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黨喘著粗氣，把六七箱草莓搬下車。那雙黑乎乎、裂著口的粗壯大手捏起一顆，遞給《中國周刊》記者：“嚐嚐，無化肥無農藥。”這些草莓，意味著兒子張圖去美國讀大學的學費。
一想到兒子的未來，這個身材略胖、頭發亂糟糟的中年男人，便忍不住翹起嘴角。
因為戶籍限製，張圖無法在京高考。無奈之下，他將孩子送進國際班，準備出國留學。隨後，具有美國國籍的前妻提供援助，兒子很快能以美國公民身份，參加“美國高考”。
更奇妙的是，隻要變成美國人，孩子又能在北京高考了——根據教育部政策，外國僑民享有直接參加北京高考的資格。
這出逆襲的喜劇，充滿了黑色與荒誕。
4月16日，賣了一天草莓的張建黨帶著兒子在北京某派出所戶籍大廳前接受拍照，
警察的到來最終讓拍攝不得不終止。記者匆忙摁了一下快門，
失焦的畫麵看起來像許多非京籍考生的未來。中國周刊記者／商華鴿 攝 [保存到相冊]
京城求學記
兒子優異的成績，曾是張建黨堅持留在北京的原因。
張圖今年高二，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簡稱實驗中學）——一所北京市重點高中。他的成績穩定在全校前30名左右，一度排到了西城區前50名。
“每年，實驗中學能有七八十人考上清華北大，這還是往保守了說。”張建黨自信，“憑孩子的水平，能穩進清華。”
可孩子不是北京戶口，別說清華，連高考的資格都沒有。
1995年，張建黨的妻子從中國科技大學碩士畢業，考上北京大學物理係博士，夫妻倆從安徽老家來到北京。第二年，兒子出生。1998年，妻子拿到全獎赴美留學，三年之後提出離婚。一番爭奪後，張建黨獲得孩子的撫養權。此時，他在北京開了家鐵藝廠，把父母接過來帶年幼的張圖。
對於這位單身父親來說，兒子就是一切，他希望孩子能在北京幸福地成長。
最初一家人居住在昌平霍營的村子裏。經濟條件一好轉，他馬上把孩子送到教學質量優越的亞運村中心幼兒園。幼升小的時候，張建黨交了三萬多的“捐資助學費”，把兒子送進了當地條件最好的小學。
“為此，學校還寫了封表揚信，讚揚我的高尚行為。”他笑著回憶道，“北京的家長都不用花這筆錢。說白了，就是借讀費。”
那時，戶籍並不算是個大問題，“無非就是多花點錢”，他負擔得起。
這樣的心態，一直延續到孩子小學畢業。
三年級時，為能在小升初的競爭中搶占先機，張建黨和所有望子成龍的家長一樣，提前給孩子報了個“占坑班”（某些重點中學自辦或合辦的小學生學科培訓班，意在選拔優秀生源升入本校初中）。他希望兒子能升入重點中學——北京八中。
張圖也爭氣，一個課外班都沒報，幾年下來成績拔尖兒，順利通過八中的入學測驗。麵試時候，負責招生的老師對這個安靜專注的男孩很滿意，錄取似乎成了板上釘釘的事兒。
但一聽說“戶口不在北京”，對方臉色一沉，語氣立馬就變了：“那你就別想了！”
張建黨也急了：“我們可以多交點錢。”
對方一擺手：“不是錢的問題。你這屬於沒有學籍，將來升入高中部，也沒法高考。”校方不願意惹這個麻煩。
老張第一次體會到了戶籍的厲害。
本以為進八中是妥妥兒的，其他學校根本沒考慮。眼看招生截止，他抓著孩子的簡曆和市級三好學生證書，四處亂投。
最後，趕上了北京市十三中分校最後一撥考試。因為考試幾乎滿分，張圖被錄取到實驗班。“他們隻有初中部，沒有高考率的壓力，中考能考高分就行。”老張解釋道。
他告訴兒子：“沒有戶口，差點上不了好學校。以後，你得做好心理準備。”兒子咬了咬嘴唇，沒吱聲。
