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中共執政是不講法律的，特別是在其執政早期，一紙簡單的命令，下麵的官員就可以開殺戒了。這種荒謬特別表現在五十年代初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毛澤東曾說，並且是鼓動地提出，全國要殺五十萬“反革命分子”。
因為沒有法律，執行起來全憑一紙命令，誰該殺誰不該殺全部由地方首腦來決定。四九年五零年代，中共的縣長同時也兼任縣法院院長（這在當時應該是普遍現象-待查）。生殺大權全部由一個人決定。因為鎮壓反革命的一紙命令沒有辦法做到巨細的條款，執行起來各地的差別就很大。因此同樣一些國軍的抗日軍人，運氣不好時，遇到有些地方執行命令比較激進，殺紅眼了，殺人無數，那他們就必死無疑。但也有地方比較保守比較人道的，有些人就活了下來，或者隻蹲了幾年監獄。
我父親四九年時就擔任縣長和縣法院院長。七十年代我在學校上的政治課有講鎮壓反革命。我回家問父親，你那時候槍斃過人嗎？他說沒有。我有點失望轉身想走，父親卻突然跨前一步對我說，（原話）其實從後來的情況看，很多人都不應該死的。父親的話對我震動很大。我直到現在都很感謝我父親。我問問題，他要麽不說，要麽嫌我煩，但告訴我的事從來不說假話。
這種“運動式”的打擊政治對手，一直延續到了改革開放年代，甚至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