舅家，5年級從趙縣回錦州時我堅決要求媽送我一程，媽把我送到天津，那時也在三舅家住過幾天，所以，我對那裏並不生疏。
三舅是美術學院的教授，有一個獨生兒子，那年已經三十歲了，大概是條件高，還沒有結婚。媽帶我在天津串了親戚，給我作了過年穿的衣服，帶我到勸業場買了我小時喜歡吃的東西。跟媽在一起能夠享受到無憂無慮的童年，所以喜歡媽、想念媽。
春節前，媽說保定老家還有點兒事情要處理，得回去一趟。我想跟媽一起去，媽說快去快回不要我去。我又追問媽“幾號哪次車回來，我去接”，媽也含含糊糊推搪了。
媽走了以後的當天，晚飯後三舅叫我坐過來，有話要跟我說。
“你媽…不回來了，…咱們四個人一起過年吧。嗯～、你媽在保定有家了，就是…、你媽再婚了”三舅結結巴巴地挑選著緩和的詞語。
太突然了，我什麽話也說不出來，大概也沒有表情。姐緊張地看著我。“再婚”的意思我懂，但是媽的再婚對我意味著什麽，我一時搞不明白，腦子一片空白。
三舅接著說：“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你要理解你媽，她一個人過了14年了，多不容易啊。等你長大了就明白了”
“媽不容易，孩子也不容易啊”我想說，沒有說。
看我表情沒有多少變化，三舅放心了一些，對表哥說“明天帶他們姐倆好好玩兒玩兒”。
回到我們住的房間，姐“哇～”地一聲大哭起來，一邊哭一邊說“媽讓我告訴你，我怎麽對你講才好啊”。
姐用手絹按著眼角說“去年你過完寒假走後不久，姥姥就病到了。村裏的醫生說‘剩下的日子不長了’，我跑到縣城給大姨小姨三舅發了電報。姥姥挺到了孩子們都趕到。聽村裏人講，臨終前見到自己的子孫是至福。姥姥跟大姨小姨三舅講的最後一句話是‘接著寄生活費，往這兒’，聽他們說了‘放心吧，我們會接著寄’姥姥才閉上眼睛。”
“ …實際上姥姥早就糊塗了，出了門後回不來，找不到家的事出過好幾次。臨終前卻思維非常清楚，說得也非常清楚。姥姥操勞了一輩子，臨死還在為孩子操心，嗚～嗚～嗚～嗚～”姐哽咽得說不下去了。
聽著姐的敘說，我腦子裏一直浮現著一年前跟姥姥在一起的最後幾天，姥姥總是發愁地說“你們父兒倆怎麽過呢？”常常盯著我的臉說“我還能再見到你麽，心子”，也許姥姥預感到了什麽。後悔我那時為什麽沒有多在姥姥身邊委蹭委蹭，再多逗她笑笑。
姥姥給我留下了這麽個響亮的名字和由這名字帶來的強韌的生命力。
姐哭了一會兒接著說：“你知道姥姥特別怕火葬，不是迷信，而是怕。希望能保持完整的身體，可是姥姥最後什麽要求也沒有提”。
媽在趙縣的家離火葬場很近，隻要一有出殯的，姥姥就急著問“火葬了，還是土葬了？”
“媽抱著姥姥的骨灰回到保定，總算讓姥姥回了故土。姥姥在保定南劉各莊還有一個小屋，有一些東西。媽在那裏處理了一段時間。你還記得那裏的親戚嗎？”姐問我。
記得，那熱心的書記說媽一個人在村裏養活不了兩個孩子，非讓媽帶我回原單位去。要是當時收下我們，也就沒有後麵這多的枝節了。
姐擦了擦淚說“親戚們看咱媽這麽辛苦，勸她不要回趙縣了，在保定找個老實可靠的人過幾天安生日子吧。說這話的親戚正好有合適人介紹。媽回趙縣征求我的意見…”說到這兒姐哭得更厲害了。
“問我，我能說什麽呀？趙縣生活那麽艱難，我知道也沒有其他辦法。可是，我們一起插隊在三個村的知青，上學的上學，進工廠的進工廠，就剩下三個人了。一個因為她爸是國民黨黨員，可她爸早就死了；還有一個是2號院對麵那姓張的女兒，她家原來開過大買賣；還有我，比別人更複雜，咱媽上中學時曾經跟同學一起添過一張三青團的表，也算作曆史問題了……。媽這麽走了，我呢？我怎麽辦？”姐是在哭自己。
