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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理財專家陳雲與“一五六項工程”建設
熊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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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六項工程”是一五計劃期間蘇聯援建中國的156個工業項目的總稱，這一龐大的援建工程，旨在幫助中國建立比較完整的基礎工業體係和國防工業體係的骨架，以奠定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陳雲作為政務院副總理、中財委主任，成功地統籌了“一五六項工程”建設。
以蘇聯援助的“一五六項”為中心製訂一五計劃
1951年，中共中央決定，從1953年起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根據周恩來的提議，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富春、聶榮臻、宋劭文6人組成領導小組，負責組織領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製定。
在周恩來領導下，陳雲具體組織中財委在1951年試編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粗略綱要。由於當時資料不全，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還在進行，全國經濟建設的大局也還未定下來，尤其是還未能爭取到蘇聯的全麵援助，因此，這個計劃綱要隻能是一個試驗，不可能作為正式的計劃。
1952年，由於國民經濟的恢複比預想的順利得多，朝鮮戰爭大局已定，中央決定加快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製，並決定計劃編製好後，８月份拿到蘇聯，征求老大哥的意見，爭取他們的幫助。
在陳雲領導下，中財委開始第二次編製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７月，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二次編製完成。盡管時間倉促，經驗和數據不足，但這個計劃還是較為詳細。計劃印出來以後，共有25本小冊子，主要包括《關於五年計劃輪廓的方針》、《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以及鋼鐵、有色金屬、機器、汽車、船舶、電器、化學、建築材料、電力、煤礦、石油、紡織、輕工業、交通、郵電等發展計劃。5年基本建設計劃投資505億元，擬請蘇聯援助我國工業建設項目91個。
７月１日，計劃草案印出來後，陳雲致信毛澤東，對這個五年計劃的編製情況進行了說明。他說：“這次寫的五年計劃的主要點是在今後五年中要辦些什麽新的工廠。因此在這一方麵花的工夫較多。原有工廠的生產方麵，也寫進去了。但估計這一方麵的生產數字一般是低的，可能超過。將來需要好好再討論的。所以首先集中力量研究今後五年中新辦工廠，是為了七八月間可以向蘇聯提出一個五年中供我裝備的要求。”這個計劃提到中央後，中央政治局進行了討論，認為可以將這個計劃帶到蘇聯征求意見，並作為向蘇聯提出援助的基本根據。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工業基礎是微不足道的，技術力量、管理水平都極其低下。要在最短時間內實現工業化的跨越式發展，不爭取外國的援助是有巨大困難的。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向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提出了援助請求。
８月，中共中央決定組織代表團，以周恩來為團長，陳雲、李富春為副團長，帶領30多名專家訪問蘇聯。
當時沒有大飛機，一架飛機隻能坐16人。中共代表團分乘三架飛機，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飛了三天，第一晚在伊爾庫斯克，第二晚在新西伯利亞，第三天才到莫斯科。到達莫斯科後，陳雲和我國的專家一起，在蘇維埃旅館下榻。
這次代表團的主要任務是就第一個五年計劃和蘇聯有關方麵交換意見，重點是爭取蘇聯的援助。在莫斯科，周恩來、陳雲等與蘇方代表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會談。期間，周恩來和陳雲兩次會見了斯大林。
蘇聯領導人詳細研究了中方提出的計劃，對計劃方針和要達到的目標，表示欣賞，但對計劃本身提出了異議。他們認為，這個計劃草案，還不能算是五年計劃，不僅不是計劃，即使作為指令也不夠。斯大林在會見周恩來、陳雲時還就中國的一五計劃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建議。他認為，計劃草案中考慮的五年中工業年平均增長20%的速度是勉強的，建議降到15%或14%。他還強調，計劃不能打得太滿，必須留有後備力量，以應付意外的困難。
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工作，會談取得了圓滿的成功，蘇聯同意幫助中國設計一批企業並提供設備。爭取到蘇聯對中國工業化的援助，是中共中央代表團這次訪蘇的最大成果。
９月下旬，周恩來、陳雲先行回國，留下李富春和一大批專家與蘇聯專家一起做進一步的工作。
