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與中國經濟
來源：《文史哲》1995 (5) :3-9 作者：朱玉湘 2017-06-05 09:45:33
內容提要：抗日戰爭對中國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中日經濟力量的懸殊，是日本敢於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的基本條件，日本侵華戰爭的殘酷破壞，野蠻掠奪，給中國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大大地延緩了中國現代化和工業化進程。抗戰期間，中國人民開展了對敵經濟鬥爭。國民政府通過建立大後方基地、采取有利農業發展的措施、實行經濟統製政策等，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通過開展對日物資禁運、破壞敵偽掠奪計劃、發展生產、貨幣鬥爭、貿易鬥爭等措施，打破了敵人“以戰養戰”政策，增強了抗戰的經濟力量，為最終取得勝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了新的侵華戰爭，經過中國人民的八年浴血奮戰，以中國的完全勝利而結束。然而這個勝利的取得是付出了高昂代價的。從八年中日戰爭與中國社會經濟關係來看，有不少值得深思和借鑒的問題。
一
日本侵華戰爭是日本法西斯政治的繼續，也是經濟關係的產物。
日本是一個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一開始就實行先強兵而後富國的軍事冒險的軍國主義政策。1875年，日本通過《朝日江華條約》，加快了對朝鮮的掠奪和剝削。1895年通過甲午戰爭，日本從中國割去台灣和澎湖列島，獲得了2.3億兩白銀的賠款，並以此為基礎，實行金本位，一躍而為殖民主義國家。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日本從俄國手中搶到旅順、大連和南滿鐵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又從德國手中取得中國的膠州灣。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不斷得逞，其侵略野心越來越大。1927年《田中奏折》提出“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主張，反映了日本對華侵略的方針政策。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給日本以沉重的打擊，加深了日本內在矛盾所引起的經濟、政治危機，加快了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的步伐。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中國東北。日本多次嚐到了發動侵略戰爭的甜頭，戰爭是日本資本積累的泉源。
1936年5月，日本法西斯軍人控製下的廣田內閣恢複了“海陸軍大臣必須由現役中將以上者充任”的舊條例，軍部直接掌握了國家一切大政方針和國家預算的決定。同年8月7日，廣田內閣確立了“一方麵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麵向南方海洋發展”的侵略方針，同時提出“首先使華北迅速成為防共親日滿的特殊地區”①。日本軍人政權鞏固的過程，也就是強化法西斯統治瘋狂地對外擴軍備戰的過程。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的創傷尚未醫治好，1937年又爆發了新的危機。德、日、意法西斯國家受到日益迫近的經濟危機的威脅，加緊準備和擴大侵略戰爭。尤其是日本軍國主義者深感無力從經濟上與英美進行旗鼓相當的競爭，轉而用軍事的手段，分割世界。
當時，日本帝國主義者敢於把爭奪世界霸權的戰爭矛頭首先對準中國，主要是由中日雙方力量對比決定的。
