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法治：高院應禁止庭審時嫌疑人穿囚衣戴手銬

  8月22日上午，濟南中院一審薄熙來貪汙受賄案。離開政治舞台一年多的薄熙來常裝出庭，除了略顯憔悴，其他地方與普通人無異。隨後幾天的庭審，薄熙來保持了同樣的著裝風格。法庭這一安排，獲得了社會各界普遍讚許，認為在法庭文明方麵，中國法治又邁出了可喜一步。

  9月25日上午，北京中院一審韓磊摔嬰案。受到全社會強烈譴責的韓磊著藍色囚衣出庭，神態正常。與濟南中院不同，北京中院似乎不在意法庭“文明”問題，也許是因為此案嫌犯韓磊民憤極大，令其著常裝可能會引起公眾反感。

  薄熙來韓磊二人，隨後都被各自法庭一審裁決有罪。法庭宣布裁決後，兩個人被當場戴上手銬，由法警監押入獄。

  10月26日早上，中央電視台公審新快報記者陳永洲。幾天來風靡世界的陳永洲，穿囚衣剃光頭戴手銬，著監獄內刑事罪犯全副行頭出鏡。在全國公眾通過電視知道陳永洲的罪犯身份後，陳被帶走由警方繼續刑事拘留。

  與薄熙來韓磊不同，電視公審時，陳永洲尚未受到檢方起訴。檢方一旦正式起訴，陳永洲依法還要有自己的辯護人，還要經過完整的司法程序，最後由法庭考量控辯雙方證據，認定受賄事實確實成立，才能正式定罪。

  2013年度可謂中國司法年度，若幹大案子下來，關注中國法治的各界人士議論紛紛。許多人難免有一個疑問：根據當代法庭文明，究竟應當如何安排嫌疑人著裝與戒具 --  濟南模式？北京模式？還是中央電視台充當臨時法庭時的公審模式？

  其實，這個疑問本身就是誤解。嫌疑人在法庭的著裝，與所謂的法庭文明，沒有絲毫關係。有關係的，是構成現代司法理論之靈魂，現代法治觀念之基礎的四個字：無罪推定。

  下麵我從國外國內兩個不同視角，說明本文要闡述的嫌疑人在法庭的著裝問題。國外部分以美國司法為例，不管怎麽說，美國法治是非常成熟的，這一點估計沒有異議。

  喜 歡看美劇的人，可能都會記得有些美劇中的法庭場麵，嫌嫌疑人個個衣冠楚楚，即使是平時不會穿正裝的藍領工人也不例外。那麽是不是隻要進入美國法庭，嫌疑人 都是這副樣子呢？答案是否定的。美國法庭對於嫌疑人著裝並無規定，嫌疑人必須著正裝，隻是局限於有陪審團在場的情況下。

  在庭審開始之前，主審法官會向陪審團成員們解釋他們必須遵守的規則，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陪審團必須假定嫌疑人是無罪的。其實，早在複雜的遴選陪審團成員階段，法官就會剔除對案子已有先入之見的候選人。

  那麽，如何在司法過程中確保“無罪推定”的原則？這是由諸多司法程序加以保障的。在陪審團麵前，嫌疑人著普通服裝，免除戒具，就是一個必須嚴格執行的“無罪推定”司法程序。

  在美國，對於刑事嫌疑人，在押解途中，一般都要戴手銬，以防意外。但在庭審中，在進入法庭前，法警會去掉嫌疑人手銬，原因就是，手銬可能會給陪審團留下嫌疑人“有罪”的印象，從而違背陪審團必須“無罪推定”的原則。

