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VS柳傳誌 任正非跟誰玩兒

近兩年，中國企業領袖們愈發吸引民眾的眼球。比如王功權選擇私奔的去處，馬雲下一個要拜訪的高人，王石要去哪個學校等等。

 現在輪到了任正非，問題變成了選擇和誰玩兒。

 這位埋頭掙錢的富豪，公開聲稱自己最大的問題是寂寞，僅有柳傳誌和王石兩個玩伴。今年，更大的問題出現了，這兩個玩伴突然玩不到一塊去了。

 先是柳傳誌6月在企業家社交網站正和島的一次座談會上，對在座的企業家善意勸告，“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後的聚會隻講商業不談政治。”

 但王石在8月卻提出完全相反的呼籲：“我們不能再對重慶模式進行緘默了，我們不能為避免引火燒身而選擇沉默，“如果工商界自保都不行，其他就更不用說了”。王石希望企業家團結起來，成立基金自救。

 道不同不相為謀，兩個玩伴立場涇渭分明，給任正非出了一個單項選擇題，有“企業家思想者”稱號的馮侖曾稱任正非的兩位玩伴是可以做成鏡框共同掛在牆上的商界領袖，這樣的優質玩伴，選誰都難以割舍。而對於任正非，隻剩下一個玩伴會更加寂寞。

 突然改變的兩個朋友

 兩個玩伴今年突然產生的變化，令任正非始料不及。

 去年入選中央國家機關人大代表候選人時，柳傳誌一度非常關注政治。2012年10月接受《財經》專訪時發出了“我希望高層領導能夠把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經濟改革結合到一起，有一個總體設計”的改革呼聲。

 其時，柳爆發了一個企業家對政治巨大的熱情。認為經濟成果已經不能消彌社會問題。生活質量提高了的中國人，反而因為現實生活中就業、法律不平等、貪汙腐敗蔓延而變得更加不滿。

 “如 果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不配套的話，經濟改革也難以繼續推進”，在表達了企業家和學者們對改革的共識後，柳傳誌還早於王石一年對重慶事件打黑企業家表示擔 憂，“最近揭示出來的“薄事件”說明，某些官員無法無天到令人發指的程度，這種情況不改革的話，哪個行業的人能夠安心？人心不安，社會就難以進步。”

 《財經》雜誌形容他的表達聲情並茂、義憤填膺。因為“保衛釣魚島的遊行中出現了‘文·革’式的服裝”，觸動了這位商界領袖對文革沉痛的記憶。“看起來是給老百姓做了好事，有朝一日收拾起老百姓來，同樣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所以，善良的人們要警惕啊。”

 這樣迫切呼籲改革的論政姿態，對當時的王石來說是根本不可能的。直到2013年5月，王石在接受的《人物》周刊的采訪時，還隻將自己定位於企業家。

 認為政治情懷會與商業發生衝突的他聲稱隻負責股民、員工和品牌，並認為現在人人都在扮演政治家角色的中國民眾過度關心政治。在他看來，政治應該是公共知識分子、政治家和領導人考慮的問題。

 盡管與柳一樣對重慶打黑不滿意，但卻竭力避開與薄熙來見麵。這種心態直到曾成傑事件後終於再也無法按捺。

 作為中國第一個因為非法集資而處死的商人，曾成傑之死令王石“兔死狐悲”。

 “即使是死刑犯也有權利，那就是執行死刑之前，他可以有要求和親人見麵的權利。這麽一個知名的案子，這麽知名的一個企業家，都可以秘密執行，平頭百姓呢?普通公民呢?

 “我們要改革，首先要改革好我們自己”，“重慶打黑打的是重慶的企業家，但企業家什麽都沒有說，都沒有吭氣。”反思後的王石，認為這種避免引火燒身而選擇沉默的躲避沒有出路，並號召企業家們互助，建立企業家救助基金，和律師、民間智庫結合起來，有理有力的啟動自救。

 中國企業家的自救

這是一個挑戰。

 中國商人與政治的關係，一直是互相依賴。令中國四大商幫富可敵國的“紅頂商人”，仍然是中國企業家的選擇。

 以"曾Chengjie"為例，全州131名正副廳級幹部（在職62人，離退69人），僅自報參與其集資活動者就有113人，十餘年來，他是全州官員保護的企業，當地各種法律法規一度被曾視之無物。