姐真能哭，一直在哭，小時候整天罵我愛哭。姐那年20歲，20年來沒有離開過媽，姐是媽的幫手助手貼心人；媽是姐的依靠，唯一的親人。我已經離開媽6年了，習慣了獨處、獨自考慮處理消化苦惱了，姐那麽哭也沒引出我一滴淚，靜靜地聽姐講，把姐的話一字一句地記在了心裏。從姐的話裏我推測媽也曾活躍，就像我們班裏那些積極要求加入共青團的人一樣，如果她不是生活在國統區，生活在解放區的話，一定加入的是紅色組織了。媽中學時參加的集體活動耽誤了自己，還搭上了姐。
姐大概很久沒有這樣向人訴說過心中苦悶了，吐出來以後反而輕鬆了。第二天早上，姐的臉就像台風過後的晴空，輕爽地跟表哥商量去哪裏玩兒了。不知是性子慢還是腦子慢，我希望有一個人的時間，慢慢消化這突如其來的事情。隨便給我一本什麽書，把我獨自留在房間裏，比帶我出去玩兒更有助於我“消化”。可是，出去玩兒也是為了給我散心，沒好意思拒絕。
春節過去了，我問姐“媽什麽時候回來？”
姐驚訝地說“你怎麽還是那麽傻?! 保定有個家，那人是個一頓飯都沒有自己做過的工人，所以才……”
媽主張男女平等，主張女人要有自己的世界，媽自主戀愛結婚、包括離婚，都說明她是一個獨立女性。是什麽把她逼到了這一步？
趙縣南柏舍，一個雞蛋當5分錢用的貧困村落，媽的體力掙不出自己的糧錢。姥姥臨終的遺言，讓媽知道她將成為兄弟姊妹的累贅，他們有自己的家庭、子女，自己不能長期打擾他們的生活。姥姥的遺言成了壓力，推媽多走了一步。
人是離不開感情支持的，不管在天涯海角，隻要知道這個地球上有個人惦念著自己，就心有所係，就能感到生存的意義。這也許是人們嘔心瀝血戀愛結婚、不辭勞苦生兒育女的最終目的。
那年我14歲，還不懂這些道理。我隻知道爸是我的，媽也是我的，跟他們我可以任著性子來，由著性子去。我把在天津發生的事情原封不動地寫信告訴了爸。這事我長大以後一直後悔。我回到錦州的時候，爸表麵上看不出有什麽變化，但我再次偷看爸的影集時，裏麵跟媽的合影都從中間剪開了。我把那剪成兩半的照片偷偷挪到我的影集裏，爸至今沒有問過。
爸告訴我：1966年9月10日晚在石家莊火車站送爸的時候，姐帶我去買糖，媽跟爸商量了今後的事情。媽說估計自己也逃不過下放這一關，真是那樣的話一家人就不再分開了。媽下放到趙縣後也來信表示過這個意願，爸為這事還特意找了村支書，支書表示願意接受。就是說，爸一直把媽畫的大餅懸掛在一步半的房間生活著。
如果媽真的要來錦州，不光姐會反對，我也會堅決反對，“右派家屬”有我一個人就夠了。雖然每年隻能跟媽生活一個月，但媽那裏是我心靈的綠洲，有那片綠洲滋潤著心靈就不覺得孤獨。
媽應該知道她是我和爸“綠洲”，讓她放棄這一切的不光是因為貧窮，還有嚴酷的政治環境。反右從思想上肅清了異己，文革從血統上清除了異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1966年7月8日)毛主席給江青的信也成了最高指示不斷地打出來。14年了，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一個又一個新的政治目標，就像鋼銼把媽僅剩的一點堅定銼成了粉塵。
姥姥要是再多活一段時間，或者媽再愚頑一些，或者沒有遇到那熱心的親戚……。
沒有本源的綠洲精疲力竭了，不能責怪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