回國後，陳雲把中財委日常工作交給薄一波，在1952年底至1953年初，根據蘇方的建議，全力以赴地對“一五”計劃進行了第三次編製。由於長期夜以繼日的工作，積勞成疾，陳雲病倒了。1953年３月，他不得不暫時離開工作崗位，到外地休養。這樣，編製“一五”計劃的工作也暫停了下來。五年計劃未定，計劃的第一年隻能通過年度計劃來體現。1952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編製1953年計劃及長期計劃綱要的指示》，確定製定五年計劃的一些重大問題。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但蘇聯對援助中國一五計劃的態度仍然十分積極。4月，蘇聯政府經過研究，就中國“一五”計劃的問題給予了正式的答複意見，並就中國“一五”計劃的有關內容編製了一些詳細的圖表等，供中國參考。蘇聯幫助中國建設的一些項目也基本上確定下來了。於是，新成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根據這些意見，對“一五”計劃進行了第四次編製。這一次，陳雲因病在外地休養，未能參加。
但是，第四次編製的“一五”計劃仍不能令人滿意。而這時，按照預定的時間，“一五”計劃已進入實施階段了。特別是1953年7月朝鮮戰爭雙方實現停戰，對中國經濟建設的外在威脅宣告解除，全力加快國民經濟建設步伐的條件已經具備。五年計劃編製工作的滯後成為加快經濟建設步伐的重大製約因素。對此，毛澤東和黨中央都非常著急。1954年初，根據工作發展的需要，中央決定成立由陳雲、高崗、李富春、鄧小平、鄧子恢、習仲勳、賈拓夫、陳伯達組成的五年計劃綱要編製八人工作小組，（陳雲任組長），以加快“一五”計劃的編製。
於是，陳雲又投入了第五次編製“一五”計劃的工作。這一次毛澤東要求計委從２月15日起，一個月內，拿出初稿，然後，交由陳雲領導的小組迅速定稿。計委的同誌感到時間太緊，壓力很大，向毛澤東請求延長一些時間，毛澤東隻同意給他們延長5天的時間，要求３月20日必須拿出初稿。
接到指示後，２月19日，陳雲即召集中央財經、文教各部部長開會，布置編製“一五”計劃的工作。會上，陳雲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同時指出：“編製‘一五’計劃的工作不能再拖了。毛主席規定的時間非常緊，但現在編製‘一五’計劃有很多有利條件。首先，蘇聯援助我們的項目已經定下來了，項目是141個，設計和設備安裝的時間也大致排好了，這就使我們更有把握了。其次，朝鮮戰爭已經停下來了，軍費和意外的支出都減少了。第三，總路線已經宣布，而且經過廣泛宣傳已深入人心。第四，我們已經有了幾次編製計劃的經驗。因此，短時間內完成這一任務是有可能的。”
會後，各部和計委根據陳雲的指示，迅速展開工作，並按預定的時間及時向陳雲提供了所需的材料。接到計委和各部提供的材料後，陳雲自己也組織了一個小組，這個小組由他和張璽、梅行、周太和、邱純甫5人組成。張璽是計委的副主任，周太和和邱純甫是陳雲的秘書，梅行是請來的筆杆子。5個人晝夜兼程，開了14次會，用了15天的時間，將這些材料進行了歸納、整理，並於４月初拿出了第五次編製的五年計劃綱要初稿。這一初稿於４月15日印好後，送到了毛澤東手裏。6月29日至30日，陳雲就“一五”計劃的有關問題向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匯報。國家計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初稿)》正式出籠。
雖然一五計劃是以蘇聯援助的“一五六項工程”為中心，是在蘇聯的指導幫助下製訂的，但陳雲的基本立足點還是自力更生，沒有盲目、教條地搬用外國的經驗。他說：“蘇聯專家搞的表太複雜，不能完全照辦，必須和我們的現狀結合起來。中國是農業國，不可能把每家有幾個雞、幾頭豬都統計起來。中國開始建設時，計劃的線條是粗的，將來由粗到細。”他在總結“一五”計劃實施過程中的一些經驗後提出：“研究合理的比例關係，決不能隻依靠書本，生搬硬套，必須從我國的經濟現狀和過去的經驗中去尋找。”陳雲的這種態度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
10月，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在廣州集中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共同審閱了國家計委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初稿）》。11月，陳雲主持召開了11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一五”計劃的方針任務、發展速度、投資規模、建設重點、工農關係、地區布局和人民生活等重大問題再次進行了討論，對初稿提出了若幹修改和補充意見。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的審閱，中央責成國家計委對五年計劃綱要草案再作進一步修改。這些修改，基本上是以初稿為基礎的，沒有再重新編製。
1955年３月31日，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對陳雲主持起草的“一五”計劃草案進行了審議，並決定原則通過這一草案。６月，中央委員會根據全國黨代會提出的意見，對草案再次進行了修改。７月30日，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審議並正式通過了“一五”計劃。
以糧食換機器
在短短5年中，蘇聯政府動員了大量人力、物力，幫助新中國編製計劃、援建項目、供應設備、傳授技術、代培人才、提供低息貸款，並且派出3000多名專家和顧問來中國幫助建設。這在中國曆史上、也是國際關係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但這種援助不可能、也不應該是無償的，而應該是互利的。通過從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大規模引進成套設備、技術資料和管理方法來建設中國工業化的基礎，需要大量的資金，特別是外匯資金。中蘇兩國協定中規定，中方在1954年至1959年間提供鎢砂、銅、銻、橡膠等戰略物資作為援助的部分補償。但中國經濟剛剛從戰爭破壞中得到恢複，國內需求尚難滿足，可用於出口的物資就更為緊缺，再加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外匯資金極其緊張……那麽，用什麽東西去換回中國的工業化呢？陳雲認為，隻能在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上打主意。
