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怡靜: 青海勞教4年, 媽媽回家不敢半句怨言
原題
我對母親的懺悔
（外一篇）
母親年輕時的照片
如今，我亦老年，好幾次在半夜醒來，腦子裏會突然冒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麽母親從來沒有一句怨言？她為什麽一直保持沉默？就是在她被無辜勞教，三十年後才寄來一紙平反書時，母親也沒有說過一句怨言。那時的母親已經進入晚年，她的一生很快就要結束，人間十八般苦難她都嚐遍，然而，她依然是默默無語。
那天，母親拿著那張沒有一點分量的紙頭，弱弱地遞給我說：“這是剛寄來的平反書。”後麵就沒有話了，隻是卑微地望著我。
當時的我，每天被工作和家務纏繞著，身心俱疲，都沒有好好思索，隻匆匆看了一眼，就還給母親，帶著我也受著壓製的委屈說：“現在平反還有什麽用？一切都結束了。”
1985年上海公安局寄給母親的平反書
但是，母親當時的卑微和懦弱的神情，卻深深地留在我的腦子裏，今天想起來就陣陣心疼。母親是被摧毀了，而我也差點被摧毀。遲到的平反書對於蒼老的母親，和許多同樣蒼老、或者已經去世的冤魂，已經失去價值。
當時的我全然沒有想到，雖然這張平反書，在社會上毫無用處，誰會再想起一個退休的微不足道的家屬工，誰會重視一個即將離開人世的底層老人？但我是她的女兒，我應該為母親慶祝一下，至少讓她感受到還有子女的祝福，還有家庭的溫暖，還有子女在重視她。起碼在母親即將離開人世的前夕，讓母親體會到在子女的眼裏，她那幾年勞教是被侮辱的，是被冤屈的，是無辜被加害的，她沒有罪惡！現在平反了，母親是清白的，母親不是壞人，讓她卸掉幾十年的壓力，也高興一下。
可那時的人們每天窮忙，沒有雙休日，八小時工作製牢牢地拴著你，人情往來稀薄，窮人沒有聚會。我沒有過生日的習慣，也不記得母親的生日，母親也從來不提她的生日。我和母親從小就分分合合，上山下鄉我又離開母親十四年……現在想起來真是後悔莫及！我自責，我心痛斷腸！我沒有趁母親還在人世，趁她被平反的時候，為她開一席歡樂的家宴，盡盡子女的孝心。如今有了條件，卻是子欲養而親不待，再沒有機會為母親開家宴，為她慶賀一個生日，慶賀她獲得清白，讓她高興。
可憐的母親，她不敢為自己爭取一點小小的權利，不敢申辯一句。她是無辜被冤枉被強製，被戴上罪人的帽子，還禍及子女，那不是她的錯呀！
今早醒來，身子還軟軟的，外婆的一句話卻突然閃現在我的腦海裏：“騙子，大騙子！”那是我要去內蒙古軍墾之前，去和外婆告別，外婆說的一句話。那時，我的親弟，從小是外婆養大，百般疼愛的弟弟，已經去了遙遠的黑龍江插隊。如今，我也要離開外婆。外婆立刻嚎啕大哭。一邊哭一邊罵道：“我的外甥被騙走了，外甥女也留不住……”
我吃驚地望著外婆，搞不懂外婆的罵是什麽意思，那時的我還處在混沌之中。但我記住了當時的場景：在那間低矮幽暗已近百年的舊居裏，外婆老淚縱橫地哭著罵著。
如今回想起來，不由我佩服外婆。外婆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多年，經曆過許多世事的跌宕起伏，她已經看透，這聲罵是她的總結，是她的親身體驗，是一個老人最準確的判斷。雖然她沒有多少文化，但她是根據自己眼見的事實在說話，她敢說敢罵，她的精神沒有被毀滅，她比我母親強悍。