戰爭的發生與發展總是以一定的經濟實力作為物質基礎的。中日戰爭是一個帝國主義強國對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國的戰爭。毛澤東說，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個著名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個。這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基本條件，戰爭的不可避免和中國的不能速勝，就建立在這個日本國家的帝國主義製度及其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上麵。”②全麵侵華戰爭開始前，日本的軍事力量，在數量與質量上都比中國占優勢。日本有陸軍常備師17個師團。日本海軍居世界第三位，擁有190餘萬噸位;陸海軍航空隊共有飛機2700架③。中國的陸海空軍，無論質量或數量都遠在日本之下。抗戰開始時，陸軍能使用的步兵為89個師又9個獨立旅，騎兵9個師、炮兵2個旅又16個團，海軍隻有5900噸位，空軍飛機共有600架，能用於作戰的僅300架④。中國軍隊裝備差，與經濟力量弱有很大關係。中國的工業、技術都很落後，所有的重武器和新式武器，自己不能製造，都靠從國外輸入。日本是一個工業化的國家，1937年國民收入總額188億日元，其中工業產值為130億元;而中國則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現代工業隻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0%，產業(包括工礦、交通)資本僅有17.7億餘元國幣。1936年，日本的鋼產量已經達到518.9萬噸，而中國僅4萬餘噸。現代戰爭是軍事力量的競賽，也是經濟力量的競賽，中日雙方力量懸殊，是日本軍國主義者敢於迅速發動全麵侵華戰爭的基本依據。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一開始就得到英美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在經濟上和軍事物資上的幫助。據日本工商省統計，美國對日軍需品貿易占其全部對日貿易的比率：1937年為33.5%;1938年和1939年都為34.4%;1940年為38.7%。日本的重要軍事物資，如石油、鋼鐵、飛機、汽車等有許多是美國輸入的，1938年美國輸日作戰物資竟占日本全部消耗的92%。但自1940年美國對日本實行禁運石油，使日本需要石油為動力的飛機、戰車、軍艦和一切現代化工業設施，在兩年之後因貯存的石油耗盡，無法啟動。資源匱乏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致命傷。為此，日本侵略者在戰爭開始時提出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和“三月亡華”的口號;中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又在經濟上提出“以戰養戰”的新戰略，以達到其滅亡中國的目的。
二
日本侵華戰爭，對中國的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破壞。
中日戰爭爆發後，沿海6省重要港口島嶼，相繼陷落。以省論，淪陷區已遍及13個省，都是我國經濟發達的地區。華北、華東、華中各省占全國工業的90%，上海則是我國的工業中心。淞滬戰役曆時3個月及稍後時間內，上海工業損失，據上海社會局和日本大阪貿易調查所估計為8億元法幣⑤。另據統計，上海在抗戰期間公私受損失者9508戶，直接損失896136662880元⑥。全國930座城市被占領，工業損失嚴重。上海以外的長江下遊三角地帶，僅工業設備損失一項即達抗戰前的50%。以業別而論，全國紡織業毀損設備在六成至十成者，約有紗錠298195枚，線錠27780枚，織機2999架;毀損較輕在二成至五成之間者，約有紗錠522344枚，線錠47060枚，織機6915架。染織業損失占全國該業總資本的80%以上，橡膠占該業總資本的70%，造紙業損失64.6%，機器翻砂業損失70.7%，煙草業損失48.5%⑦。繅絲業的損失，僅上海市被毀絲廠達33家，毀壞機器6838部，蘇州、杭州、盛澤和湖州的電織機，比抗戰前減少55%。1939年整個華東地區約產綢273萬匹，到1940年的產綢量下降為100萬匹，1942年減至1939的1/100⑧。日本侵華戰爭，使中國少得可憐的工業生產元氣大傷。
