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花崗岩
經曆過10年文革的人，你最最深惡痛絕的是什麽？
造反、打砸搶是初期的事情，批鬥隻是“黑”人受罪，貫穿10文革的、讓所有人時刻感到不安的是“小報告”。很多給人治罪的材料都是依靠小報告搜集整理的。“小報告”是組織提倡的，是靠近組織的方法、是忠實組織的表現，是拿別人當自己“進步”階梯一種卑劣行為。
1971年暑假過後，工宣隊的王老師---大回力不見了，接替她當我們班主任的是剛從別的學校調來的郭姓女老師。郭老師30多歲，體態豐盈得與當時的短缺供應極不相配，她身材高大，寬肩闊背，穿一身男軍裝都能撐的那麽平展。
“啊呀媽呀，四個兜的！”
“軍官、絕對軍官老婆。”
郭老師一進教室，孩子就議論開了。國防綠已成為全國人民服裝的基本色調，孩子們練就了一副分辨真假軍裝的眼力。郭老師穿的是地地道道的軍裝，四個兜是幹部的標誌。一般能夠有條軍褲子或軍用挎包就很耀眼了，郭老師穿的上下一身全是正宗的軍裝，在當時看就是一個“帥”，用孩子們的話講那叫“鎮人”。
人們羨慕軍人家屬，不光是能弄到件衣服什麽的，還在於生活中有很多實惠。“人民解放軍保衛了祖國，我們要照顧軍人家屬”，互助倫理和政治說教結合在一起，全國人民都“心甘情願”地照顧軍屬。副食本、糧食本封麵上蓋著“軍屬”兩個字，不管買東西的隊排多長，排隊的人有多心焦，持有“軍屬”副食證的人可以旁若無人地走到最前麵，隨到隨買。“特權”很舒服，有威懾力，令人羨慕。郭老師的表情和體態都散發著“軍屬”的優越感。
郭老師像發表就職演說一樣，什麽“為革命而學習”呀，“提高革命的組織紀律性”呀，那麽高大健壯的身子發出的聲音卻又尖又細，像利器劃玻璃，刺進腦子穿過脊梁，聽著好難受。“讓我們共同努力，為實現共產主義、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合格的接班人而奮鬥！”聽到這句結束語我們才緩過氣來。
郭老師轉過身走出教室的時候，長腿托著碩大的臀部，正好從坐在椅子上的孩子們的眼前掠過，不止一個孩子把那臀部與撿糞時看慣了的轅馬的尾部重疊在一起了。
“媽呀、郭大肥！”
頓時，男孩子一起發出讚賞的大笑，女生則戚戚地笑。
從那天起“郭大肥”的名字傳遍了全校，一直用到今天。那時候給老師起外號是家常便飯。外號有褒有貶，獲得什麽意義的外號、獲得時間的早晚，全看那老師的人緣。郭老師用尖嗓門作的長長的“就職演說”招來了孩子們的反感。
郭大肥絕不是等閑之輩。她不認為我們身上的“惡習”是從入學那天起就沒有受過正規係統的教育造成的，認為是受“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的。長大以後，查了政治哲學辭典才知道了“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意思，用在小學生身上真是高抬孩子們了。
放學的時候，郭大肥宣布：小組長以上的幹部留下，其他人回家！
3個班委、8個正副小組長共11人，光榮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動，其他人收拾書包唏哩嘩啦地走出教室。以後每周都有一次這樣“先進的被留”和“落後的先走”。
有一種人天生就是當雷鋒的；有一種人天生就是利用雷鋒的。“雷鋒”喜歡聽表揚，為博得表揚而忘我；領導喜歡利用雷鋒教育別人，不顧雷鋒死活誇張他的作用。我們小組長就是雷鋒式人物。她姓汪，瘦瘦的臉上翹著兩棵小板牙，梳著兩條小辮子，是個機靈的積極要求上進的小姑娘。
