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八日，是周恩來逝世三十周年。 中央黨校、中央理論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曾召開“周恩來思想研討會”，開了四個下午。會上首次公開了鄧穎超日記檔案、周恩來病危期間與鄧小 平、葉劍英的談話檔案。 會上，對周恩來一生予以較高評價，但對周恩來在多次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關鍵時刻，背棄原則作出遷就，造成曆史性災難，感到沉痛。 這一切，可以從鄧穎超日記中得到印證。
關於鄧穎超日記 一九七八年十月，鄧穎超就自己的日記，向中央政治局請示：“如何處理有關資料檔案？”葉劍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告知鄧穎超：“現在工作繁多，也很複雜，還是你保管好。”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後，鄧穎超又提出有關資料問題。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鄧穎超說：“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員都看過，還是由你保存比較合適，考慮到多個方麵：黨內團結、黨的形象、毛主席功過七三開評價、人民對總理熱愛等方麵。” 直至鄧穎超逝世後，她的日記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屬下的機要局保管。 二００四年三月，中共對鄧穎超日記作了啟封，有限範圍作黨史研討，不作政治結論。
周恩來病危期間，毛澤東拒往探視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來病情惡化住院，直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在這一年中，中央醫療小組先後在五月七日、七月十一日、九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十二日、次年一月五日發出五次病危通知。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葉劍英、陳錫聯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醫院探望一下周恩來？”毛澤東遲疑一下說：“我可不是大夫。”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第三次發出周恩來病危通知後，葉劍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許世友、陳錫聯、韋國清等聯署上書毛澤東：“盼主席能到醫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戰友。”毛澤東委托毛遠新傳話：“我從不勉強別人，也不希望別人來勉強自己。”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十二日，中央政治局請示毛澤東的意見：“主席是否出席追悼會，是否由主席致悼詞？”毛澤東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強”，“鄧致悼詞恰當”。
病危期間周對鄧穎超囑咐“三不要” 以下是鄧穎超日記中，有關周恩來病危期間與鄧穎超談話的部分摘錄：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鬥爭沒完沒了地搞下去，馬克思哲學是一部鬥爭哲學嗎？鬥誰，和誰鬥？”“怎麽會造成今天的局麵？”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後，一不要過問政治；二不要留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養病、休息。記住，記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這還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國？”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日：“我常在總結自己走過的道路。我堅信馬克思主義道路，堅信共產主義是人類奮鬥理想的目標。建國二十六年了，政治鬥爭一個接一個，這樣下去，把國家帶到災難境地，這還叫社會主義社會，還叫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我的一生還留著書生氣、失望走向歸宿。”
周恩來道出遵義會議的真相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我想在生命最後時期，還是要自我反思、檢討、澄清若幹事件。盡管是晚了，但總不能讓其錯、假繼續下去。曆史誰也篡改不了。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上，是確立了張聞天同誌為代表的黨中央，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要把歪曲的曆史更正過來，好在當年參加會議的同誌還在。”
周後悔給毛抬轎子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出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會議，有通過決議：得票最高者為主席團主席。劉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澤東是第四。但是在內部由我提議：主席還是由毛澤東來擔任。朱老總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錯誤的抉擇。”
周成全了毛的終身領袖地位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編者按：即七千人會議）。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複黨的實事求是、 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誌提出：主席（編者按：指毛澤東）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老總、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澤東辭去主席。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八屆全會後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二項決議：黨的主席規定連任一屆；要限製領導人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黨內要體現民主集中製。是林伯渠、羅榮桓、彭真提議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員，十五名讚成，惟有二人棄權（編者按：毛澤東、林彪）。決議都給個人意誌廢了，我們也有責任和罪過。”
周對毛澤東路線的質疑和否定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一場政治疾風暴雨要降臨，還要鬥，鬥到何日何時方休呢？共產黨哲學是一部鬥爭哲學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靠鬥爭能建成的嗎？”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家很不幸，建國二十六年，還有六億人口飯也吃不飽，隻會高歌共產黨、頌揚領袖，這是共產黨敗筆（編者按：當時的全國人口是八億）。”
周對一九七六年元旦社論的反應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不許放屁，內外樹敵，國家正陷於經濟危機。誰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記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遠離中南海！” 「編後議」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鄧穎超日記揭示了周恩來臨終前的悔恨：不該一次又一次地給毛澤東抬轎子，違心地把這個獨裁者捧成終身領袖，以致給中國造成嚴重災難。 但他並不是晚年才明白過來。他是個聰明人，早就明白是非善惡，但在關鍵時刻一再違心地去捧毛，這是不能原諒的大錯。因為這是對國家民族的命運不負責任。 以周在黨內的經曆、地位和威信，如果他不去低三下四地給毛抬轎子，毛是很難把領袖位子搶到手的；即使當了領袖，如果不是周處處阿意曲從，毛也不可能那樣胡作非為。