抗日戰爭爆發後，關內廣大農村很快失陷，在日本侵略者的破壞下，同樣遭到了嚴重損失。據國民黨政府農本局1939年的報告，全國76億多公畝的耕地中，有40多億公畝遭到破壞，全國2300萬頭耕牛中，有800萬頭受到損失。其中山東省牲畜損失在300萬頭以上⑨，占抗戰前全省牲畜500萬頭的60%。主要農產品的損失產量，最少的為19%，最多的竟達80%。日本在關內的移民，已由戰前的8.6萬餘人增加到1941年秋的67萬多人。這些移民的耕地和住房所用土地，都是從中國農民手中奪來的。日本還把強占的耕地開辟為農場，華北的“中日實業公司”通過偽政權沒收了軍糧城、茶澱兩大農場，共土地5.6萬畝;冀東種植公司所組織的“東洋民生農場”霸占的民田數萬畝，1940年日偽所辦“墾殖公司”成立後，又圍占河北沿海一帶農田100萬畝、冀東沿海一帶農田700萬畝。在晉察冀邊區，日軍共占耕地140多萬畝⑩。1943年，日軍在山東修建據點2184個，封鎖溝封鎖牆共8494裏。除新築公路和飛機場不算，僅上述兩項占地109106畝(11)。據1942年底不完全統計：日本在華修成的鐵路、新修公路汽車路、鐵路兩旁的護路溝、公路汽車路兩旁的護路溝、封鎖牆以及鐵路公路與護路之間的占地，六項合計達46332000畝(12)。日軍為了修築工事、公路網、封鎖溝等，經常大量征用各種夫役。日本華北方麵軍參謀長安達二十三也承認：“由於協助作戰的農民作出犧牲，提供義務勞動，在治安區和非治安區中間，挖掘的隔斷壕，總長達11860公裏”(13)，“以井陘地區中隊所承擔的正麵封鎖線約90公裏為例，施工實用70日，共需10萬人。”(14)在抗戰八年中，晉察冀遊擊區被日軍抓夫要工36120萬個，每個勞動力一個月要為敵人服役9天，多的竟達23天。為了補充城市勞動力的不足，日軍在關內占領區掠奪青壯年勞力。據“華北勞工協會”供稱：從1937年至1942年6年間，僅華北地區就有529萬人被抓捕或誘騙去東北、朝鮮和日本作苦力(15)。更為殘暴的是，日軍用燒殺掠劫的方式把城市及交通線附近的農村，化為荒蕪的曠野。在華中，敵人占領初期在江蘇江寧、句容、溧水、江浦及六合(半個縣)，屠殺的無辜農民達4萬人(16)。抗戰八年期間，在華北被日偽直接殺害的達72.6萬人，被虐待致死的為33.2萬人。1946年4月，山東人民政府公布八年全麵抗戰中解放區人民各種損失統計：死亡895714人，占全省解放區總人口的3%;傷殘1610883人，占總人口的5%;被抓126萬人，占總人口的4%;損失牲畜290萬頭，糧食1450萬斤，農具5900萬件，房屋580萬間，衣服8700萬件，豬羊2640萬隻，雞鴨14500萬隻(17)。關於抗戰初期我國農村損失的一個典型統計，是史邁博士受南京國際賑濟委員會的委托，於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間，在上述江蘇省江寧等4個半縣的鄉村調查，“農家所受損失：房屋2400萬元(平均每家損失192元)，牲畜670萬元(平均每家損失36元)，農具損失524萬元(平均每家損失28元)，藏穀420萬元(平均每家損失23元)。總計4100萬元，平均每家損失220元。”(18)以南京附近損失計算，全國損失達73億元左右(19)。據韓啟桐先生考訂，南京附近各縣每戶平均損失不動產260元，動產152元，合計416元。淪陷區原有住戶42975千戶，損失不動產5090051千元，動產4568993千元，合共9609044千元(20)。其中積儲穀糧與作物2項，屬於資源損失，另作統計。
