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一代 美國金融危機五年毀了年輕人一生(圖)
在聖路易斯一家雜貨店工作的德裏克•韋瑟雷爾說，他覺得自己是在白費力氣。
17日，《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刊登一篇題為《美國“新迷惘一代”的就業現狀》的文章，講述幾個美國年輕人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麵對的變化，他們或是讀了大學卻因為要還學生貸款還無法拿到學位，或是畢業名校卻找不到工作難以糊口，或是成家了後也沒有積蓄找不到好工作……文中稱被稱為“迷惘的一代”遇到的困境是史無前例的，一個經曆著這一切的年輕人說，“我聽過很多我們這一代人不買車也不買房的事，我連那些人都不如，我甚至不能按時付房租，在我連未來三個月都很難規劃的時候，更是很難做未來10年的規劃。”
以下為文章全文：
跟許多美國年輕人一樣，韋瑟雷爾(Derek Wetherell)陷入了困境。
23歲的韋瑟雷爾有一份工作，但沒有事業，也看不到進步的希望。他有數萬美元的學生貸款需要還，卻沒有大學學位。他說，他更有可能搬回去與父母一起住，而不是自己買房，如果他的汽車壞了，他也不知道該怎麽辦。他的車是2001年產的克萊斯勒Sebring，行駛的裏程已經大大超過了10萬英裏（合16萬公裏）。
韋瑟雷爾說，我可以說是在白費力氣；我們可以滿懷希望地認為，最後會好起來的，但我們並不知道是否會如願，而這樣的想法現在對我們沒有任何幫助。
韋瑟雷爾是“迷惘的一代”中的一位。這一代人現在剛剛開始獲得很多經濟學家和就業問題專家的關注。從奧克蘭到奧蘭多，以及大洋彼岸的伯明翰和巴塞羅那，在自大蕭條以來最漫長的經濟低迷期中，年輕人長大成人。
與韋瑟雷爾一樣，大部分年輕人對金融危機本身幾乎沒有記憶，金融危機爆發時他們還在上高中。但他們對金融危機的後果再熟悉不過了：造成嚴重後果的衰退，衰退使很多年輕人無法在就業市場上找到第一個立足點，以及痛苦的緩慢複蘇，這個過程令他們父母那輩人經曆過的繁榮在他們這一代變得難以企及，或許永遠都不可能再看到那樣的繁榮了。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執行副總裁泰勒(Paul Taylor)說，年輕人麵對充滿敵意的環境已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了，他們切身感受的就隻有這個。皮尤研究中心一直在研究衰退對年輕人的影響。
五年前的9月爆發的金融危機給美國經濟鑿開了一個洞，吞噬了各個年齡層、各種背景的美國人。退休人員失去了畢生的積蓄。家庭失去了房子。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失去了工作。
五年後的今天，這個洞正在被填上，但速度緩慢。隨著就業緩慢而穩定地增長，失業率降至7.3%。股市連創新高。房價開始反彈。總產值超過了衰退前的最高點。
但很多年輕人並沒有跟上經濟複蘇的步伐。官方公布的8月份25歲以下美國人的失業率為15.6%，低於2010年近20%的高點，但仍然是25歲及以上年齡段的失業率的2.5倍還多，在經濟複蘇期間，這一差距一直在擴大。此外，失業率的計算沒有考慮數十萬為避開疲弱的就業市場而上大學、就讀培訓項目或其他正在觀望的美國年輕人。將這些人加進來，25歲以下美國人的失業率將超過20%。
即便是那些很幸運找到了工作的人也常常並不好過。有一半多一點的年輕工作者為全職，而且有12%的人工資低於或剛剛達到最低工資線；相比之下，總人口中有工作的人約有80%為全職。自2007年以來，經過通貨膨脹因素調整後的年輕人周薪中值下降了5%還多；對於25歲及以上年齡段的人來說，周薪中值基本持平。
這一代人遇到的困境幾乎是史無前例的，至少在美國是這樣。上世紀80年代初的衰退可以與本輪衰退相提並論，但那次衰退之後經濟迅速複蘇。大蕭條遺留的經濟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被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隨後的繁榮期抹去。這次經濟不大可能出現如此程度的反彈。
從已有的證據來判斷，如今的年輕人將受到長期的影響。近期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的經濟學家卡恩(Lisa Kahn)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在上世紀80年代衰退過後，失業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新大學畢業生起薪就會下降6%-7%。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影響逐漸下降，但在畢業15年後，那些在經濟狀況不佳時期畢業的人群的薪資仍低於在經濟狀況較好時期畢業的可比人群。前者當中一些人的薪資根本從未趕上過後者。