關於鄧穎超日記 一九七八年十月，鄧穎超就自己的日記，向中央政治局請示：“如何處理有關資料檔案？”葉劍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告知鄧穎超：“現在工作繁多，也很複雜，還是你保管好。”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後，鄧穎超又提出有關資料問題。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鄧穎超說：“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員都看過，還是由你保存比較合適，考慮到多個方麵：黨內團結、黨的形象、毛主席功過七三開評價、人民對總理熱愛等方麵。” 直至鄧穎超逝世後，她的日記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屬下的機要局保管。 二００四年三月，中共對鄧穎超日記作了啟封，有限範圍作黨史研討，不作政治結論。
周恩來病危期間，毛澤東拒往探視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來病情惡化住院，直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在這一年中，中央醫療小組先後在五月七日、七月十一日、九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十二日、次年一月五日發出五次病危通知。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葉劍英、陳錫聯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醫院探望一下周恩來？”毛澤東遲疑一下說：“我可不是大夫。”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第三次發出周恩來病危通知後，葉劍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許世友、陳錫聯、韋國清等聯署上書毛澤東：“盼主席能到醫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戰友。”毛澤東委托毛遠新傳話：“我從不勉強別人，也不希望別人來勉強自己。”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十二日，中央政治局請示毛澤東的意見：“主席是否出席追悼會，是否由主席致悼詞？”毛澤東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強”，“鄧致悼詞恰當”。
病危期間周對鄧穎超囑咐“三不要” 以下是鄧穎超日記中，有關周恩來病危期間與鄧穎超談話的部分摘錄：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鬥爭沒完沒了地搞下去，馬克思哲學是一部鬥爭哲學嗎？鬥誰，和誰鬥？”“怎麽會造成今天的局麵？”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後，一不要過問政治；二不要留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養病、休息。記住，記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這還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國？”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日：“我常在總結自己走過的道路。我堅信馬克思主義道路，堅信共產主義是人類奮鬥理想的目標。建國二十六年了，政治鬥爭一個接一個，這樣下去，把國家帶到災難境地，這還叫社會主義社會，還叫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我的一生還留著書生氣、失望走向歸宿。”
周恩來道出遵義會議的真相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我想在生命最後時期，還是要自我反思、檢討、澄清若幹事件。盡管是晚了，但總不能讓其錯、假繼續下去。曆史誰也篡改不了。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上，是確立了張聞天同誌為代表的黨中央，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要把歪曲的曆史更正過來，好在當年參加會議的同誌還在。”
周後悔給毛抬轎子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出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會議，有通過決議：得票最高者為主席團主席。劉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澤東是第四。但是在內部由我提議：主席還是由毛澤東來擔任。朱老總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錯誤的抉擇。”
周成全了毛的終身領袖地位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編者按：即七千人會議）。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複黨的實事求是、 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誌提出：主席（編者按：指毛澤東）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老總、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澤東辭去主席。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八屆全會後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二項決議：黨的主席規定連任一屆；要限製領導人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黨內要體現民主集中製。是林伯渠、羅榮桓、彭真提議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員，十五名讚成，惟有二人棄權（編者按：毛澤東、林彪）。決議都給個人意誌廢了，我們也有責任和罪過。”
周對毛澤東路線的質疑和否定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一場政治疾風暴雨要降臨，還要鬥，鬥到何日何時方休呢？共產黨哲學是一部鬥爭哲學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靠鬥爭能建成的嗎？”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家很不幸，建國二十六年，還有六億人口飯也吃不飽，隻會高歌共產黨、頌揚領袖，這是共產黨敗筆（編者按：當時的全國人口是八億）。”
周對一九七六年元旦社論的反應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不許放屁，內外樹敵，國家正陷於經濟危機。誰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記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遠離中南海！” 「編後議」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鄧穎超日記揭示了周恩來臨終前的悔恨：不該一次又一次地給毛澤東抬轎子，違心地把這個獨裁者捧成終身領袖，以致給中國造成嚴重災難。 但他並不是晚年才明白過來。他是個聰明人，早就明白是非善惡，但在關鍵時刻一再違心地去捧毛，這是不能原諒的大錯。因為這是對國家民族的命運不負責任。 以周在黨內的經曆、地位和威信，如果他不去低三下四地給毛抬轎子，毛是很難把領袖位子搶到手的；即使當了領袖，如果不是周處處阿意曲從，毛也不可能那樣胡作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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