1950年6月6日，陳雲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發言，提出：“中國是個農業國，工業化的投資不能不從農業上打主意。搞工業要投資，必須拿出一批資金來，不從農業打主意，這批資金轉不過來……搞經濟工作一定要多方考慮，統籌兼顧。現在我們是在糧食、棉花上打算盤。”他在1954年9月的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進一步明確這個“算盤”的內容，那就是：“我們必須進口大量的機器裝備，來建立我國的工業基礎，以便在若幹年以後，把我國改造成為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為了進口機器裝備，我們必須用出口物資去交換。我國現在還是一個農業國家，能夠出口的主要物品是農產品。”
但是，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雖然新中國成立後農業生產迅速恢複並有了很大增產，但過去長期被抑製在極低水平的消費，特別是糧食、油脂、肉蛋等主要農副產品的消費有了很大增長，供求關係本來就比較緊張。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消費增長的需要和國家建設需要之間就出現了矛盾。
在生產還不能大量增長時，隻能在消費上打主意，在保證國計民生的的基礎上先外銷後內銷。1953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對外貿易部：“密切內外銷結合，擴大內外交流，保證供應工業建設的需要”，“凡對國計民生關係重大的商品（如糧食、大豆、植物油等），保證國內供應是需要的，但不能隻強調這一方麵……還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擠出來，以供出口。凡對國計民生關係較小的商品，應積極組織出口；有些商品（如肉類、花生）更可適當節減國內消費，以滿足出口需要。”1954年7月13日，陳雲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加強市場管理和改造私營商業的指示中，在商業工作的部署上，又專門就處理內外銷關係提出：“關於商品內銷和出口的關係，除糧食、油料等物資特殊規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資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國內市場的銷售應服從出口的需要。有些商品如肉類，應壓縮國內市場的銷售，保證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葉和各種小土產，應盡量先滿足出口，多餘的供國內市場銷售。隻有這樣，才能保證必要的出口，以換回國家建設所必需的工業設備。”
對於這種做法，陳雲在1954年9月的講話中解釋說：“減少消費，當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們必須在兩者之間選擇一個：或者是暫時減少可以減少的消費，以便完成國家工業化，由此來建立我國能夠進一步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基礎，使我們有可能在將來迅速地增加各種消費品的產量；或者是盡其所有在國內消費掉，因而不能建設工業，使我國經濟長期處於落後狀態”，“全國人民應該自覺地節省凡屬可以節省的消費品，以便供應出口”，“不但是現在，而且是今後十多年內，隻能采取節省國內消費、首先供應出口的辦法。隻有工業基礎建立以後，工業裝備的進口可以減少的時候，這種情況才能有所改變。”
雖然陳雲主張先外銷後內銷，但為兼顧國內市場供應，在出口商品的數量上還是有所控製的。一旦發現出口過多確實影響到國內供應時，他又立即糾正。1953年食油供應緊張，陳雲計算後指出：1952年出口總量為29萬噸，1953年出口增長至33.7萬噸，出口增加8萬噸。這與誤認為1952年食油積壓有關，是帶有盲目性的，直接導致了1953年食油供應的緊張。11月13日，陳雲為中財委起草食油供應情況的報告建議：為了緩和食油市場的緊張程度，1954年食油出口，比原定控製數字減少10萬噸。1956年11月11日，在豬肉和各種副食品供應緊張的狀況下，他又提出在1956年已減少5萬噸豬肉出口的基礎上，1957年出口豬肉再減少10萬噸，油脂減少7萬噸。他說：“我們主動地減，比和外國先訂合同，出不了那樣多，而被動地減要好一點。”
陳雲的主張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1959年毛澤東在一個會議上說：過去陳雲曾經提過有些東西應該內銷服從外銷，我很讚成這樣提。我們要節衣縮食保證出口，否則六億五千萬每人多吃一口就吃掉了。
新中國理財專家陳雲與“一五六項工程”建設 (3)
熊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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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項摸清建設項目
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特別是成套工業設備的引進，對陳雲和整個財經部門而言，都是一項全新的工作，大家都沒有經驗。陳雲對這項工作的處理態度，是既積極熱情，又慎重穩妥。他要求對引進的項目逐項審查論證，並從中學習、總結經驗，不許草率從事。
蘇聯援助中國建設的工業項目，有些在經濟恢複時期就開始了前期工作，後來才正式列入“一五六項工程”。新中國的第一個汽車製造廠——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就是這樣的。
舊中國是很落後的，現代工業基本上是空白，連火柴、鐵釘都被老百姓叫做“洋火”、“洋釘”，更不用說造汽車了。新中國成立後，大家都急於看到自己的國產汽車。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就請求蘇聯幫助中國建設一個汽車製造廠。蘇聯方麵答應了，很快派來了專家。