還在抗日期間外公意外死亡，外婆自己帶著兩個孩子在上海打拚。她給人家漿洗衣服，做些小買賣，起早貪黑，拚命勞作，撐著這個家。雖然辛苦，但勤勞就能掙來錢，還有了點小積蓄……
但過分的勞作傷害了外婆的身體。外婆的小腿上有大塊黑紫僵硬的死肉，隔三差五的就會發癢，癢得鑽心，要使勁搓揉抓撓，擠出鮮血才能止癢。兩隻手掌的大魚際，也是僵硬黑紫的死肉。外婆說那是在冬天，她長時間坐在小板凳上洗衣服，小腿受凍，兩手泡在冷水裏也受凍，落下的殘疾。但外婆沒有一句埋怨，外婆是個剛強的女人。
外婆罵日本鬼子，她在上海的街上看見站崗的日本人就繞著走。日本人要行人給他們鞠躬，外婆不肯彎下這個腰，寧肯多走路。可日本人看見繞道的外婆就舉起槍，吆喝外婆過去。外婆無奈，隻好過去，結果被鬼子扇了一個大巴掌，這個大巴掌外婆一直記著。外婆還說她和外公的房子就是被鬼子的飛機炸掉的，害得她後來隻好租房子住。
外婆講她的房東是個“紅頭阿三”（舊上海時期，很多印度人充當了外國租界裏的巡警和交警，頭上裹纏紅布，上海人就叫他們“紅頭阿三”）。“紅頭阿三”看上了外婆，外婆卻瞧不起“紅頭阿三”，給他冷臉不搭理他。“紅頭阿三”就報複外婆把水龍頭停水，讓外婆洗不了衣服。外婆也不屈服，而是搬家離開這個“紅頭阿三”，外婆敢愛敢恨。
外婆最驕傲的是，她在上海回舟山娘家探親，總要帶上許多禮物，有糖果糕點、花布毛線、香皂雪花膏等，給舟山娘家老少都有禮物。外婆說她不弱於男人，她勤勞節儉，能把一個家撐住。解放後外婆定居舟山，我還記得每天早上外婆給高齡的太婆梳頭敲背……可我和弟弟都被下鄉，沒有給外婆盡到一點孝心，連外婆臨終最後一麵都沒有見到。
還在上海解放戰爭時為逃避戰亂，外婆不舍離開自己的家鄉到台灣，寧肯回到舟山娘家定居，伺候太婆幾年直到送終。後來實行戶口限製，再沒回上海。為生計在舟山開家小店，可後來的小店被公私合營。外婆有老有小，無法去上班，隻拿到很少的一點賠償金，小店被充公。外婆從此隻好靠舅舅不多的生活費，和在上海掙來的一點積蓄，賣掉自己的首飾等來維持生活……和外婆相比，母親的懦弱，是我心裏永遠的疼痛！我始終不解，母親為什麽要保持沉默？
母親在青海教養四年後，釋放回到外婆家，看到我和姐姐都已失學，姐姐已經在碼頭搬磚打工。母親不甘心再耽誤我的前程，就想法送我去鄉下中學讀書（因為出身問題我不能在城裏讀書），母親沒錢就賣血幫我交學費和住宿費……在我上初三時，母親還專程去拜見校長，這件事她沒有對我細說。我想，母親一定是去詢問我畢業能否升學？我想校長也會直接告訴母親，上麵指示出身不好的學生不能上大學，母親是多麽失望。
接著文革開始學校停課，幾年後又因為出身，我的初戀被夭折。弟弟去黑龍江插隊，我還要去內蒙古軍墾。姐姐已經嫁給也是搬運工的姐夫。母親的三個孩子，一個臨時工，二個是知青，全都離開她，沒有了希望。
現在的孩子一出生，父母就寄托美好的希望，傾盡全力要讓孩子有出息。可那時我的母親，她是怎樣的失望？她的孩子都是臉上刺字的賤民，她隻有沉默。她的心在怎樣的痛哭？她從不罵我們一句，也不強製我們做什麽，她覺的是她害了我們。她把罪過都加到自己身上，她在我們麵前是那樣卑微，覺得對不起我們。而我卻在母親離開以後才漸漸醒悟，這一切不是母親的過錯！她沒有錯！是我淡漠母親，是我對不起母親，這是我無法彌補的懺悔！