中考那年，因為張建黨再婚的妻子是京籍，屬於9類非本市戶口可報考情形中的一項，張圖可以在北京借考。為辦借考手續，老張先是拿到妻子戶籍所在地居委會的證明，但因為級別不夠，又去上級鎮政府蓋章。見對方還不太配合，他拿著教育部的文件磨唧半天才算了事。後來他得知，這個外來人口眾多的鎮，隻有不到二十人拿到借考資格。
最終，孩子以2分優勢，驚險地考進實驗中學。他每天5點鍾起，花一個半小時自己從昌平坐車到西單，晚上8點多鍾回家，常常夜裏兩點還寫不完作業。
後來，老張在西單的小旅館裏租了個地下室，供孩子一個人住，700塊錢一個月。周圍的鄰居，以打工者居多，沒有浴室，隻有一個公共廁所。屋子不到8平米，得側著身子走動。
他也心疼孩子受苦。好在有個老鄉，孩子也在實驗中學讀初中，租了個5000多的三居室，沒事兒就讓張圖過去吃個飯洗個澡。
張建黨一聲苦笑：“老鄉在發改委工作，孩子是共建生，早就給解決了北京戶口。”
煎熬
艱難求學的過程中，父子倆受盡煎熬。
高一開學沒多久，張圖就在期中考試中拿了個年級第六。聽說張圖租住在地下室，同學們都很敬佩他。老張說：“兒子有天分，而且，他知道自己是外地人，心裏有動力。”
從幼兒園到小學，張圖都過著寄宿生活，早就習慣離開家的日子。
這位性格內向的男孩，皮膚黝黑，嘴邊兩抹淡淡的胡須，說話細聲細語，總是慢悠悠的。他個頭已經躥到1米77，體重還不到100斤，似乎一陣風就能吹倒。看書時，他總是伸著脖子貼著臉，眼睛眯成一條縫。
能拿到現在的學習成績，也並非一帆風順。五年前，他還得過一場“怪病”。
那時候，住校的張圖在課間甚至課堂上，總是動不動就暈倒。但每次張建黨心急火燎地趕過去，孩子一靠在自己身上，馬上就恢複正常。
醫生也沒檢查出什麽病症，最後隻是建議孩子要“多和家人在一起”。為此，張圖六年級時走讀了一年，才算好轉。
升入初中，情況越發嚴重。有時候站著站著，突然就暈倒。一到上課，張圖便覺得渾身不舒服，趴在桌子上睡覺，作業也不交，但一回家，他卻跟個沒事兒人似的。這些狀況，他一直沒告訴張建黨。
期中考試的時候，他考了年級250多名，在初中尖子生的試驗班裏，這是倒數成績。他一直瞞著家裏，直到老師給張建黨打了電話。
“這種表現，是典型的‘癔症（分離轉換性障礙）’——由於生活事件、內心衝突、自我暗示等，引起的精神障礙。”焦急的老張查閱過不少醫學資料，“起因不太確定，孩子支支吾吾告訴我，班上有個男生曾說過一句，他學習不好。”
那時候，一走進學校，這個內心敏感的男孩總會被誘發症狀。“說不清楚，就是不想離開家去學校學習。”張圖回憶道。
但兒子的“怪病”，很快就被老張治好了，方法有點簡單粗暴。
“兒子，現在你分數這麽低，我太失望了。接受現實吧——沒有進步，咱們就直接退學。”從小到大，張圖從沒聽過這樣的狠話。
在父親的要求下，他馬上給班主任寫了檢討承認錯誤。
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兒就是背英語，父親讓兒子坐在腿上，看著他背。新概念英語3，一共50多篇長課文，幾個月生生全背下來了。
張圖默默接受了這一切，拚命追趕，能力被“壓迫到了極限”。第二次考試，他就考入年級前三十。後來的統考，又拿到年級第四，西城區排名第36。
高一的時候，因為化學成績次次拿年級第一，張圖一度成為競賽班9班同學的“眼中釘”——作為代表學校參加全市競賽的理科尖子班，化學第一的寶座竟拱手讓給了別人。張圖所在的6班班主任，每次開年級會都以此自豪。後來張圖享有一項特權，可以去全封閉教學的9班旁聽。在這裏他交了幾個好友，沒事就一塊下圍棋，打打乒乓球。
可是，這個試圖通過知識改變命運的家庭，最終還是敗給了戶籍。