這個工廠應該建在哪裏呢？陳雲主持會議討論了3次。蘇聯專家設想，蘇聯有名的斯大林汽車廠建在首都莫斯科，中國的第一個汽車廠是不是也建在首都？國內的意見也不統一，提了好幾個地方，比如石家莊、太原等。陳雲說，是不是可以放得遠一點，設到西安去？但陳雲沒有獨斷專行，而是充分聽取意見，不斷思考。
經過充分討論，這些意見，包括陳雲的意見都被否定了。如果這個工廠設在西安，按生產3萬輛汽車來設計，光電力就需要2.4萬千瓦，而西安隻有9000千瓦，修電站就需要好幾年的時間；需要的木材量達2萬立方米，在西北砍木頭，山都要砍光；運輸也是問題，每年運輸量100萬噸，而西安到潼關鐵路的運輸量不超過200萬噸，光汽車工廠就夠它運了。北京也不行，工廠每年鋼鐵需求量超過20萬噸，北京的石景山鋼鐵廠要五六年後才能達到這個生產能力。其他地方也都存在這樣或者那樣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
經過兩個月的討論，會議最後確定，從電力、鋼鐵、木料、運力等各方麵條件來看，中國的第一個汽車工廠隻能夠設在條件比較好的東北。蘇聯專家這才出發到東北去勘察。為了保證萬無一失，1951年1月，陳雲提出，開工建設時間定在1953年7月，留下兩年半的時間做準備。
陳雲從中得到很大啟發：他說：“外行的事多了，要下決心學習。不學習，經濟建設一竅不通，那就搞不成。”
經過3年時間的建設，1956年7月15日，第一汽車製造廠組裝出第一批國產解放牌汽車，結束了中國沒有汽車工業的曆史。1957年10月18日，陳雲來到長春，視察第一汽車製造廠。他對廠長饒斌說：這個廠我們花錢多，要好好看一看。他在一汽視察時，幾乎一整天都在車間裏，對生產流程的各個環節看得非常仔細。他還問到生產中的主要困難，要大家通過勤儉辦廠來解決。他風趣地對大家說：蘇聯1945年進軍我國東北時，汽車的駕駛室都是木頭做的，木頭總比鋼材好解決吧！說完，他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看到我國第一個汽車工廠欣欣向榮的景象，陳雲非常高興，那神情，就像父親看到長大成人的孩子一樣。
有了這次的經驗，陳雲對其他建設項目更加小心謹慎，嚴格審核，蘇聯幫助設計和建設的156項工業建設項目，不少是由陳雲親自召集專家、技術人員和有關幹部認真審查後才決定具體方案的。
有的項目，連給中央的審查報告都是陳雲親自起草的。1952年2月4日，他在為中財委黨組起草的審查哈爾濱鋁合金加工廠初步設計議定書給中央的報告中，建議：“我們建設新型工廠沒有經驗，而過去的基本建設中已有很大浪費，因此對於每個工廠的建設計劃及初步設計，應該認真地慎重地加以研究審核，這是一種極為重要的學習。今後，各級工業交通等部門凡是建設新廠，都必須切實審查設計，決不可草率從事。”中財委黨組決定：建設投資50萬元以上的新工廠須報中央，較大和大型工廠的初步設計議定書須經中財委黨組審核，政務院黨組和黨中央核準；對於設計的審核工作，應力避拖延又必須切實認真。
搞大規模的成套設備和技術、管理製度的引進，當時並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在這樣一次機遇麵前，幹部中難免出現一些急躁冒進的情緒，看到好東西就想要。陳雲頭腦很冷靜。舊中國畸形的進出口商品結構和巨大的貿易逆差，使國民經濟對外國資本產生嚴重依賴性。新中國的對外經濟交流貫徹的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為此，雖然麵臨出口創匯能力不足的種種困難和蘇聯全麵支援中國工業化的特殊條件，陳雲仍然主張要保持外匯平衡。他說：“我們必須力求不借外債。為了保持外匯的收支平衡，應壓縮不必要的進口。”根據他的指導思想，新中國在外貿計劃和外匯安排方麵，實行“以出定進，進出平衡，瞻前顧後，留有餘地”的原則。
陳雲主張，壓縮進口首先應在進口結構上有所選擇，優先保證國家建設所必需的技術設備和重要物資的進口。1950年6月，他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講話說：“進口什麽東西，要嚴加管製；出口的東西要放寬尺度，凡是能夠出去的東西，不管雞毛蒜皮都可以出。這樣我們就主動了。”1954年4月1日，他在外貿部的報告上批示，要盡量少出口油料、大豆等物資，大米、布匹要在小麥、棉花能進口的條件下才出口，盡量選急需的物資進口，減少非急需物資的進口。
舊中國從1873年至1947年，每年進口的機器設備從沒有超過進口總額的10%。而1950年，工業裝備、工業原料及交通器材的進口已占進口的第一位。在對蘇貿易上主要是換入工廠裝備及原料和交通器材等，日用品（主要是煤油和白糖）僅占從蘇聯換入貨物總值的3.1%，與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如對捷克和波蘭的貿易，工廠裝備和工業原料占80%，輕工業品占20%。
在進口安排上陳雲管得極嚴。他主張進口要考慮外匯支付能力和國內配套能力，循序漸進。1950年3月19日，他同薄一波致電在蘇進行貿易談判的李富春、葉季壯，發去重工業部可自行生產的機械清單，請他們不要訂購這些機械。27日他們又去電，說以前提供蘇方的機器訂貨單，詳查後發現很多國內能自製，要求從訂單中刪去。
1954年6月30日，他向中央報告一五計劃編製情況，談到蘇聯援助項目安排時指出，對蘇外匯的支付很緊張，有些項目可能要推遲。7月8日，他在外貿部對外談判的一份報告上批示：進口貨必須是我們急需者，因為外匯甚少，不宜多做政治性的不急需的進口。
蘇聯援建中國的“一五六項工程”，最後實施的有150個項目。陳雲領導財經部門，為統籌實施這些項目做了大量工作。他們一方麵充分利用蘇聯全力支持中國工業化這一難得的曆史契機，爭取並組織實施了成套工業設備、技術資料乃至管理製度的引進，力求逐項摸透引進項目，在科學論證基礎上消化吸收最新成果，最大限度地發揮引進項目在中國工業化中的作用，提高管理現代工業經濟的能力；另一方麵克服經驗不足的困難和急躁冒進的傾向，強調外匯平衡，要求從實際需要和可能來確定引進規模，使新中國第一次大規模成套設備引進進行得非常高效而平穩，為積極穩妥地利用外國資金技術加快中國經濟建設，樹立了成功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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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理財專家陳雲與“一五六項工程”建設
