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博客 ｜2024-03-12
項南先生去世後不久，境外媒體曾刊有文章分析說當年項南的下台原因毫無疑問是黨內保守派暗中打擊胡耀邦團派人馬的重要組織動作之一。就如同王兆國早在胡耀邦下台之前的一九八六年四月即被免去中辦主任職務一樣，項南則是在王兆國去職前一個月下台的。而項南被迫下台的真正原因，又同王兆國下台的原因有直接的聯係。
當時，身為中辦主任的王兆國可謂權傾一時，要想利用職權搞點小小的個人腐敗，不但是易如反掌，而且完全可以借口是“工作需要”。但王兆國偏偏要每天騎自行車上班。除了自己做“廉潔秀”，王兆國還在胡耀邦的指使下，打著“製度改革”的旗號，積極準備對黨內高級幹部的特殊物質待遇進行相應調整，比如公車配給製度從嚴掌握、取消生活用品“特供”製度、關閉在社會上影響極壞的“特供商店”等等。因此而惹火了一大批中共元老。連當時積極倡導幹部製度改革的鄧小平都覺得“多此一舉”。
本來，鄧小平勸說黨內元老離開領導崗位就已經搞得怨聲載道，所以鄧小平嘴上不明白說出來，心底裏的想法無疑是要對這些老幹部采取“贖買”的政策，用比在位者更好的物質條件作為勸退老幹部的交換條件。總之當時鄧小平的意思是“卸磨”但不要“殺驢”。而王兆國配合胡耀邦意圖推動的“製度改革”無疑有“殺驢”之嫌。這一來，陳雲等人壓迫胡耀邦將中辦主任換將，鄧小平基於政治上的考量，隻能表示同意。
同樣原因，當時在福建省執政的項南也是因為反對中央領導人享受“特供”而得罪了陳雲。
筆者當年在美國接待胡績偉先生，一次請胡老先生和當時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講學的《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王若水夫婦到家裏作客，曾任中紀委委員的王若水席間談起陳雲擔任中紀委第一書記期間自己並不廉潔的例子，其中之一就是在給汪東興羅列的罪狀之一就是在中南海裏大興土木翻修自己官宅之後，自己的所做所為更為過分。
華國鋒倒台之後，中共黨內的實際一把手和二把手無疑是鄧小平和陳雲。鄧小平不住在中南海內是眾所周知的事情。當時的台前表麵上的一、二把手胡耀邦和趙紫陽也不住在中南海裏，家在中南海深處的隻有陳雲和李先念。與李先念在中南海的家相比，陳雲的家無論是麵積還是檔次都要高上好幾個數量級，擴建和裝修的開銷在當年都堪稱天文數字。
王若水先生說，當時中紀委內部對此事議論紛紛，時任中紀委第三書記李昌把“黨內群眾反映”委婉地轉達給了陳雲，從此招致陳雲的記恨。
胡績偉先生順此話題談起自己女兒和陳雲的女兒有過交往，一次應邀到中南海陳家作客，陳雲女兒主動問胡績偉的女兒“要不要見我爸爸？”
胡績偉女兒回家後向胡績偉描述說：她和陳雲的女兒被秘書引著轉了好幾圈，進了好幾道院門才達到陳雲本人的住處。終於知道什麽叫“深宅大院”，深不可測，讓人直覺得瘮的慌。
接著，胡績偉先生又說起了陳雲另一項“搞特殊化”的例子。說的是項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誌高在任時期，即已經開始了福建省對陳雲的特殊供應，平時專門由公安部九局的一位科長負責，定期從福州、廈門等地向北京空運當地出產的時令水果及幾種土特產。
至於廖誌高與陳雲之間是否還有更密切的關係，很少有人說得清楚，隻能從廖誌高下台後被調回北京，充當中組部顧問一職看出一點蛛絲馬跡。整個鄧小平時代裏陳雲一直對中組部係統掌握著相當程度的控製權，而從省委一把手上退下來的老幹部，絕不是隨便抓出一個便可以出任中組部顧問的。
項南到任後，福建省此項專為陳雲進行的“特殊任務”依“慣例”繼續進行。項南正式到任的時間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大約過了一年多時間，他才無意中知道了這件事情。當他意欲探聽個究竟是，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長居然虎著臉對他講：“項南同誌，這件事情你不要過問。”
堂堂一個省委第一書記，居然在自己的轄區內對公安部一個小小的科長所從事的“特殊任務”無權“過問”，項南怎麽可能不惱火？事後，項南到北京分別與胡耀邦等人談起過這件事情，認為於黨的形象不利，於陳雲個人的形象不利。
當時的陳雲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還兼任著中紀委第一書記。狀告中紀委第一書記搞“生活特殊化”，豈不是“太歲頭上動土”？更何況陳雲生前向來是以“生活簡樸”、“嚴於律己”著稱於黨內，把福建省給他的特供服務暴露出來，豈不是令人聯想起當年在陝西華清池中享用廣東新鮮荔枝的楊貴妃？
所以，深知此事份量輕重的項南，從來就沒有想過要把這件事情寫成書麵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沒有敢登中紀委的衙門。而項南的好心之所以傳至陳雲的耳朵，黨內有一種說法是胡耀邦曾經向陳雲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暗示過“注意影響”之類的內容。沒想到陳雲領導的中紀委方麵居然先下手為強，想方設法給項南的政治仕途設障。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日，福建省召開省黨的四大，項南和胡平連任省委一、二把手。於此同時，由陳雲親自委派的中紀委的工作組已經進駐晉江地區，借口當地出現當地一些企業單位大量製造假藥，並利用各種手段行賄銷往各地的罪案，查處省、地兩級領導“瀆職”的問題。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中紀委以“致福建省晉江地委、行署的公開信”的形式，將此事件對外曝光，立刻被一些敏感人士嗅出了異乎尋常的味道。
共產黨中央的紀委要處理下麵一個地區的領導班子問題，無論問題的性質有多嚴重，至多派出工作組前往調查，在有了處理結果後，或是內部通報；或是把處理結果在黨報上公布。而在對某一事件作出調查處理之前，由中央紀委采用“公開信”的形式要求下麵的責任單位如何如何，在中共建政史上無疑是空前絕後。其目的顯然是要擴大聲勢，為借此追究省委書記項南的責任進行輿論上的鋪墊。
當年十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一批年事已高者退出中央委員會，項南的名字並不在其中。與此同時，包括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兼省長的胡平等人則被增補為中央委員。
不過，也就是在這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當時一直是與胡耀邦和項南共為政治知己的李昌已經被迫從中紀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書記則相當於現在的副書記）的職務上“退居二線”。而在政治路線上拚命追隨陳雲的王鶴壽卻被提升為中紀委第二書記，地位僅次於陳雲。
當時，由陳雲親自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顧委委員，借口是“幹部年輕化”和“新老交替”，但是生於一九零九年的王鶴壽比李昌年長五歲，在這次會議上不但沒有退出一線，反而還升了一級。陳雲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整肅項南才進一步重用王鶴壽，但李昌的下台，無疑是令中紀委內再無人為項南說公道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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