日本侵略者對淪陷區資源的掠奪更是敲骨吸髓。中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提出“開發重於封鎖”、“建設重於破壞”的掠奪口號，其掠奪的特點，“由平麵開發改為重點主義的經營，即日人限於資力為準備戰爭之迅速奏效起見，其積極經營的對象，局限於淪陷區的重要資源，所謂二白(鹽及棉花)二黑(鐵及煤)”四大主要原料品。其他如糧食、茶葉、蠶絲、林木、牧畜、漁業以及稀有金屬都在掠奪之內。八年內資源減損合計美金(1937年7月幣值)6485741000元。全國公私財產直接損失31330136000元。淪陷區稅收損失，敵偽發鈔、公債人之賠償要求，合計4526792000元。中國對日作戰國庫之經常及非常支出合計1608019000元。海外華僑戰時損失628868261.96元(21)。在1951年2月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第一屆會上，我國代表團團長郭沫若指出：“在八年的抗日戰爭中，據不完全的統計，中國損失生命1000萬以上，公私財物損失約值500億美元(22)。1991年11月，國務院辦公室發布的《中國人權狀況》一文，更明確指出：“在1937年開始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麵侵華戰爭中，2100餘萬人被打死打傷，1000餘萬人被殘害致死。”“中國有930餘座城市被占領，直接經濟損失達620億美元，間接損失5000億美元。”(23)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八年侵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難以精確計算的空前浩劫。它不僅使中國人民的無數生命財產遭受到慘重犧牲和損害，更使辛亥革命以來逐步展開的中國現代化與工業化運動中斷，有人認為使中國工業化進程至少推遲50年(24)。日本侵華戰爭的破壞，大大延緩和推遲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
三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不僅使中國人民遭受了空前災難，而且直接威脅著國民政府的經濟及其統治地位，促使其對日作戰。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頒布了《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購買外匯清核辦法》、《戰時管理進出口物品條例》等一係列涉及重要企業和物資、資金的政策法令，在國統區嚴查敵貨，禁止從日本和它所控製的地區進口一切商品，嚴禁資敵物資外運;在各戰區設立經濟作戰處，負責對日經濟作戰。1941年3月，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提出了確立以實行對敵經濟鬥爭為主要內容的戰時經濟體係的方針。國民政府為了對日經濟作戰，采取了如下主要措施。
(一)建立大後方作戰基地。1938年3月，國民政府改組資源委員會隸屬經濟部，資委會由一個“籌劃經濟動員而兼事經濟建設之機關”轉變為“純粹國營工業建設機關”。從1938年至1945年，資委會在西南和西北後方新設工礦企業達115家。據1942年的統計，在後方3700多家工廠中，公營的不過600餘家，但資本則占69.85%，動力設備占42.2%(25)。國家資本主義在工業中確立了統治地位，其中發電、機器製造與煉鋼等都是反對日本侵略者不可少的物質資源。
資源委員會還主管沿海工廠內遷工作。從1937年7月至1940年底，得到政府直接資助私營關鍵性企業工廠共有448家，合計機器設備總重量達127300噸，一般私營企業工廠191家，機器設備達46400噸，技術工人約12100餘人(26)。沿海工廠企業的內遷，建立西南民族工業基地，不僅保障後方軍需民用的供給，有力地支援了國統區的民族抗戰，而且初步改變了全國工業的布局，改變了內地經濟結構，加快西南西北地區經濟建設的步伐，促進了後方經濟近代化的進程，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有深遠的曆史意義。
(二)采取有利農業發展的措施。為了保證軍需民用，國民政府重視農業的開發。1938年4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會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決議案》和《戰時土地政策草案》。前者要求“以全力發展農村經濟，獎勵合作，調劑糧食;並開墾荒地，疏通水利”為中心工作。後者規定了設置土地銀行、發放農業貸款，沒收漢奸土地，征用荒地分給烈屬、難民，地租不得超過地價的7%，嚴禁任意撤佃抗租，比戰前的《土地法(草案)》前進了一大步。這為開發大後方的農業打下了基礎。四川、雲南、貴州、湖南、陝西、甘肅6省耕地由1934年的229591千畝增加到1946年的322825千畝，平均增加40%左右(27)。四川省從1938年至1943年6年間，因興修農田水利，擴大灌溉麵積50多萬畝，甘肅省灌溉麵積達140萬畝。