熊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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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六項工程”是一五計劃期間蘇聯援建中國的156個工業項目的總稱，這一龐大的援建工程，旨在幫助中國建立比較完整的基礎工業體係和國防工業體係的骨架，以奠定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陳雲作為政務院副總理、中財委主任，成功地統籌了“一五六項工程”建設。
以蘇聯援助的“一五六項”為中心製訂一五計劃
1951年，中共中央決定，從1953年起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根據周恩來的提議，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富春、聶榮臻、宋劭文6人組成領導小組，負責組織領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製定。
在周恩來領導下，陳雲具體組織中財委在1951年試編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粗略綱要。由於當時資料不全，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還在進行，全國經濟建設的大局也還未定下來，尤其是還未能爭取到蘇聯的全麵援助，因此，這個計劃綱要隻能是一個試驗，不可能作為正式的計劃。
1952年，由於國民經濟的恢複比預想的順利得多，朝鮮戰爭大局已定，中央決定加快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製，並決定計劃編製好後，８月份拿到蘇聯，征求老大哥的意見，爭取他們的幫助。
在陳雲領導下，中財委開始第二次編製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７月，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二次編製完成。盡管時間倉促，經驗和數據不足，但這個計劃還是較為詳細。計劃印出來以後，共有25本小冊子，主要包括《關於五年計劃輪廓的方針》、《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以及鋼鐵、有色金屬、機器、汽車、船舶、電器、化學、建築材料、電力、煤礦、石油、紡織、輕工業、交通、郵電等發展計劃。5年基本建設計劃投資505億元，擬請蘇聯援助我國工業建設項目91個。
７月１日，計劃草案印出來後，陳雲致信毛澤東，對這個五年計劃的編製情況進行了說明。他說：“這次寫的五年計劃的主要點是在今後五年中要辦些什麽新的工廠。因此在這一方麵花的工夫較多。原有工廠的生產方麵，也寫進去了。但估計這一方麵的生產數字一般是低的，可能超過。將來需要好好再討論的。所以首先集中力量研究今後五年中新辦工廠，是為了七八月間可以向蘇聯提出一個五年中供我裝備的要求。”這個計劃提到中央後，中央政治局進行了討論，認為可以將這個計劃帶到蘇聯征求意見，並作為向蘇聯提出援助的基本根據。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工業基礎是微不足道的，技術力量、管理水平都極其低下。要在最短時間內實現工業化的跨越式發展，不爭取外國的援助是有巨大困難的。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向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提出了援助請求。
８月，中共中央決定組織代表團，以周恩來為團長，陳雲、李富春為副團長，帶領30多名專家訪問蘇聯。
當時沒有大飛機，一架飛機隻能坐16人。中共代表團分乘三架飛機，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飛了三天，第一晚在伊爾庫斯克，第二晚在新西伯利亞，第三天才到莫斯科。到達莫斯科後，陳雲和我國的專家一起，在蘇維埃旅館下榻。
這次代表團的主要任務是就第一個五年計劃和蘇聯有關方麵交換意見，重點是爭取蘇聯的援助。在莫斯科，周恩來、陳雲等與蘇方代表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會談。期間，周恩來和陳雲兩次會見了斯大林。
蘇聯領導人詳細研究了中方提出的計劃，對計劃方針和要達到的目標，表示欣賞，但對計劃本身提出了異議。他們認為，這個計劃草案，還不能算是五年計劃，不僅不是計劃，即使作為指令也不夠。斯大林在會見周恩來、陳雲時還就中國的一五計劃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建議。他認為，計劃草案中考慮的五年中工業年平均增長20%的速度是勉強的，建議降到15%或14%。他還強調，計劃不能打得太滿，必須留有後備力量，以應付意外的困難。
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工作，會談取得了圓滿的成功，蘇聯同意幫助中國設計一批企業並提供設備。爭取到蘇聯對中國工業化的援助，是中共中央代表團這次訪蘇的最大成果。
９月下旬，周恩來、陳雲先行回國，留下李富春和一大批專家與蘇聯專家一起做進一步的工作。
