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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幾十位當事人的采訪錄音,裏麵講的是一個20多年前的秘密。”
“1986年出版的《唐山大地震》,主要是寫地震之後發生的事,2005年問世的《唐山警世錄》,則是對地震前的預報問題進行的調查。29年過去,唐山大地震終於在公眾麵前呈現出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全貌。”
“震撼世界的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震前曾被準確地預測出來了。”
唐山作家張慶洲經過長時間調查,最近向世人披露了這一令人震驚的消息。2005年5月,《報告文學》雜誌社推出張慶洲的長篇調查《唐山警世錄》,揭開了鮮為人知的一幕又一幕……
“地震前,地震監測網覆蓋了整個唐山地區。”張慶洲援引1986年《地震報》統計數據說,1976年上半年,唐山地區群測點中的骨幹點就達85個。
“各種異常都已經十分明顯了,光監測地震用的微安表就不知道燒了多少塊。”張慶洲說,據他調查,絕大多數監測點都發現了不同程度的臨震異常,至少十幾個點向上級單位發出了短期臨震預報。
張慶洲把幾十盤錄音帶往桌子上一攤,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是幾十位當事人的采訪錄音,裏麵講的是一個20多年前的秘密。”
被冷遇的預報
當年唐山地震監測網的工作人員中,張慶洲說他印象最深的,是開灤馬家溝礦地震台的馬希融。這位擔任過河北省第六、七、八屆人大常委的七旬老者,曾兩次發出了臨震預報。
從1976年5月28日開始,馬希融發現,一直平穩的地電阻率值出現了急速下降的現象。他一邊加緊觀測計算,一邊注意觀察地下水和動物變化。為慎重起見,馬希融還與其他地震台站進行溝通,最後確認監測結果無誤。7月6日,馬希融正式向國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開灤礦務局地震辦公室,發出短期將發生強震的緊急預報。
7月14日,國家地震局派來兩位分析預報室負責地電的專家。他們檢查了設備、線路,沒有發現任何問題,之後指出,地電阻率值下降是幹擾引起的。
《唐山警世錄》記錄了馬希融與國家地震局專家那天的對話。
專家:如果按照你的意見,唐山不就在地震中毀了嗎?
馬希融:我是這個看法。
專家:如果真是大震,發生前將有很多小震。
馬希融:如果先發生大震,後發生小震群呢?
專家:世界上還沒有這樣的震例。
馬希融:昌黎後土橋是專業地震台,為什麽近兩個月來曲線形態和我台那麽一致?
專家:後土橋地震台內外線很亂,現在也不承認是異常了。
馬希融:那您看我們地震台呢?
專家:很好。以後我給你寄一些資料來,你好好學習學習吧。
7月26日、27日,地電阻率再次急劇下降。思慮再三,27日18時,馬希融拿起電話,向開灤礦務局地震辦公室發出強震臨震預報:“地電阻率的急劇變化,反映了地殼介質變異,由微破裂急轉大破裂,比海城7.3級還要大的地震將隨時可能發生。”此時距唐山大地震發生僅有9個小時。
地震前的最後一個傍晚,與馬希融一樣焦急的還有北京地震隊的耿慶國。
那晚耿慶國正在三裏屯的嶽母家。家裏人說屋外晾的衣服爬滿了螞蟻。耿慶國低頭一看,地上一層潮。為預報此次地震已奔走多日的耿慶國立刻做出判斷,這是地下水往上漲,要地震!他馬上跑到三裏屯派出所,借用那裏的電話跟地震隊進行了最後的溝通。
耿慶國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起29年前的那段經曆,情緒依然非常激動。
7月以來,北京市地震隊監測的各種異常已經非常明顯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隊緊急給國家地震局打電話,提出震情緊急,請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立即安排時間聽取匯報。國家地震局說,先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情況,21日再聽匯報。
“可到了21日,國家局沒來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隊業務組副組長張國民就直接給主管華北震情的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電話,請求立即聽取匯報,但梅世蓉把匯報時間推遲到了26日。”耿慶國說。
“26日那天,國家局來了15個人,梅世蓉沒到。國家局的同誌聽取了整整一天的匯報後,傳達了梅世蓉的意見。”耿慶國回憶說,當時梅世蓉的意見是“四川北部為搞防震已經鬧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區再亂一下可怎麽得了?北京是首都,預報要慎重!”