總體而言，抗戰期間大後方的農業有所發展。以四川、廣西、雲南、貴州為例，稻穀的產量超過抗戰前農業產量最高的1936年，1938-1942年5年共增產稻穀34017504千市擔，平均每年增長36.6%，小麥增產6748284千市擔，平均每年增長15.4%;棉花增產6757千市擔，平均每年增長54.6%(28)。糧棉產量較大幅度增長，為軍需民用提供了保證，對堅持抗戰有重大意義。
(三)實行經濟統製政策。國民政府針對日本封鎖中國海陸交通、接收海關統製貿易和大肆走私活動，實行經濟統製政策。國統區戰時經濟統製包括工礦業、金融業、對外貿易和國內商業等，範圍很廣，從生產到流通領域都在政府管製機關控製之下。盡管這種統製政策有過許多弊端和消極作用，但國民政府對主要物資進行統製是戰時經濟體製的一項重大措施。
1938年，國民政府在實踐中認識到管製對外貿易的重要性，將原屬資源委員會的貿易調整委員會，改稱貿易委員會隸屬於財政部，並將國際貿易局並入，總攬一切有關對外貿易的行政大權，下設複興商業、富華貿易和中國茶葉三個專業公司，對國統區的絲、茶、桐油、豬鬃等主要出口物資進行統購統銷。資源委員會對鎢、銻、錫、水銀、鉍、鉬6種礦產進行控製，凡未經該會許可者均不得出口。這6種礦產品的出口是用來償還美國貸款以及履行與英國、蘇聯所簽訂的易貨協定的義務。在戰爭期間，政府管製對外貿易比較有效，因為這不僅防止戰略物資資敵，而且經營者在財政上和運輸上能夠得到便利，並免冒匯率或世界市場價格波動的風險。隨著戰爭的發展，淪陷區擴大，貿易委員會大力開展戰區物資搶購工作，並把這項工作視為“經濟戰之重要措施”。對外貿易委員會從成立時起至1945年止，收購外銷物資，有桐油183萬公擔，豬鬃8萬餘公擔，生絲2.6萬餘公擔，茶葉100萬公擔，獸皮680餘萬張(29)。1938-1941年，資源委員會出口的礦產品約值4276萬美元，貿易委員會出口的農副產品約值4362萬美元，二者共占本期出口總值的75%(30)。國民政府對主要物資進行統製，出口農礦產品換回軍火和物資，對支持抗戰和活躍後方經濟，起了不小的作用。
國民政府對主要商品糧、油、花紗布等管製也是必要的。如由棉花統購統銷進而實行“以花換紗，以紗換布”的辦法，不僅對於彌補戰時龐大的財政支出、維持戰時貨幣金融體製有益，而且有利於保證有足夠的開工原料和防止廠商以原料進行投機。國民政府對鹽、糧、火柴、煙類等日用生活用品的專賣政策，盡管因缺乏有經驗的經營專賣商品的機構和人員素質差，在實行過程中出現不少問題，但對保證軍需民用、增加戰時財政收入和穩定市場物價，同樣起了好的作用。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敵後先後建立大的抗日根據地19個。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自由民主的經濟政策。這種政策的目的一方麵保障各階層人民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束縛，能獨立自主地發展;一方麵團結全民族的經濟力量，與敵人作堅決的經濟鬥爭，求得自給自足，保障持久抗戰的物資需要。
各抗日根據地針對敵人“以戰養戰”的政策，開展對日物資禁運，破壞敵偽掠奪計劃，用一切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力量去阻礙、削弱、破壞敵人在淪陷區的一切經濟上財政上的設施與經營。從1938年至1940年初，共產黨領導下的山東鐵路和煤礦工人，在膠濟津浦兩條鐵路上，炸毀日本機車80餘輛、車皮330餘節、電壓車13輛、鋼甲車14輛，炸毀鐵橋20餘座，破壞沿線鐵路100餘裏(31)。1941年冬山東著名的鐵道遊擊隊，截獲四節貨車的棉布千餘匹和軍服、被子等物資，解決了一個軍區、三個軍分區部隊的冬裝問題”(32)。針對敵人對抗日根據地采取“三光”政策，抗日武裝幫助農民搶收農作物，或幫助群眾堅壁清野，使敵人從根據地掠奪的物資大為減少。各抗日根據地的對敵經濟戰，是在不斷實踐和摸索經驗的基礎上，從發展生產、貨幣鬥爭和貿易鬥爭三個方麵開展的。