韋瑟雷爾是電工的兒子，在美國密蘇裏州的因皮裏爾(Imperial)長大。因皮裏爾是一個小城，位於路易斯(St. Louis)以南，即使經濟景氣的時候，就業機會也很有限。2008年，韋瑟雷爾高中畢業，那時的經濟狀況不佳。他上了密蘇裏大學路易斯分校(University of Missouri-St. Louis)，一邊修全日製課程，一邊在當地某雜貨店做一份全職工作。他的房間裏掛著一塊記事板，上麵寫著要做的事，而他幾乎一刻不停地按照那個計劃行事。
最終，韋瑟雷爾堅持不住了。他2011年退學，盡管他現在說仍打算拿下這個學位。如今，他背著2.7萬美元的學生貸款，這基本是他全年的稅前收入，還要再上三個學期才能畢業。
比起很多同齡人，韋瑟雷爾的生活算是不錯的。他在當地人擁有的連鎖超市Schnucks裏上班，他是這裏的工會成員，有醫療保險，每小時的工資為12.65美元。這足夠支付每月400美元的房租和200美元的分期助學貸款。但幾乎剩不下什麽錢用於應急，更別提為退休攢錢了。主修政治學的韋瑟雷爾說，什麽錢都攢不下來，感覺有點不安。
更令人不安的是，韋瑟雷爾已經注意到，越來越多的同事有大學學位，有些甚至畢業於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等知名院校。他當時在這個超市打工是為了攢錢讀完大學，而他的工作現在成了大學畢業生的爭搶目標。韋瑟雷爾說，關於自己在領跑還是掉隊的問題，我想了很多，我真的希望自己不是在領跑。
並非隻有美國人在問這樣的問題。始於美國的那場金融危機迅速蔓延至大西洋彼岸，英國、愛爾蘭和西班牙等國家類似的信貸和房地產泡沫也已破裂，與美國金融係統密不可分的歐洲銀行業受到打擊。
歐洲經濟中有很大一部分陷入了戰後最嚴重的衰退，而且重新實現危機前的增長和就業水平的艱難程度甚至超過美國。在歐洲，銀行業危機還引發了第二波危機──依賴外債的南歐國家出現了大規模的資本外逃現象，歐元差點因此崩潰。
相比年輕的美國人，這個揮之不去的困境對年輕歐洲人的衝擊更為猛烈。全球金融危機及其餘波加劇了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家勞動力市場僵化的老毛病。危機到來前，那些國家的年輕人就很難找到穩定可靠的工作。歐盟25歲以下的勞動人口中，有超過23%的人處於失業狀態，而在那些受危機打擊最嚴重的歐洲國家裏，年輕人的失業率逼近60%。
在財務狀況與美國非常相似的英國，很多年輕人被推到了社會的陰影裏，這個群體甚至有了自己的名字：尼特族(NEET，指不上學、不工作、也不進修的人)。他們的存在不僅在倫敦引發了社會矛盾，在雅典和斯德哥爾摩等地也引發了矛盾。這些城市發生了以年輕人為首的騷亂，這些年輕人變得與政治和經濟機構疏遠起來，這些機構似乎不再給人一種可過上美好生活的希望。
在財務狀況與美國非常相似的英國，很多年輕人被推到了社會的陰影裏，這個群體甚至有了自己的名字：尼特族(NEET，指不上學、不工作、也不進修的人)。
目前為止，美國避開了這樣的動蕩。多項民調顯示，美國年輕人對自己的短期前景感到悲觀的同時，他們仍對自己的長遠未來普遍感到樂觀。
不過，有跡象顯示疲弱的經濟正在引發更深層的社會變化。整整一代人開始推遲成年的各種“儀式”：離家、結婚、買房和生子。年輕人的結婚率長期以來一直在下滑，衰退期間下滑得更快，2012年20歲出頭女性的生育率降至曆史新低。據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2012年，18歲至24歲的美國人中有56%和父母住在一起，高於2007年的51%。由於18歲到24歲的美國人口占比在過去40年幾乎沒有變化，這樣的增幅顯得尤其大。
此外，很多年輕人不再抱有經濟條件與父母那代人匹敵的希望。皮尤近期的一項調查顯示，上班的年輕人中僅有11%說，自己有事業，而不隻是一份工作。不到半數的人說，他們實際處於朝著事業方向前進的軌道。
康奈利(John Connelly)曾覺得，自己的生活在正軌上有條不紊地前進。作為新澤西州一名汽車修理工的兒子，他是家裏第一個上大學的人。2009年，他上了羅格斯大學(Rutgers)。四年後，22歲的他欠債2.1萬美元，沒有固定工作，借住在新澤西和布魯克林朋友家的沙發上。
康奈利說，我聽過很多我們這一代人不買車也不買房的事，我連那些人都不如，我甚至不能按時付房租，在我連未來三個月都很難規劃的時候，更是很難做未來10年的規劃。
就讀羅格斯大學期間，康奈利是個優等生，還是學生會主席。但唯恐背上更多貸款的他最終在臨畢業還差三個學分的時候輟學。這個夏天，他與朋友同住，同時在布魯克林一個非營利機構做臨時工。暑期過後，他得到了一份補助金，可讓他秋季再次入學。但他仍不知過完這個學期，畢業後自己會去做什麽。康奈利說，我差不多做了所有“應該”做的事。