“國家地震分析預報室是一個決策部門,大震迫在眉睫,但我們過不了那道關。”耿慶國說,“按照當時的地震水平,雖然報不準7月28日,但7月底8月初的時間段是可以報出的;雖然報不準7.8級,但5級以上是可以報出的;雖然報不準唐山這個確切位置,但是京津唐一帶是可以報出的。事實上唐山地震前6個小時就出現了地聲、地光,如果給老百姓打個招呼,減輕人員傷亡是可能的。”
聽取北京市地震隊匯報的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京津組組長汪成民,也高度關注著華北震情的發展。汪成民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以他為代表的國家地震局一批年輕同誌堅持認為唐山、灤縣一帶會有大震,但他們的意見始終得不到重視。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汪成民做了一次“越軌”行為,也正是這次“越軌”行為使距唐山市僅115公裏的河北省青龍縣躲過了這場塌天大禍。
7月14日,全國地震群測群防工作經驗交流會在唐山召開。汪成民要求在大會上做震情發言。當時主持會議的國家地震局副局長查誌遠沒同意,讓他在晚間座談時說,但強調不能代表地震局。就這樣,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間座談時間,通報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灤縣一帶可能發生5級以上地震”的震情。“我當時就想造輿論,把震情往下捅。”汪成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青龍縣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聽到汪成民的震情通報後,火速趕回縣裏。縣領導冉廣岐拍板,7月25日,青龍縣向縣三級幹部800多人作了震情報告,要求必須在26日之前將震情通知到每一個人。當晚,近百名幹部十萬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
唐山大地震20周年前夕,1996年4月11日,新華社刊發消息:中國河北省青龍縣的縣城距唐山市僅115公裏,但這個縣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無一人死亡。最近青龍縣被聯合國有關機構列為“科學研究與行政管理相結合取得成效”的典型。
“尋求真相是人的本能”
張慶洲展開這場艱苦調查的直接動力來自一個神秘電話。
1996年,張慶洲描寫唐山地震的長篇小說《震城》出版。此後不久,他接到一個電話。對方用沙啞的男低音對他說,唐山大地震事前曾被預報出來。這個神秘致電者沒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卻給張慶洲提供了進一步調查此事的線索——你可以去找唐山市地震辦公室的楊友宸。
“尋求真相是人的本能。”此後,張慶洲從探訪楊友宸開始,一步步接近事件的核心。
楊友宸告訴張慶洲,1968年,唐山市防震工作上馬時就他一個人。上任後他就著手建立地震監測網。幾年之內,他在唐山市區內先後建立了40多個監測點,各個監測點每天向他報數據。他當時雖然沒有被任命,但卻是唐山市地震辦公室的實際負責人。
這些監測點絕非湊數。各廠礦監測台站的負責人,大都是地質院校的本科生。學校監測台站的負責人,大都是教物理化學的老師,也是大學畢業生。他們不僅懂業務,而且極為負責。除馬希融,山海關一中的呂興亞老師、樂亭城關中學(“文革”中稱樂亭紅衛中學)侯世鈞老師等一批監測者都發出了相當準確的臨震預報。
張慶洲對記者說,楊友宸從1968年起抓地震預報,在唐山鋪了一張巨大的地震監測網,從不敢眨一下眼。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眼看就要抓到這次大地震了,可不知什麽原因,組織上卻突然通知楊友宸去幹校勞動。在大地震即將爆發的當口,楊友宸被迫離開了至關重要的地震預測崗位,隻剩下兩個業務不熟的人值班。
張慶洲分析指出,楊友宸是這個監測網的關鍵人物。他所采訪的眾多當事人都表示,楊友宸不僅極為負責,而且敢說話。如果當時楊友宸在唐山,麵對如此眾多的臨震預報,一定會跑去找市長,找書記,地震預報一定被他嚷嚷出去了。幾乎每個唐山地震監測點的人提到這事都扼腕歎息。
地震預測遭到的漠視,使唐山人付出了血的代價,也給張慶洲一家造成了災難和痛苦。1976年7月28日,張慶洲的大姐在地震中遇難。當時,大姐一隻腳被樓板卡住了,餘震不斷。為獲一線生機,大姐夫幾乎是被大姐逼著,從廢墟中扒出一把鋸,在沒有任何麻醉條件下把腳鋸了下來。後來大姐因失血過多而死。那些日子,唐山人相互見麵頭一句話就問:“你家死了幾口?”
正是這種撕心裂肺、永遠無法彌合的痛苦,使張慶洲在調查遇到阻力的時候堅持了下來。
“如果說,楊友宸被臨時調離使唐山的群防群測工作遭到致命打擊的話,那麽,在中央一級地震專業部門發生的地震方位的‘東西之爭’,就成為漏報地震更加重要的因素了。”張慶洲如是說。
據汪成民回憶,1975年1月,在國家地震局召開的一年一度的全國地震趨勢會商會上,專家對我國東部1975年、1976年地震形勢分析出現了嚴重分歧。分析預報室的權威們認為,中國東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後,地震活動已趨減弱,問題不大了。今後一兩年,主要危險在中國西部,戰略上要轉向川滇一帶,抓8級大震。以汪成民為代表的一些青年專家則反對忽視東部的看法。1976年5月,雲南發生了7.4級地震,結果使權威們更加堅定地認為原先估計的“主要危險區在西部”是正確的。從此,工作重心轉向了西部。
“深入唐山大地震這個事件的內部,像進入了一個磁場,在錯綜複雜的礦脈之中,每走一步都會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與隱痛。”張慶洲說。
真相為何29年後才揭開
“事實上,這個調查報告是2000年寫完的。”張慶洲捧著20多萬字的《唐山警世錄》說,“壓了5年啊!”