(一)發展生產。為了支持長期的抗戰，和敵人進行殘酷的鬥爭，必須發展生產。為了提高群眾抗日的積極性和生產的積極性，抗日民主政府注意改善舊有的各階級間的經濟關係，改善舊有的經濟束縛與壓榨，實行減息與低利借貸，改善了租佃關係和借貸關係;改善勞資關係，改良工人待遇;特別是確立“農業第一”的指導方針，增加農業貸款，提倡精耕細作，獎勵互助合作，開展生產運動。針對日偽頑經濟封鎖和戰爭破壞，抗日根據地開展的以軍隊和機關為主以自給為目標的大生產運動，經過軍民幾年的艱苦奮鬥，取得了輝煌成績。如陝甘寧邊區的糧食產量，1938年為6.5萬噸，1943年達到9.2萬噸，自給有餘。到1945年，晉察冀和冀魯豫邊區自己動手，克服困難，不僅度過了財政難關，還為爭取邊區經濟的自主奠定了基礎。
(二)貨幣鬥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把幾十億元法幣運到國統區和抗日根據地，用來攫取大量的物資，擾亂我金融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各抗日根據地實行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對敵貨幣鬥爭，1943年在全省大部分地區取得勝利。這年夏季，抗幣(北海幣)的幣值與法幣相等，到了冬季，抗幣同法幣比價就變為一比六，幾億法幣被排擠出根據地市場，換回了大量的物資。在冀魯豫邊區，1942年9月15日頒布了《冀魯豫區統一市場貨幣暫行實施辦法》，宣布凡在本區內一切公私交易各款，一律以魯西銀行鈔票為本位幣，所有法幣及偽鈔雜鈔，一律停止流通。經過半年的艱苦鬥爭，終於趕走了法幣，肅清了偽幣和土雜鈔，建立了統一的抗鈔市場，取得了鬥爭的勝利。在晉察冀邊區的鬥爭方針是：堅持邊幣陣地，掌握邊區物資，打擊偽鈔，並巧妙地利用偽鈔套取敵偽掌握下的物資，調節邊區市場，保證軍民必需品之供給。到1940年底，抗幣已經走上一元化的地步，在邊區的偽鈔、土票雜鈔已經完全被打擊出去(33)。在蘇中地區，貨幣鬥爭的基本方針是逐步確立抗幣本位，在一定條件下聯合法幣打擊偽幣，驅逐偽幣，並將抗幣與根據地主要物資聯係起來，使之成為根據地市場的物價尺度。
(三)貿易鬥爭。抗日民主根據地對敵經濟鬥爭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與敵人爭奪物資，並在敵占區設立物資收購與轉運機構，同日偽爭奪物資。貿易鬥爭的方針，則為切實掌握根據地的物資嚴格執行以貨易貨政策，有計劃地進行敵我的物資交換和根據地之間的物資交流，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和掠奪，達到調劑供求，平衡物價，發展生產的目的。華中抗日根據地蘇中地區一分區的糧食，二分區的鹽棉，三分區的豬、油、酒，既為我軍民所必需，也為敵人所需要。我們切實掌握了上述物資，才能主動有力地向敵人展開貨幣鬥爭和物資交換。而敵我物資交換，又不是根據一時的貨幣價格，而是依照實物比例作標準。敵我區交換平均比例是：一比八，即一令白報紙可換八擔稻。當時之所以用敵我區的平均比例，作為敵我物資交換的比例，是因為敵區的一比六和根據地的一比十，這中間的差數“四”是包括有該兩種物資來往的運費、稅捐，法幣與偽幣的比值差額和商人的超額利潤等在內。用平均比例作標準，就是減去兩種幣值的差額和商人的超額利潤，而承認其必需的運費捐稅以及平均利潤。從敵區取得我們所需的物資尤為艱巨。新四軍經濟委員會為此而在上海、江陰等地設貿易局和辦事處，每天獲得物資達到20萬日元以上;南京20幾家商店每月向江北解放區運送價值40-50萬日元的棉布、食鹽、石油及其他日用品(34)。這種貿易鬥爭，既增強了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力量，又擴大了日偽的物資缺口，破壞了敵人對我的經濟封鎖。
中國對日本經濟作戰取得的勝利，加速了敵人“以戰養戰”政策的破產，增強了中國人民抗日的經濟力量，為戰勝日本侵略者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