而且，我以前也沒有關心過，母親在青海被勞教的幾年是怎樣度過的？母親自己也是極少提起。我隻記得母親說過她在青海，零下幾十度的冬天，被管教人員派到收割後冰凍的田野裏，抱著一個飯盒蹲在地上，撿拾遺落在地裏的黃豆。西北的寒風刀割一般，手腳凍得生疼，手指僵硬得撿拾不起那粒小小的黃豆。母親說她蹲在地上抱著飯盒隻會哭泣……
文革時，母親被當做批判的靶子，每天不是寫交代就是被拉出去批鬥……母親也不敢說一句怨恨的話，隻是在萬分痛苦的時候揪自己的頭發。那是在半夜一遍遍寫交代的時候，我醒來看見趴在破桌子上寫交代的母親，隻會在心裏暗暗傷心，卻沒有走過去抱抱母親，安慰她。現在我多想抱抱她，把我的溫暖給她，說出我心中的愧疚，請求母親的原諒，可母親已經不在人世。
如今我也身處晚年。每當我走到藍天下，走到海邊，望著蔥綠的遠山，呼吸著海邊清新的空氣，感覺心靈釋放時，不禁又會想起我的母親。那時我還在上班，下班後匆匆趕到養老院看望母親，扶著走路已經不太穩當的母親，陪她到外麵散步。我沒有太多的時間陪伴她，我還要趕末班車，不能耽誤第二天上班。我要送母親回房間時，母親拄著拐杖仰望著藍天，依依不舍地說外麵真舒服，空氣真好，藍天真美，還有晚霞……她不好意思地望著我，謙恭地要求我再待一會兒，再待一會兒。
如今我也老了，才體會到母親那微小的請求，對她來說是多麽珍貴！那是她人生最後的一點請求，在藍天下多站一會兒，多望望遼闊的藍天，多看看美麗的大自然，我卻沒有時間多陪她。她當時的神情是帶著微笑，像個小孩子一樣，癡癡地仰望著高遠的藍天和夕陽下的晚霞，至今留在我的腦海裏。如今我的懺悔有什麽用？母親已經離開我們，再也不能述說衷腸，再也不能陪她觀看晚霞……在天之靈的母親啊，您知道女兒今日的懺悔嗎？
母親從來沒有教育我們仇恨，也不說一句怨恨的話，她的一生就是默默的承受。直到晚年的孤獨實在難以承受，她就悄悄地斷食，結束了自己。
今日半夜醒來，夜深人靜，我又睡不著。窗外台風在呼號，我又苦苦思索，為什麽母親對自己的冤屈一直保持沉默？我也剖析自己，叩問世界，突然有所醒悟，是偉大正確的口號長期響徹在上空，是洗腦的教化，使這個用階級鬥爭的觀念被潑上汙水的家庭，使我淡化了家庭的概念，也使母親隻能卑微沉默。
後來，長期被壓在最底層、眾矢之的母親，為了生活，母親不得不嫁給一個又黑又醜，就像巴黎聖母院裏那個醜陋的敲鍾人的文盲繼父（繼父是個老實的好人，我沒有貶低繼父的意思，隻是講實話）。對這個低下貧窮又不是原生的家庭，我和弟弟無意之間有了抱怨和淡漠。以至當大批知青都返城回家時，我和弟弟都不想回家。而母親看到人家的孩子都陸續回家，她的孩子卻遲遲不歸，她又是沉默。她沒有呼喚我們回去，但她的心一定在流淚。（後來我在農場實在走投無路，才在1985年回到舟山。）是所謂革命的排斥，是無辜強加於她的罪責，把一個在30年代卷起個小包袱，也想偷偷跑去延安鬧革命的上海女學生，打成壞分子（外婆說是她奪下母親的小包袱，把她關在家裏，才沒有去成延安）。
一個女人被打成壞分子，社會該多麽鄙夷她，母親隻好緘口不語，隻有沉默。母親要走近我們的腳步被滯住，母親要貼近我們的心靈被壓抑，她有口難辯。同樣，我們不經意間的抱怨和冷漠，母女的感情也被褻瀆，我們有意無意地一直在傷害母親。今天，當我意識到這些，卻再也沒有機會讓我改正，唯有懺悔痛心！我有愧母親，我是不孝子孫！