張慶洲告訴記者,2000年時,北京曾有一家大出版社要出這本書,剛進入印刷程序,責任編輯打來電話說,不出了,因為有人提出要把此書送國家地震局審一下,審的結果是沒通過。
“唐山大地震過去快30年了,該讓老百姓知道真相了。”張慶洲停頓了足足半分鍾後說,“我做這件事隻有一個目的,就是實事求是地給後人留下一份真實記錄,使唐山的大災難不再重演。”
隨著時間的推移,張慶洲的努力終於得到了一些領導的理解和支持。2004年,時任國家地震局局長的宋瑞祥看到《唐山警世錄》書稿,欣然為之作序。唐山大地震漏報的真相終於公之於眾。
張慶洲的調查是從1998年開始的,曆時兩年。調查難度之大,是張慶洲始料未及的。“無論是當年成功預報了地震的人,還是由於某種原因漏報地震的人,都不願意開口。這也是事實真相20多年無法揭開的一個原因。”
張慶洲說,為了說服梅世蓉接受采訪,他已經數不清打了多少個長途電話,每個電話結束後都發現自己的煙灰缸裏多了好幾個煙頭。就連當年創造了無一人死亡奇跡的青龍縣長冉廣岐,也是三顧茅廬才訪問到的。
“當時冉廣岐問,你有介紹信嗎?有公章嗎?我還是組織的人呢。”張慶洲不解,組織的人怎麽了?“地委有話,不讓說。唐山砸了個爛酸梨,青龍卻無一人死亡。國家地震局交待不過去,這個事就壓下了。”冉廣岐後來向張慶洲這樣解釋自己多次拒絕采訪的原因。
汪成民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1976年8月20日,河北省科委曾發出一份《地震群測群防簡報》,首次披露了青龍成功預防了唐山大地震的事實。但沒過多久,簡報就被回收了。
汪成民還說,青龍經驗最初為公眾知曉,要感謝聯合國的科爾博士。這位聯合國女官員,1995年10月在北京參加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時獲悉青龍縣的奇跡。經中國政府批準,次年,她親自帶隊赴青龍調查。從此,青龍奇跡不脛而走,被各國媒體廣為報道。
“真相的揭開是需要過程的。”張慶洲透露,至今,很多唐山人都不知道事實真相。一些人通過小道消息打聽他的調查結果,有的還托人輾轉購買登載《唐山警世錄》的那期《報告文學》雜誌。
在采訪張慶洲的這些日子裏,《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參觀了唐山抗震紀念館。事情過去了近30年,總該看到災難的全過程了。出乎意料的是,9個展廳有8個展廳展示的是“新唐山建設成就”。隻有1個展廳與地震題材有關。至於地震預報情況,隻有縮在角落裏的4幅小圖畫。畫的是雞不上窩、黃鼠狼搬家等圖案。“參觀這個紀念館的人從這4幅描繪了動物異常的畫麵上,怎能看出當年唐山有著一張巨大的地震監測網?”張慶洲反問道。
就在張慶洲《唐山警世錄》問世的同時,錢鋼的那本於1986年出版的《唐山大地震》再版。
這本廣為人知的書的新版本,收錄了錢鋼2003年的一篇講演稿。他說,很多人問他,為什麽唐山大地震10年之後才寫這本書。錢鋼直言,在1976年那個曆史條件下,出這本書是不可能的。在唐山大地震時,地震的消息和人員傷亡數字都是秘密。地震的現場,如果有人帶一部照相機,立刻會被警察抓起來,相機也會被沒收。
“1986年出版的《唐山大地震》,主要是寫地震之後發生的事,2005年問世的《唐山警世錄》,則是對地震前的預報問題進行了調查。29年過去,唐山大地震終於在公眾麵前呈現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全貌。”正在寫回憶錄的汪成民對《中國新聞周刊》感慨道。
《唐山警世錄》問世不久,2005年9月12日,國家保密局新聞發言人沈永社宣布,自今年8月起,因自然災害導致死亡人員的總數及相關資料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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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龍縣距唐山市僅115公裏,在1976年唐山地震中無一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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