我轉入站四小學那天就跟她是同班，她有時當班長，有時當組長，當組長的時候更努力。帶大回力去三姑奶家查我的戶口，通知給我辦學習班的都是她。她知道我的底細，所以對我不屑一顧。我也瞧不起她，原因是全班同學都不喜歡她，她的外號原來叫“板牙”，小組同學在她家學習的時候，胳膊沾在桌子上後，“板牙”就改成“板油”了。還說她家桌子上油多，是她爸爸在小飯館工作的過。
板油坐在我前邊，是我們小組的組長。輪到我們小組掃除的時候，她早早到學校把教室的地用墩布拖一遍。老師上課時肯定表揚她一番。頭一天放學後掃過地了，沒有上課前再掃一遍的規定，有什麽可表揚的。表揚她---是讓你向她學習。8點上課，板油組長7點半就來擦地，我們幾個也那個時間來了，板油組長又提前半小時，改成7點來了。我們跟不上她的步伐，也就不“奪人之愛”了。老師還是表揚她，同時指責同一個小組的其他成員“覺悟低”。
讓老師頭疼的不是衛生，而是上課紀律。上課時不認真聽講還搗亂，任課老師回到教研室大發牢騷，讓郭大肥麵子上掛不住。
現在想，孩子們不愛聽講是課程設置問題。有一節課叫“農業常識”，專講苞米的生長，那節課最亂。每天早午晚三頓飯，不是苞米麵粥就是苞米麵餅子，孩子們恨不得讓苞米從地球上消失，你卻跟他們講如何生長，那不是逼牛聽琴嗎？
郭大肥給每個組長發了個筆記本，叫他們記“工作日記”---專記誰上課鬧了，幹了什麽。這樣既可以防止幹部鬆懈，又可以監督周圍，是文革時期組織監督群眾的常用方法。但是在小學5年級的班裏獎勵“小報告”有點過分。
這招還挺靈驗，同學們時刻感到有眼睛盯著自己，鬧得少了一些。一旦忘了、鬧了，便警覺地看一下自己的組長，看她／他是否動手開始記了。板油組長坐在我前麵，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地記“工作日記”。
一天課間休息，趁板油組長不在，我的同桌朱百成從板油組長的桌鬥裏掏出“工作日記”大聲念了起來：“×月×日，小組學習時朱百成大聲吵嚷，張新力大笑，影響學習”、“×月×日張新力跟朱百成小聲說話”、“×月×日張新力找後麵的劉軍要橡皮時故意說話”……。天呐、幾乎每天、每節課都記了我的“罪行”，而且是歪曲的。朱百成念的時候，教室裏比上課時還安靜。朱百成正念得起勁，板油組長回來了，她要搶回“工作日記”，朱百成轉著身子躲開她繼續念。板油組長委屈地跑到教研室找來老師，結果那節課給毀了，全都用來批評朱百成行為的性質了。
終於熬到下課，朱百成對著板油組長說：“你指定能大出息，你得再加把勁，別光記上課時的，下了課也記，那才行呢”。
欒平兒子也跑過來說：“對，下課也得記，我告訴你吧，朱百成上便所(廁所)時把尿殺(撒)外邊啦，啊哈哈哈”說完，朱百成跟欒平兒子打作一團玩兒去了。
我沒有朱百成那麽心寬，我怕這種小人，知道這種“不實紀錄”有多麽坑人，我家的災難有很多來自這種“監督”。板油很聰明，她要求進步，要表現自己，但是她不敢亂記別人。她媽媽和她姊妹幾人每天拎著冰棍桶走街串巷賣冰棍，得罪了班裏的同學，直接影響她家的生意。她清楚我家“黑”，再給我抹點兒也沒什麽。
我又怕又恨，想報複她，又找不到好辦法。終於有一天我想明白了，我謹小慎微她也會找茬記，還不如我多提供一些“素材”，讓她記個不停，聽不了課，抄不了黑班呢。從那天起，隻要我學習完了，就前後左右橡皮啦、鉛筆啦、對作業答案啦、抄東西啦，實在沒事幹就故意把胳膊闖過朱百成畫的不許跨越的同桌分界線，隻要一過，朱百成就會鬧大動靜。看板油組長記得那麽忙，痛快極了！
但是，板油還是狠狠地反擊了我。