我記得母親曾說過她經常在夢裏哭醒，那是苦難生活的烙印無法消除。就像現在的我，不由自主地會冒出一些悲傷的回憶，也時常會做一些不想做的噩夢，那是烙印在心靈深處的傷痕，難以抹掉……
外一篇
母親的清白
社會變遷，家人稀落，我隻曉得祖居上海。曾祖父叫張登賢，是清末舉人，他的座右銘是“練文習武，忠君報國”。
祖父叫張仲甫，追隨三民主義，曾在“三民新聞社”任職。父親三歲時，祖父被人槍殺在家門口。
上海人管祖母的妹妹叫姨婆，聽姨婆說：“張家的男人都不務家業，熱心救國在外奔忙，常不歸家。你祖母要操持家業，要擔憂家人的安危，積憂成疾而亡。她特喜歡孩子，家族的孩子們也都喜歡她，叫她好好姆媽。”
父親隻留給我一個名字: 張怡靜。這是他給我的全部的愛，希望我一生能怡樂安靜。
父親是個善良的人，上街看到受凍的老人，他會脫下身上的大衣披到老人身上。碰到到小乞丐，他會掏盡身上所有的錢給他們。每天晚上他會把小小的我洗幹淨，坐在床頭哄我入睡，然後再去伏案工作。對家裏的傭人也從不嗬斥，還辦免費夜校為窮人掃盲。他上的是教會學校，宗旨行善。
母親說本來家具已經搬上去台灣的輪船，因外婆不肯離開上海，母親不忍丟下寡居的外婆，也要留下。結果父親舍不下妻女，決定留在上海，因此喪命，時年父親才29歲！
我三歲失怙，但我思念父親，自我懂事以後就把父親的照片藏在身邊。可是文革那年，母親被運動搞得非常恐慌，把照片全部燒毀，一張沒有留下。如今我沒有一張父親的照片，但照片上戴著金絲眼鏡，和善麵容的父親一直留在我的腦海裏。
父親是1952年7月去自首的，他說曆史問題交代清楚就行，沒有死罪。他曾經在上海電報大樓供職，算是偽政府的高職吧。誰知這就是訣別。從此父親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就此失蹤。上海的姨婆曾讓家人在上海七個公審大會上四處尋找，均不見父親身影。
此間，上海的房產、廠房、學校均被沒收，母親才24歲。弟弟八個月，我三歲，姐姐五歲，在當時的高壓下，一家孤兒寡母唯有以淚洗麵，痛不欲生。外婆曾拎著父親的幾件換洗衣服，去提籃橋監獄探監，結果衣服被丟出來，回答是一聲嗬斥：“此人死啦！”父親的死，沒有一紙通知，不知死在何時？不知怎樣死的？母親小心翼翼地去問單位，也說被鎮壓了，從此母親再不敢提起此事。
母親是反革命家屬，遇到的都是憤怒的眼光，她隻能低頭。（當時的肅反運動死個反革命無所謂，不明真相的群眾打死人也是不用償命的。）父親從此離開了我們，但他永遠活在我的心中，是我一生的思念! 我愛父親，我相信父親是個好人，我為父親喊冤 。
父親走後，家就靠母親來支撐。當時父母在北方工作，一家五口加上保姆，熱熱鬧鬧的一家人，刹那間天崩地裂。父親走了，保姆辭了，母親一個人帶著三個幼小的孩子，又要上班。她隻好把在舟山娘家的外婆叫來北方，把我和弟弟帶去舟山撫養。母親在火車站送走我們的那天，哭得抱著電線杆直撞頭，一家人隻剩下她和五歲的大女兒，她恐慌又揪心，不知以後的路怎麽走？淒慘的哭聲引得周圍一群旅客關心詢問，可是母親睜著淚汪汪的眼睛，說不出一句話。
那時的母親年輕漂亮有文化，嗓音很好愛唱歌，被單位宣傳隊看上，叫她參加宣傳隊排練節目。因為經常演出，母親拍了不少劇照，可是在文革那年都被她燒掉，一張沒有留下……雖然在政治的高壓下，母親是個被排擠的小角色，但男人們的眼睛卻圍著她轉。解放初期的婦女大都沒有文化，許多長官的老婆都是包辦婚姻許配的小腳女人。在這些女人的眼裏，母親就是禍水。