回國後，陳雲把中財委日常工作交給薄一波，在1952年底至1953年初，根據蘇方的建議，全力以赴地對“一五”計劃進行了第三次編製。由於長期夜以繼日的工作，積勞成疾，陳雲病倒了。1953年３月，他不得不暫時離開工作崗位，到外地休養。這樣，編製“一五”計劃的工作也暫停了下來。五年計劃未定，計劃的第一年隻能通過年度計劃來體現。1952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編製1953年計劃及長期計劃綱要的指示》，確定製定五年計劃的一些重大問題。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但蘇聯對援助中國一五計劃的態度仍然十分積極。4月，蘇聯政府經過研究，就中國“一五”計劃的問題給予了正式的答複意見，並就中國“一五”計劃的有關內容編製了一些詳細的圖表等，供中國參考。蘇聯幫助中國建設的一些項目也基本上確定下來了。於是，新成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根據這些意見，對“一五”計劃進行了第四次編製。這一次，陳雲因病在外地休養，未能參加。
但是，第四次編製的“一五”計劃仍不能令人滿意。而這時，按照預定的時間，“一五”計劃已進入實施階段了。特別是1953年7月朝鮮戰爭雙方實現停戰，對中國經濟建設的外在威脅宣告解除，全力加快國民經濟建設步伐的條件已經具備。五年計劃編製工作的滯後成為加快經濟建設步伐的重大製約因素。對此，毛澤東和黨中央都非常著急。1954年初，根據工作發展的需要，中央決定成立由陳雲、高崗、李富春、鄧小平、鄧子恢、習仲勳、賈拓夫、陳伯達組成的五年計劃綱要編製八人工作小組，（陳雲任組長），以加快“一五”計劃的編製。
於是，陳雲又投入了第五次編製“一五”計劃的工作。這一次毛澤東要求計委從２月15日起，一個月內，拿出初稿，然後，交由陳雲領導的小組迅速定稿。計委的同誌感到時間太緊，壓力很大，向毛澤東請求延長一些時間，毛澤東隻同意給他們延長5天的時間，要求３月20日必須拿出初稿。
接到指示後，２月19日，陳雲即召集中央財經、文教各部部長開會，布置編製“一五”計劃的工作。會上，陳雲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同時指出：“編製‘一五’計劃的工作不能再拖了。毛主席規定的時間非常緊，但現在編製‘一五’計劃有很多有利條件。首先，蘇聯援助我們的項目已經定下來了，項目是141個，設計和設備安裝的時間也大致排好了，這就使我們更有把握了。其次，朝鮮戰爭已經停下來了，軍費和意外的支出都減少了。第三，總路線已經宣布，而且經過廣泛宣傳已深入人心。第四，我們已經有了幾次編製計劃的經驗。因此，短時間內完成這一任務是有可能的。”
會後，各部和計委根據陳雲的指示，迅速展開工作，並按預定的時間及時向陳雲提供了所需的材料。接到計委和各部提供的材料後，陳雲自己也組織了一個小組，這個小組由他和張璽、梅行、周太和、邱純甫5人組成。張璽是計委的副主任，周太和和邱純甫是陳雲的秘書，梅行是請來的筆杆子。5個人晝夜兼程，開了14次會，用了15天的時間，將這些材料進行了歸納、整理，並於４月初拿出了第五次編製的五年計劃綱要初稿。這一初稿於４月15日印好後，送到了毛澤東手裏。6月29日至30日，陳雲就“一五”計劃的有關問題向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匯報。國家計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初稿)》正式出籠。
雖然一五計劃是以蘇聯援助的“一五六項工程”為中心，是在蘇聯的指導幫助下製訂的，但陳雲的基本立足點還是自力更生，沒有盲目、教條地搬用外國的經驗。他說：“蘇聯專家搞的表太複雜，不能完全照辦，必須和我們的現狀結合起來。中國是農業國，不可能把每家有幾個雞、幾頭豬都統計起來。中國開始建設時，計劃的線條是粗的，將來由粗到細。”他在總結“一五”計劃實施過程中的一些經驗後提出：“研究合理的比例關係，決不能隻依靠書本，生搬硬套，必須從我國的經濟現狀和過去的經驗中去尋找。”陳雲的這種態度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
10月，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在廣州集中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共同審閱了國家計委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初稿）》。11月，陳雲主持召開了11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一五”計劃的方針任務、發展速度、投資規模、建設重點、工農關係、地區布局和人民生活等重大問題再次進行了討論，對初稿提出了若幹修改和補充意見。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的審閱，中央責成國家計委對五年計劃綱要草案再作進一步修改。這些修改，基本上是以初稿為基礎的，沒有再重新編製。
1955年３月31日，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對陳雲主持起草的“一五”計劃草案進行了審議，並決定原則通過這一草案。６月，中央委員會根據全國黨代會提出的意見，對草案再次進行了修改。７月30日，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審議並正式通過了“一五”計劃。
以糧食換機器
在短短5年中，蘇聯政府動員了大量人力、物力，幫助新中國編製計劃、援建項目、供應設備、傳授技術、代培人才、提供低息貸款，並且派出3000多名專家和顧問來中國幫助建設。這在中國曆史上、也是國際關係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但這種援助不可能、也不應該是無償的，而應該是互利的。通過從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大規模引進成套設備、技術資料和管理方法來建設中國工業化的基礎，需要大量的資金，特別是外匯資金。中蘇兩國協定中規定，中方在1954年至1959年間提供鎢砂、銅、銻、橡膠等戰略物資作為援助的部分補償。但中國經濟剛剛從戰爭破壞中得到恢複，國內需求尚難滿足，可用於出口的物資就更為緊缺，再加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外匯資金極其緊張……那麽，用什麽東西去換回中國的工業化呢？陳雲認為，隻能在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上打主意。