1972年秋末，中央把朝鮮電影《賣花姑娘》作為階級教育的生動教材、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下達到各地。錦州市僅有的三、四個電影院早場晚場一起開，讓全市人民受階級教育。站四學校被安排到早晨6：30那場，學校要求6點整集合。
那時娛樂很少，聽說要看外國電影，孩子們都有些興奮，我卻發了愁。因為公共汽車6點才發車，我趕不上集合時間。
爸知道後說：“沒關係，早點兒起，爸陪你走到百貨大樓”。
雖說當時隻有四站路，2005年我又走了一趟，用了40分鍾。初冬的早上，天很黑，我不敢一人走，也不敢拒絕看電影，隻好接受爸的提議。
坐到電影院的時候肚子嘰哩咕嚕地叫起來。旁邊的同學問“你沒吃早飯呀？這電影可要看三個小時呢。”
開演30分鍾後，我從兜裏掏出餅幹，分給我的左右鄰舍以後，偷偷地塞到嘴裏一片，為了不出聲不出味，我捂著嘴讓餅幹在嘴裏化了咽下去的。兩旁的同學也用同樣的方法吃下去的。
隨著電影內容的起伏，電影院裏出現了抽泣聲。賣花姑娘很小的時候被狠毒的地主弄瞎了雙眼，長大後為給媽媽掙藥錢在街上賣花。我特別能理解賣花姑娘的苦：我也是被迫過這樣的苦日子，我也幫家裏賣過土豆……，她還有媽媽在身邊呢，我沒有。所以我沒有為電影上的人物流淚。
看完電影現地解散，那一天沒有課。第二天要談看電影的體會。以前每次聽憶苦思甜報告後都得談體會，腦子裏都有了固定的文章：天下烏鴉一般黑，世界上的地主一樣狠，不顧農民的死活剝削農民。隻有共產黨才能把勞苦大眾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才能根除這種不平等的製度。
第二天，郭大肥氣乎乎地走進教室，一看就知道是誰又嚴重違反了紀律，這節課免不了又要聽她的長篇訓斥了。
“昨天集合準時，排隊迅速，看電影的時候也沒有人說話……”即是這樣你幹嘛那麽生氣啊？“可是，在觀看階級兄弟受苦受難生活的電影時，居然有人吃餅幹！這絕不是小事，這是階級感情問題，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還是站在剝削階級立場的嚴肅問題”。
聽到這兒，大家都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平時總有人把零食帶到學校、帶進電影院，怎麽這次這麽上綱上線？誰吃的？大家心裏猜測著。
“張新力，你明天必須寫出檢查來，如果能深刻檢查錯誤，這次可以原諒你”，郭大肥給我留了一個台階。
憑什麽讓我寫檢查，為了準時集合，我起那麽早，走那麽遠，我爸來回走那麽遠回去還得下地勞動……。唯一後悔的是沒有提防板油，她昨天坐在我左前方，三個人就是不嚼，一起吃餅幹吐出的氣也是香的。看電影，她後腦勺還長著眼睛。
第二天一早，郭大肥進教室就問“張新力，檢查寫好了沒有？”
稍微聰明一點兒的孩子，稍微有點兒常識的孩子，即便是找人幫忙也會把檢查寫出來的，給老師麵子，也給自己“減刑”。我卻偏偏無動於衷地說“我寫不出來”。
“憑你的作文能力，一個晚上足夠了。寫不來，是對自己的錯誤沒有正確認識，今天下午，全班開路線分析會，分析張新力的問題所在”，於是找了幾個人準備發言。
批判已經定性為階級敵人的會叫“批鬥會”，批判夠不上敵人、又有問題的人的會叫“路線分析會”。不管是“資產階級路線”，還是“無產階級路線”用在小學6年級孩子身上都太小題大作，真不知郭大肥是為了給板油出氣，還是為了顯示自己的階級覺悟。
下午教室裏氣氛異常緊張，畢竟大家隻聽說過路線分析會，沒有真正開過，而且被分析的人不是該挨“分析”的。
“張新力，你站到前邊來！”開會前，郭老師命令。跟批判“黑五類”一樣，路線分析會也讓被分析人站到前麵。