“迷惘的一代”的損失不僅僅是對年輕人本身帶來影響。美國聯邦組織國家與社區服務機構(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2012年的一份研究報告估計，既不上學也無工作的670萬美國年輕人在稅捐收入損失、對政府福利和其它費用依賴程度增加方麵，可能最終會耗費納稅人1.6萬億美元。研究人員估計，如果算上損失收入和犯罪活動增加等更廣泛的經濟和社會影響，這個問題帶來的衝擊將超過4.7萬億美元。
西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經濟學家薩姆(Andrew Sum)說，我們最後要為所有這些問題埋單，而賬單金額相當龐的，因為這些孩子不掙錢，他們不交稅，呆在家裏，也不結婚，不僅孩子們是輸家，我們所有美國人也都是輸家。
經濟疲弱給人帶來的影響因其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不同。短期而言，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工人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較小，收入也不如大學畢業生。但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工作者可能會麵臨持續時間更長的後果。
經濟研究表明，大學畢業後的那幾年對於決定一個人的職業軌跡起著巨大作用。平均約三分之二的工資增長出現在一個人職業生涯的前10年。經濟不好的時候，畢業生可能會接受較低的工資，供職於晉升機會較少的小公司。很多時候，他們永遠都不會離開那條二級軌道。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經濟學家瓦赫特(Till von Wachter)說，經濟衰退時，你很可能一畢業就會進入一家不那麽有吸引力的公司，拿著比較低的薪水，最初幾年是在給自己拓路子，三四年後你就不再是新人了，那時你已經選擇了自己的職業生涯。
再者，很多大學畢業生麵臨上一代人很少麵臨的另一項挑戰：堆積如山的助學貸款。紐約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前不久的一項調查顯示，金融危機過後，在房屋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大幅減少的同時，助學貸款餘額在2004年至2012年期間增加了近兩倍，至大概1萬億美元。25歲以上的美國人裏，逾40%至少背負一些助學貸款。這些借款人平均欠債約2.5萬美元。
助學貸款水平日益增加（特別是在就業機會不佳的時候）可能會產生長遠影響。左傾智庫Demos前不久的一項研究估計，5.3萬美元的助學貸款（有兩個大學畢業生家庭的平均負債額）將使一生的財富減少超過20萬美元。該研究的作者希爾頓史密斯(Robert Hiltonsmith)說，高負債額讓畢業生更難以通過換工作、移居不同的城市或接受能打開未來職業機會的實習工作，從而在在事業上取得進步。
希爾頓史密斯說，除對資產造成衝擊外，對職業選擇也有直接衝擊，他們沒法做出那些讓收入增加的決定。
韋瑟雷爾的朋友凱勒(Emily Koehler)畢業於密蘇裏大學路易斯分校(University of Missouri-St. Louis)，本希望進入公共政策或非營利部門工作。但23歲的她背負著2.6萬美元貸款，負擔不起一份無薪的實習工作，同時她也不願為了攻讀碩士學位背負更多債務。凱勒在那個領域要想前進，就需拿到碩士學位。
凱勒目前在當地一家裝修公司做行政工作，時薪15美元。她丈夫是埃及國籍，隻能找臨時工。幾個星期後，他的合同就將到期，這對夫婦正在攢錢以備不時之需。到目前為止，他們有2,000美元。
坐在這對夫婦舒適的一居室公寓裏（家具要麽從父母那裏借的，要麽在二手連鎖店Goodwill買的），凱勒說，相比以後，她更擔心現在。她說，自己無法想象何時才能買得起房子或養得起孩子。
她與丈夫談起過移居另一個城市，但又擔心遠離他們在凱勒的家鄉路易斯所擁有的保障體係。
當然，即使是在經濟好的時候，小公寓、二手家具和空空如也的儲蓄賬戶也是很多20多歲年輕人所能擁有的生活，甚至是他們的榮譽勳章。但凱勒擔心，這種生活的浪漫色彩逐漸褪去後，貧瘠的現實會繼續長時間存在。
她說，沒有遠大理想，總是在自我檢討，甚至不再去想做點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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