1950年6月6日，陳雲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發言，提出：“中國是個農業國，工業化的投資不能不從農業上打主意。搞工業要投資，必須拿出一批資金來，不從農業打主意，這批資金轉不過來……搞經濟工作一定要多方考慮，統籌兼顧。現在我們是在糧食、棉花上打算盤。”他在1954年9月的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進一步明確這個“算盤”的內容，那就是：“我們必須進口大量的機器裝備，來建立我國的工業基礎，以便在若幹年以後，把我國改造成為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為了進口機器裝備，我們必須用出口物資去交換。我國現在還是一個農業國家，能夠出口的主要物品是農產品。”
但是，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雖然新中國成立後農業生產迅速恢複並有了很大增產，但過去長期被抑製在極低水平的消費，特別是糧食、油脂、肉蛋等主要農副產品的消費有了很大增長，供求關係本來就比較緊張。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消費增長的需要和國家建設需要之間就出現了矛盾。
在生產還不能大量增長時，隻能在消費上打主意，在保證國計民生的的基礎上先外銷後內銷。1953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對外貿易部：“密切內外銷結合，擴大內外交流，保證供應工業建設的需要”，“凡對國計民生關係重大的商品（如糧食、大豆、植物油等），保證國內供應是需要的，但不能隻強調這一方麵……還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擠出來，以供出口。凡對國計民生關係較小的商品，應積極組織出口；有些商品（如肉類、花生）更可適當節減國內消費，以滿足出口需要。”1954年7月13日，陳雲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加強市場管理和改造私營商業的指示中，在商業工作的部署上，又專門就處理內外銷關係提出：“關於商品內銷和出口的關係，除糧食、油料等物資特殊規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資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國內市場的銷售應服從出口的需要。有些商品如肉類，應壓縮國內市場的銷售，保證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葉和各種小土產，應盡量先滿足出口，多餘的供國內市場銷售。隻有這樣，才能保證必要的出口，以換回國家建設所必需的工業設備。”
對於這種做法，陳雲在1954年9月的講話中解釋說：“減少消費，當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們必須在兩者之間選擇一個：或者是暫時減少可以減少的消費，以便完成國家工業化，由此來建立我國能夠進一步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基礎，使我們有可能在將來迅速地增加各種消費品的產量；或者是盡其所有在國內消費掉，因而不能建設工業，使我國經濟長期處於落後狀態”，“全國人民應該自覺地節省凡屬可以節省的消費品，以便供應出口”，“不但是現在，而且是今後十多年內，隻能采取節省國內消費、首先供應出口的辦法。隻有工業基礎建立以後，工業裝備的進口可以減少的時候，這種情況才能有所改變。”
雖然陳雲主張先外銷後內銷，但為兼顧國內市場供應，在出口商品的數量上還是有所控製的。一旦發現出口過多確實影響到國內供應時，他又立即糾正。1953年食油供應緊張，陳雲計算後指出：1952年出口總量為29萬噸，1953年出口增長至33.7萬噸，出口增加8萬噸。這與誤認為1952年食油積壓有關，是帶有盲目性的，直接導致了1953年食油供應的緊張。11月13日，陳雲為中財委起草食油供應情況的報告建議：為了緩和食油市場的緊張程度，1954年食油出口，比原定控製數字減少10萬噸。1956年11月11日，在豬肉和各種副食品供應緊張的狀況下，他又提出在1956年已減少5萬噸豬肉出口的基礎上，1957年出口豬肉再減少10萬噸，油脂減少7萬噸。他說：“我們主動地減，比和外國先訂合同，出不了那樣多，而被動地減要好一點。”
陳雲的主張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1959年毛澤東在一個會議上說：過去陳雲曾經提過有些東西應該內銷服從外銷，我很讚成這樣提。我們要節衣縮食保證出口，否則六億五千萬每人多吃一口就吃掉了。
新中國理財專家陳雲與“一五六項工程”建設 (3)
熊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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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項摸清建設項目
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特別是成套工業設備的引進，對陳雲和整個財經部門而言，都是一項全新的工作，大家都沒有經驗。陳雲對這項工作的處理態度，是既積極熱情，又慎重穩妥。他要求對引進的項目逐項審查論證，並從中學習、總結經驗，不許草率從事。
蘇聯援助中國建設的工業項目，有些在經濟恢複時期就開始了前期工作，後來才正式列入“一五六項工程”。新中國的第一個汽車製造廠——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就是這樣的。
舊中國是很落後的，現代工業基本上是空白，連火柴、鐵釘都被老百姓叫做“洋火”、“洋釘”，更不用說造汽車了。新中國成立後，大家都急於看到自己的國產汽車。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就請求蘇聯幫助中國建設一個汽車製造廠。蘇聯方麵答應了，很快派來了專家。