有個科長和母親同在一間辦公室辦公，俗話說寡婦門前是非多，難免有閑話。有一天母親下班回家，老遠就看見掂著小腳的科長老婆手提菜刀站在我家門口，嚇得母親不敢回家。當時的母親並不想改嫁，她一心想回到生她養她的上海，她知道再也找不到像父親那樣疼愛她的男人。在北方，孤兒寡母的日子使她終日提心吊膽，終於她辭退工作回到上海，誰知在上海等待她的又是一場噩夢。那時的上海還有私立技校，母親為能找到新的工作就去上學，遇到個還在開辦私立工廠，並兼當教師的男人，姓鬱。
母親是個小家碧玉型的女人，很單純，沒有政治頭腦。外婆隻有她一個女兒，外公在時家境不錯，從小寵愛她。父親也寵愛母親，他們是自由戀愛，母親是在父親辦的夜校認識他的。嫁給父親後，父親對她百般嗬護……父親突然走了，母親天塌一般，她不知今後該怎麽辦？她不知再嫁人要有政治的庇護，她對越來越慘烈的政治空氣一點不敏感。當時的上海正在取締私營公司和地下工廠，母親卻認為找個有技術的男人，就可以幫著養活她的孩子，就與鬱結了婚。
誰知早有人盯著他們，婚後沒幾天，母親與鬱一同被抓，被塞進悶罐車，押往大西北勞動教養。那是1958年（上海正在搞運動，將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趕出上海，建設一個“紅彤彤的大上海”），母親卻認為是鬱害了她，在教養所和鬱解除了婚姻。
我想母親在教養所一定受盡了非人的淩辱，回家後她緘默閉口，一字不提在西北被強迫勞教的事情。幾年殘酷的勞教使母親一蹶不振，從此更加卑微屈從，把自己歸零，一切聽從外婆的安排。
那時的舟山還是個與大陸隔離的海島，沒有電燈和自來水，閉塞落後。外婆買了架縫紉機，叫母親坐在街頭縫補為生。母親漂亮文雅，又是上海女人，在街頭一坐，引來不少閑散男人。母親不會縫紉，為了生活隻好硬著頭皮操作，又要應付那些男人的幹擾，回家就和外婆哭泣，不願幹那街頭的行當。外婆無奈，又托人去找需要保姆的人家，讓母親去當保姆。男主人是鎮幹部，有二個孩子在上學，母親有文化講衛生，還能輔導小孩學習，男主人很滿意。可是女主人不高興，還吃醋，嫌棄保姆比她漂亮還有文化，母親隻好回家。
後來，母親被教養的事情再瞞不住，更招來周圍的非議，有親戚怕受連累也開始疏遠我們。母親隻好出去打工、曬魚鯗、給人洗衣服……終究不是長計。外婆一年年老下去，擔心自己死後我母親連個家也沒有，就逼她改嫁。可是一個被教養過的女人，背著兩大政治包袱，又帶著三個孩子，誰敢娶她？那時我剛上中學，聽得母親經常和外婆哭鬧，還常常跑去海邊呆呆地坐著。
一天，我偷看到母親的日記上寫著想跳海自殺，我好害怕失去母親，哭跪在母親麵前乞求她別拋下我們……那天，我和母親和外婆抱作一團，哭得天昏地暗。外婆開始積極托人給母親找男人，條件是：出身好，人老實，有單位就行，什麽文化，長相和年齡一概不挑剔。
那年夏天，我在鄉下的中學，母親來信說你放假不要再去定海外婆家，來媽這裏吧，媽改嫁了。那天，當我徒步走到母親說的勾山鄉，走進一間租來的民房時，看到一個黑醜駝背的男人坐在椅子上，眯著小眼睛望著我笑。母親不好意思地叫我喊他阿爸，我尷尬地站著，終究沒有喊出口。我跑出門外，躲在一角，為母親嫁給這樣一個黑醜又沒有文化的男人痛哭一場。