 於是，這種典型的中國商路模式的風險在"曾Chengjie"被判死刑之後被充分暴露，一個企業家倒下後，帶出一批官員，或者一個貪官倒下，帶出一批企業家的事例比比皆是。

 但曾案的冰冷結局與重慶打黑的殘酷程度，讓企業家對目前法治環境下自己的脆弱程度有了充分的認識。

 據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企業家犯罪預防研究中心的數據，近幾年企業家犯罪主要集中在金融領域。2012年243個案件企業家案例中，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有31例，集資詐騙罪11例，融資犯罪占到總數的1/5。

 柳傳誌的反對者王瑛——這位律師企業家認為這些都是“口袋罪”。

近些年各地涉及非法集資詐騙罪、非法經營罪、黑社會罪等很多類似的案件，暴露出立法和司法實踐邊界不清、犯罪構成的條件模糊等諸多問題。讓中國企業家對人身權、經營權、財產權，如同擱置在一塊的殘酷的案板上。

 現 實與法律的衝突已經不可調和。據著名律師陳有西介紹，經過了30年的發展和修訂，《刑法》、《刑訴法》在市場經濟秩序方麵的犯罪罪名，已經達到110多 個。企業家人人都是待罪之身。一個企業裏隨便找找都能翻出十幾個罪名，可以說易如反掌。北師大研究中心從公開報道統計證實了這種說法，落馬企業家由 2009的95位上升為2011年的200位，翻了一倍。

 而王瑛稱，目前重慶打黑披露的企業家，隻是其中一部分，而這類案件，近些年來在全國各地不同地方都有發生，遠不止重慶。

 其實，雙方的衝突早在吳英一案時便全麵爆發，無法從銀行貸款的私營企業主從全國各地一麵倒的聲援因非法集資的而麵臨死刑的吳英。

 不過，習慣了低調做人和官商勾結的企業家對王石的呼籲，並未公開響應。對絕大多數企業家來說，僅王石對萬科職員不能向官員行賄的規定，大多數的企業家就難以做到，對他們來說，花錢移民再轉移資產，把雞蛋放到幾個籃子裏成為大多數人認可的高效首選。

 離權力越來越近中國企業家，對“依法經營”這四個字的理解無疑欠缺很多。

 任正非怎麽選

 “除了害怕，我們還有什麽辦法。”柳傳誌這個遭到批判的態度，王石正在試圖改變。他提議自救基金成立以後，再遇到曾成傑這樣的問題，就先用基金把債務清償，這種用商人優勢補充環境劣勢，無疑是現實中最有效快速途徑。

 在應變中展現最大優勢和利益的天性，正是好商人的素質。

 作為中國最成功的企業家，任正非身上並不缺少優秀商人基因。這位將近70多歲的老人，在經營上不斷創造成功奇跡，包括在朋友方麵，雖然隻有兩個，但卻是質量高到不能再高的玩伴。

 不過如果非要選擇一個玩伴的話，我們很難推斷。在任正非的身上，兼有柳、王二人的特點。

 1984年，與王石同樣在深圳起家的任正非，與其在戰略管理有很多相似之處。

 他在華為做交換機初期，製定了堅決不做上下遊產品的戰略，這點與王石死後都不許萬科多元化的戰略高度相同。

 絕不上市以滋長全體職工的狼性鬥誌與王石放任接班人選團隊的管理理念亦基本相通。

 同時，任正非一貫低調埋頭苦幹，更符合柳傳誌當下提出來的在商言商，不談政治的要求。

 而華為的發展趨勢卻又與聯想高度相仿，聯想將業務做到了全球，華為也將業務做到了全球，聯想提出來發展農業走多元化路線，華為也提出了做最好的牛肉銷售電商等一係列打入新行業的構想。

 不過，當任正非麵臨接班人內定其子傳言，公司內部一片動蕩之時，從不接受媒體采訪他立即站出來，主動約訪媒體闡明觀點，不僅平息風潮，也順勢為華為做足宣傳，這又與王石處理公共事務時的高調完全一致。

 從既往表現我們很難判斷任正非會做出什麽樣的選擇，不過，作為一個成功的商人，一個時刻把風險放在首位考量的任正非，做出的一定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