這個工廠應該建在哪裏呢？陳雲主持會議討論了3次。蘇聯專家設想，蘇聯有名的斯大林汽車廠建在首都莫斯科，中國的第一個汽車廠是不是也建在首都？國內的意見也不統一，提了好幾個地方，比如石家莊、太原等。陳雲說，是不是可以放得遠一點，設到西安去？但陳雲沒有獨斷專行，而是充分聽取意見，不斷思考。
經過充分討論，這些意見，包括陳雲的意見都被否定了。如果這個工廠設在西安，按生產3萬輛汽車來設計，光電力就需要2.4萬千瓦，而西安隻有9000千瓦，修電站就需要好幾年的時間；需要的木材量達2萬立方米，在西北砍木頭，山都要砍光；運輸也是問題，每年運輸量100萬噸，而西安到潼關鐵路的運輸量不超過200萬噸，光汽車工廠就夠它運了。北京也不行，工廠每年鋼鐵需求量超過20萬噸，北京的石景山鋼鐵廠要五六年後才能達到這個生產能力。其他地方也都存在這樣或者那樣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
經過兩個月的討論，會議最後確定，從電力、鋼鐵、木料、運力等各方麵條件來看，中國的第一個汽車工廠隻能夠設在條件比較好的東北。蘇聯專家這才出發到東北去勘察。為了保證萬無一失，1951年1月，陳雲提出，開工建設時間定在1953年7月，留下兩年半的時間做準備。
陳雲從中得到很大啟發：他說：“外行的事多了，要下決心學習。不學習，經濟建設一竅不通，那就搞不成。”
經過3年時間的建設，1956年7月15日，第一汽車製造廠組裝出第一批國產解放牌汽車，結束了中國沒有汽車工業的曆史。1957年10月18日，陳雲來到長春，視察第一汽車製造廠。他對廠長饒斌說：這個廠我們花錢多，要好好看一看。他在一汽視察時，幾乎一整天都在車間裏，對生產流程的各個環節看得非常仔細。他還問到生產中的主要困難，要大家通過勤儉辦廠來解決。他風趣地對大家說：蘇聯1945年進軍我國東北時，汽車的駕駛室都是木頭做的，木頭總比鋼材好解決吧！說完，他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看到我國第一個汽車工廠欣欣向榮的景象，陳雲非常高興，那神情，就像父親看到長大成人的孩子一樣。
有了這次的經驗，陳雲對其他建設項目更加小心謹慎，嚴格審核，蘇聯幫助設計和建設的156項工業建設項目，不少是由陳雲親自召集專家、技術人員和有關幹部認真審查後才決定具體方案的。
有的項目，連給中央的審查報告都是陳雲親自起草的。1952年2月4日，他在為中財委黨組起草的審查哈爾濱鋁合金加工廠初步設計議定書給中央的報告中，建議：“我們建設新型工廠沒有經驗，而過去的基本建設中已有很大浪費，因此對於每個工廠的建設計劃及初步設計，應該認真地慎重地加以研究審核，這是一種極為重要的學習。今後，各級工業交通等部門凡是建設新廠，都必須切實審查設計，決不可草率從事。”中財委黨組決定：建設投資50萬元以上的新工廠須報中央，較大和大型工廠的初步設計議定書須經中財委黨組審核，政務院黨組和黨中央核準；對於設計的審核工作，應力避拖延又必須切實認真。
搞大規模的成套設備和技術、管理製度的引進，當時並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在這樣一次機遇麵前，幹部中難免出現一些急躁冒進的情緒，看到好東西就想要。陳雲頭腦很冷靜。舊中國畸形的進出口商品結構和巨大的貿易逆差，使國民經濟對外國資本產生嚴重依賴性。新中國的對外經濟交流貫徹的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為此，雖然麵臨出口創匯能力不足的種種困難和蘇聯全麵支援中國工業化的特殊條件，陳雲仍然主張要保持外匯平衡。他說：“我們必須力求不借外債。為了保持外匯的收支平衡，應壓縮不必要的進口。”根據他的指導思想，新中國在外貿計劃和外匯安排方麵，實行“以出定進，進出平衡，瞻前顧後，留有餘地”的原則。
陳雲主張，壓縮進口首先應在進口結構上有所選擇，優先保證國家建設所必需的技術設備和重要物資的進口。1950年6月，他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講話說：“進口什麽東西，要嚴加管製；出口的東西要放寬尺度，凡是能夠出去的東西，不管雞毛蒜皮都可以出。這樣我們就主動了。”1954年4月1日，他在外貿部的報告上批示，要盡量少出口油料、大豆等物資，大米、布匹要在小麥、棉花能進口的條件下才出口，盡量選急需的物資進口，減少非急需物資的進口。
舊中國從1873年至1947年，每年進口的機器設備從沒有超過進口總額的10%。而1950年，工業裝備、工業原料及交通器材的進口已占進口的第一位。在對蘇貿易上主要是換入工廠裝備及原料和交通器材等，日用品（主要是煤油和白糖）僅占從蘇聯換入貨物總值的3.1%，與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如對捷克和波蘭的貿易，工廠裝備和工業原料占80%，輕工業品占20%。
在進口安排上陳雲管得極嚴。他主張進口要考慮外匯支付能力和國內配套能力，循序漸進。1950年3月19日，他同薄一波致電在蘇進行貿易談判的李富春、葉季壯，發去重工業部可自行生產的機械清單，請他們不要訂購這些機械。27日他們又去電，說以前提供蘇方的機器訂貨單，詳查後發現很多國內能自製，要求從訂單中刪去。
1954年6月30日，他向中央報告一五計劃編製情況，談到蘇聯援助項目安排時指出，對蘇外匯的支付很緊張，有些項目可能要推遲。7月8日，他在外貿部對外談判的一份報告上批示：進口貨必須是我們急需者，因為外匯甚少，不宜多做政治性的不急需的進口。
蘇聯援建中國的“一五六項工程”，最後實施的有150個項目。陳雲領導財經部門，為統籌實施這些項目做了大量工作。他們一方麵充分利用蘇聯全力支持中國工業化這一難得的曆史契機，爭取並組織實施了成套工業設備、技術資料乃至管理製度的引進，力求逐項摸透引進項目，在科學論證基礎上消化吸收最新成果，最大限度地發揮引進項目在中國工業化中的作用，提高管理現代工業經濟的能力；另一方麵克服經驗不足的困難和急躁冒進的傾向，強調外匯平衡，要求從實際需要和可能來確定引進規模，使新中國第一次大規模成套設備引進進行得非常高效而平穩，為積極穩妥地利用外國資金技術加快中國經濟建設，樹立了成功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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