站就站！我像自己要發言似地大大方方地走到前麵，脖子像穿了一根鋼筋似地直挺挺地昂著頭。
郭大肥首先分析道“大家知道吧，看貧下中農受苦的電影時吃東西，這中行為是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表現，是資產階級享樂思想在作祟，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她一口一個“資產階級”，我心裏一個一個地反駁：你知道什麽叫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才不起那麽早走那麽多路去看這電影呢！說我是資產階級你是什麽階級，讓學生們搬煤，你自己站在3樓的辦公室往下望著監督學生，你跟那電影裏的監工有什麽兩樣？你隻要求學生守紀律，從不考慮學生的實際情況，作為老師你不保護你的學生，以整治學生為教育，你算得上老師嗎？要是考慮到我住那麽遠都沒有遲到的話，你應該表揚才對，不就是看我好欺負嗎？將來我要是當了老師，我一定保護所有的學生，不管他家庭出身如何，是紅、是黑、我全保護，讓他們信賴我……。對，我將來一定當老師，當老師。後來誰說了什麽我一句也沒有聽進去，一心在描繪著自己當老師的未來。
“聽了大家的發言，說說你有什麽感想？”郭大肥把我從夢想中叫回來。一般的話，抹著眼淚說“聽了大家的分析，我知道自己錯了，感謝大家的幫助，今後不再犯錯誤”。
既然鬧到了這一步，我還要什麽一般規格的發言，索性徹底評評理：“昨天早晨，我為了準時趕到學校，早上5點起來就出門了。沒有時間吃早飯，看電影的時候肚子咕咕叫，所以吃了餅幹。那餅幹是頭一天晚上準備好的，是在商店的早晚服務部買的。早晚服務部營業到8點，專為方便群眾開的小窗口，那裏賣醬油醋、鹹菜、大醬、香煙、餅幹什麽的。餅幹是為人民服務的一個項目，也是國營食品廠的工人叔叔們生產出來的，怎麽就成了資產階級的東西了，我不明白”。
我慢條斯理地講，眼睛盯著板油，盯得她一直低著頭。我的發言讓大家緊張的喘不過氣來。好勝的郭大肥怎能就這麽輸給一個小丫頭：“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讓死不改悔的反動派帶著花崗岩的腦袋見上帝去吧’。今天的分析會就開到這兒，張新力、你跟我到教研室來！”
到了教研室，郭大肥幹咳了一聲說“我讓你氣得扁桃腺都腫了，你回去吧”。
“啊～，我贏啦！”我差點兒喊出來。記得非常清楚，從教研室到教室的那30多米路，我是雙腿換著蹦著跳著走的。回到教室的時候，同學們還一動沒動地坐在那裏。看我樂孜孜的樣子，所有的同學都以為我瘋了。
晚飯的時候，我問爸“花崗岩是什麽？”
“一種堅硬的石頭”。
“那花崗岩的腦袋呢？”
“頑固的意思”。
郭大肥說“帶著花崗岩的腦袋見上帝去吧”時，我有一種模糊的喜悅，聽了爸的解釋，那模糊的東西變得清晰了----我有腦子了！我的腦子可以頂回去“莫須有”了！
“餅幹事件”使我變得不屈敢鬥了。常想，如果那次我委曲求全地寫個檢討書的話，我可能一輩子都是自卑自屈地低著頭作人了。
路線分析會時跟我一起吃餅幹的另外兩個人一直惴惴不安，怕自己也被揪出來。那以後，我的朋友多了，還得了個“大腦崩”的外號。
“大腦崩”是我第一次聽到的東北話，“大腦袋+硬腦殼”的意思，後來不斷簡化成“腦崩”→“崩啊”。這個外號一直帶進中學、叫到今天。每次聽到它就想到自己的“成長”，想到那時圍在我身邊的同學揉著我的腦袋問“這裏麵裝的啥呀？”的情景。
後來，郭大肥把我調到遠離板油的坐位，一直到小學畢業相安無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