  雖然表麵看來，似乎有些小題大作，但美國法庭絕不會忽視這項去除戒具的程序，因為任何微小的忽視，哪怕是純屬意外，都會構成嫌疑人將來上訴的依據。

  在沒有陪審團在場的情況下，嫌疑人出入法庭，服裝戒具都不會有什麽特別限製。

  下麵我舉個實例。【Johnny Lee HILL v. STATE of Arkansas （1985）】

  1981 年8月15日夜，阿肯色州居民約翰尼. 海爾與另一名同案犯，在小石城一家酒吧外，持槍搶劫了三位婦女，隨後開車將三人帶到荒野地區施以強奸。審判中，陪審團裁定海爾犯有兩項強奸，兩項綁架，兩 項搶劫罪，法庭隨後判處海爾總計135年徒刑。海爾不服判決，以三項理由提起上訴。其中一條是，在庭審期間一次午休時，海爾午餐後戴手銬穿過走廊返回法 庭。途中，經過陪審團所在休息室，海爾聲稱，有陪審團成員，看到了他戴手銬的場麵。雖然目擊隻是一瞬間並純屬偶然，但海爾認為，這還是足以構成陪審團員心 中出現“有罪”偏見，從而使得陪審團員無法維持“無罪推定”的原則。從而，本次審判應判定為誤審。

  上訴法庭駁回了海爾的上訴。法庭意見是，辯方提出陪審團內產生偏見，裁定陪審團“偏見”的舉證責任在辯方。辯方無法給出任何陪審團成員可能產生偏見的證據，甚至不能給出確曾有陪審團員目擊海爾戴手銬的證據。

  這個案例顯示了美國的“公檢”兩方麵，在處理案子時要多麽謹慎。一個似乎微不足道的程序差錯，就可能導致前功盡棄。為什麽美國司法強調程序正義，要達到這樣一個我們看來荒唐可笑的地步？答案是，你如果想搞法治，除了絕對尊重程序，你沒有別的選擇。否則，就還是人治。

  回到國內現狀。

  法治在中國，還隻是一個目標，距離真正實現，還有很長的路。人們談論司法獨立，其實，司法獨立不僅僅是司法要獨立於行政幹預，也要獨立於民意幹預。應當說，在非政治敏感案子中，司法被民意綁架的現象，還是很突出的。

  最 高人民法院上周一頒布一份文件，強調司法審判要獨立，提出一些具體措施，這是好事。但與此同時，該文件也強調了要加強司法為民，要“通過微博、微信等公眾 易於接受的信息出傳播方式，對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和普遍關心的糾紛，主動、及時、全麵、客觀地公開相關情況，有針對性地回應社會公眾的關切和疑惑。”在某 種意義上，這等於進一步強化了民意對於司法的潛在影響。

  國情如此，不是哪個人能夠左右的。那麽在現有國情下，如何最大程度地貫徹“無罪推定”這一早在90年代就已被采納的極為關鍵的司法觀念？

  應 當說，中國司法中的很多方麵，“無罪推定”觀念已經在執行，比如罪犯現在被稱為犯罪嫌疑人，允許嫌疑人出庭著常裝，在法庭裁決有罪後，才給嫌疑人戴上手 銬，等等。當然，中國的事情總是帶有“特色”，講究“文明”如濟南中院，也還是不能免俗，一方麵，薄熙來著常裝免戒具，顯示法庭根據司法原則，假定他無 罪；另一方麵，找來兩個穆鐵柱般的法警站立兩側，顯示一定要壓住犯罪份子囂張氣焰的決心。

  考慮到民意嚴重影響司法這樣的國情，同時，為彰顯“無罪推定”這個極其重要的原則，建議最高人民法院明文規定：

  1.      各級法院在公開庭審的場合，允許記者發布文字圖片記錄的場合，尤其是涉及電視畫麵的場合，禁止對嫌疑人使用囚衣、戒具等物品，避免在公眾心目中造成“罪犯”印象

  2.      取消庭審時法警站立在嫌疑人兩側的習慣做法，這種做法除了象征嫌疑人有罪之外，本身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要知道，嫌疑人在法庭內施行暴力的可能，基本是不存在的

  3.      使得嫌疑人在法庭中，具有與控方同等的司法辯論位置。起碼要安排嫌疑人與辯護律師坐在一起，以便隨時谘詢

  過去若幹年中，中國公眾的法治意識，已經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隻要持續努力，一步一個腳印走下去，法治社會的目標，就會離我們越來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