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政治走開，讓足球回歸足球

請政治走開，讓足球回歸足球

 

 

亞洲之巔，兩番苦戰，兩場平局，恒大卻笑到了最後。舉國欣喜若狂，這是中國足球期盼已久的 盛宴。對此，央視特約評論員楊禹先生認為，這場勝利，不僅是“職業化的勝利”，“歸根結底，屬於祖國的勝利”。不難想見，這樣的宏論，在被斥為“民粹主 義”的公共空間，會迎來怎樣的笑罵。

不必否認足球與國家的關係。足球沒有國界，踢足球的人卻有國籍。天河體育場國旗飛揚，國歌 激昂，可見這一場勝利，國家的形象並未缺席。隻是，國家卻非勝利的主體：這是足球的戰爭，而非國家的戰爭。當國家壓倒了足球，球員和球迷的命運，就像綠茵 場上的皮球與草坪，從此淪為任權力擺布的道具。

何況，這是亞洲冠軍杯，而非世界杯；參加比賽的球員，代表俱樂部，而非代表國家。奪冠的功 臣，除了中國人，還有運籌帷幄的意大利人裏皮，指揮若定的阿根廷人孔卡，奔騰如虎的巴西人穆裏奇，摧城拔寨的巴西人埃爾克森，砥柱中流的韓國人金英權。倘 以一種狹隘的眼光，認為這是“祖國的勝利”，則置這些外援於何地，叫不遺餘力的他們情何以堪？

這愈發可以證實，足球高於國家，高於政治，還有，如比爾·香克利所言，高於生死。

話說回來，足球與政治，從來糾結，猶如兩團亂麻，斬不斷，理還亂。政治從不曾放棄對足球的 幹涉，正如足球從不曾放棄對政治的拒斥。政治人物成為球迷，以及成為哪家的球迷，係其個體的自由；隻是，當他們利用總統、總理、首相的公共身份，濫用手中 煊赫的權柄，在法定的權限之外，對足球事業指手畫腳，甚至以足球為媒介，撈取政治資本，須當引起我們警惕。最可怕的一種情況，則是操縱球賽、迫害球員。從 西班牙的大獨裁者佛朗哥，到薩達姆的長子烏代，莫不如是。烏代對足球一無所知，卻無比關懷國家隊，伊拉克國足的比賽，不消說輸球，就連場上的球員出現失 誤，都將根據其嚴重程度而受罰。在此等政治壓力之下，球員上場，踢的不是球，是自由和生命。

相比之下，足球對政治的超越，何其稀罕；那一聲“讓政治走開”的呼喊，何其微弱。我搜腸刮 肚，才想起兩個案例。一是2002年韓日世界杯期間，韓國兩大政黨民主黨和民族黨，曾為韓國的比賽而達成“停戰協議”，停止了攻擊對方的口水戰；二是在委 內瑞拉，查韋斯的反對者與支持者曾狹路相逢，不過雙方並未動武，反而踢了一場足球賽。至於一戰期間，互為敵手的英國與德國，休戰而踢球，如今聽來恍如神 話。

政治無處不在。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足球的地方就有政治。從這個意義上講，也許足球永遠無法擺脫政治的幹擾。那麽，高喊“讓政治走開”還有什麽意思呢？意思在於，如果不讓政治走開，政治對足球的入侵必將變本加厲；如果足球不去阻止政治的輻射，必將淪為政治的玩物。

我們承認，“讓政治走開”，與《天下足球》所標榜的“最純粹的足球”異曲同工，是一種理想狀態。它難以企及，卻召喚我們拚命追逐。理想之為理想，當在對現實的升華。若無理想，現實則一片狼藉。

在“讓政治走開”的旗幟之下，且讓恒大的勝利歸於足球，而非祖國；讓亞洲之巔的榮光歸於體 育，而非政治；讓其成功的經驗歸於職業化和市場規律，而非權力的加持。一旦歸於後者，便是給足球加碼，而非減負。中國足球的一大症結，恰恰在於背上的包 袱、使命太重了，“祖國”、“體製”的重負，壓垮了皮球的形狀，與球員的精神，使他們忘記了足球的本質，叫做自由。

恒大稱雄於亞洲，不由使人展望中國足球的未來。樂觀者有之，卻也不乏悲觀的論調。如金誌揚 先生等足壇耆宿認為，這救不了中國足球。此言隻有一半的道理。誠然，從本質上講，任何外力都無法拯救中國足球，包括請神奇的裏皮執教國足，他充其量能救一 時，欲救一世，隻能自救。不過，當我們總結恒大的成功之道，歸結為外援的威力也好，砸錢的豪賭也罷，對中國足球的救贖，還是有所啟示，畢竟，恒大經驗雖眾 說紛紜，有一點不容否認：它的發展方向，正在於使足球回歸足球，使足球的運行遵循其本身的規律，而不是相反。

 

2013年11月10日

 

供《東方早報》
作者：羽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