從此，母親給我改姓繼父的姓，因為繼父是貧農出身，母親想讓我今後有出路。可是血統論使我脫離不掉這個狗崽子的烙印，我血管裏流淌的血不是貧下中農的血液，就是低賤的狗崽子。
繼父憨厚老實，從不欺負人，母親和繼父又生下一女。繼父在公司門崗工作，工資很低。為生計母親去做家屬工，站在高高的船架上日曬雨淋地拿著榔頭敲鐵鏽。那時我已經從內蒙軍墾調到漢沽農場，探親回來看到母親破衣爛衫，滿身鐵屑，曬得像個黑人，咧著一口白牙衝我笑，我心裏真不是滋味……
但令我更痛苦的是母親的精神已經被徹底摧殘。文革開始，母親就成了靶子被批鬥，並責她一遍遍寫交代。人說時間是治療傷口的良藥，可造反派卻每天逼迫她，要寫清楚那些說不清、又不堪回首的往事，這無疑是往母親的傷口撒鹽……寫交代開頭首先要寫上：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結果，直到文革結束以後多年，母親給我寫信仍以：“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萬歲”開頭。每次拆開這樣的信，我的心就痛得發抖。我回信說文革已經結束，母親可以不用再寫萬萬歲。可母親還是要寫上偉大萬歲，母親的靈魂已經匍匐在地，再也站不起來。
晚年，母親開始信奉那些漁民家屬，她們大多數是當年批鬥過母親的造反派，大都是文盲。她們說母親罪孽深重，要向菩薩贖罪，母親就和她們一起穿上黑袍，去燒香拜佛，去過十橋，不顧身體虛弱也吃素打坐，漸行漸遠，任我說破嘴皮也拉不回她的癡迷。
被異化的母親，開始受到家屬們的接納，不再歧視她。母親每天閱讀經書，家中經書成堆。家屬們念經遇到不認識的字，就上門來討教。誰家有喪事母親就去陪喪，念經，送喪禮，家屬們開始對母親有了幾分敬意，母親似乎得到安慰，與她們徹底同化。後來，在我下崗去寧波打工時，母親坐禪，斷食身亡。
當我得知噩耗，母親的遺體已經火化。家屬們為她念經三天三夜，她們說如果母親在陰間得道升天，就會庇護她們。看我不領悟，她們還解釋說，你母親如果在陰間做了官，就象公司的領導，可以保佑她們的家人升官發財。我哀從心來，愚昧殺人！母親是被愚昧包圍歿害……
那天正好是九月重陽的傍晚，我一個人走在公園裏，自責沒有嗬護好母親。想到雙親臨終時都沒能見上一麵，心痛如絞，涕淚交加，竟忘了邁台階，一下摔倒在地，我幹脆坐在地上痛哭失聲。好心的路人圍過來看我腳腕扭傷，腫的像饅頭，幫我叫來三輪車，其實我痛在心裏。
母親的教養問題終在三十年後的1985年，上海公安局虹口分局寄來一份薄薄的紙函說：“母親的勞教經複查是不妥，現撤銷對母親的勞教處分。”三十年後的一句不妥，一張薄紙，就是母親的平反。可母親的一生已經毀了，何以糾正？何以還她一生的清白？
後記：我買過一本《非正常死亡》的書，1986年出版的。上麵記載了十幾位被文革殘害致死的作家、演員、體壇健將、鋼琴家等。其中有老舍、傅雷、楊朔、趙樹理、顧聖嬰、榮國團等。他們投湖、上吊、跳樓、喝藥，不堪受辱，被迫結束自己寶貴的生命。有人說一個人的遭遇是悲劇，許多人的遭遇就是曆史。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修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