看著兒子的成績單，張建黨越來越發愁：北京的異地高考政策喊了多年， 卻一直沒動靜。回老家，安徽已經一個親戚都沒有，北京的生意自己脫不開身，萬一從小在北京長大的張圖不適應環境，再出狀況怎麽辦？等政策，如果高三那年還不放開，孩子的前途就耽誤了。
血淋淋的教訓提醒老張，出國要趁早準備。身邊就有不少朋友，在孩子高三那年沒等到政策，被形勢逼著將孩子送到了國外，讀了個社區大學。
可這個父親舍不得兒子離開，“孩子有上清華的水平，出國也沒多大意義啊。”
惋惜、無奈、絕望以及憤怒，張建黨隻覺得五味雜陳。
別了，高考
一條新聞曾讓老張感覺到一絲希望。
2010年4月份，在一群非京籍家長推動下，北京市教委發布消息，未來3至5年內，外來人口參加本市小升初將享受“同城待遇”，不再受戶籍限製。
剛從小升初的磨難中走出來，他深知不易，也加入到這個自發的組織裏。
在上街征集簽名的過程中，老張特地叫上了兒子：“一是讓他通過實踐了解社會，二是讓他明白，權利需要自己去爭取。”張建黨現在還留著那張照片：當時才初二的張圖麵對過往的路人，手裏拿著簽名單，呆呆地站在路邊，一臉怯生生的表情。
後來，老張帶著兒子參加了鳳凰衛視的《一虎一席談》，講述自己的遭遇。當被問到“如果短期內不能實現異地高考”時的打算，張圖一臉茫然：“我也不知道。”這期節目被異地高考的反對者們截屏，發到了微博和論壇上，並有人宣稱要“人肉出這個小崽子”、“好好修理修理他”。
這讓張圖感到很害怕。
高一時的一天，老張打算去教育部反映訴求，張圖卻不希望他再去，擔心遇到危險。父子倆好一陣爭吵，情急之下的張圖衝著父親喊道：“因為你，我已經失去了一次母親，我不想再第二次失去家！”
聽了這話，張建黨沉默不語，難過了好久。
2012年底，北京市出台政策，未來3年將實施過渡政策，滿足條件的隨遷子女，可以在京參加中職、高職學校的考試。
之前，老張一直在猶豫，要不要把兒子轉到學校的國際班。那裏的學生，要麽家裏早就做好了出國的準備，要麽擔心學習成績上不了國內的一流大學，打算到國外鍍金。張圖是個例外，張建黨咬了咬牙：“我們不想走，卻生生被逼了出去。”
轉班那天晚上，張建黨發布了一條微博：“兒子最終還是去了國際班。心裏滿是不舍與遺憾。從此和中國高考告別了。9班的同學們，以後你們失去了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也失去了一個好朋友。再見，中國高考製度。”
逆襲
此前的努力化為泡影，一切又都重新開始。
張圖的英語不是強項，為提升托福成績，報了幾個培訓班。再加上報考SAT（學術能力評估測試，俗稱“美國高考”，是世界各國高中生申請美國名校學習及獎學金的重要參考）的費用和差旅費，短短幾個月已經花費了4萬多塊。
但這些還都算小錢。老張谘詢過，一個中國留學生在美國上一所普通大學的費用，至少也得七八十萬。
說到這裏，張建黨又撓了撓本已亂糟糟的頭發。
老張還有一套老房子，妻子不同意賣掉。再婚時，妻子有個大女兒，婚後兩人又生了小女兒。供養三個孩子，還得應付日常花銷，房子不到萬不得已不能動。
兩年前，他轉行開了家草莓采摘園，生意剛剛開始有起色。除了周末接待觀光客人，最主要的收入來源要靠分布在北京的五六家草莓攤點兒。
“20塊錢一盒，按利潤1000元一天算，一個月3萬，一年15萬——草莓一年隻有五個月能賣。加上手頭的積蓄，差不多能湊一年20萬的學費。”他算起賬。
因為草莓的周期性，租不到攤位，他隻得流動擺攤，時刻要提防城管抄攤兒——孩子的學費全指望這些草莓了。
張圖也有著自己的煩惱。課程變了，不要求深度而是廣度，他的特長沒了用武之地，而班上的女生，英語成績幾乎都比他好。
2013年初，這對焦慮的父子迎來一個好消息。
得知孩子的處境，張建黨的前妻從美國打來電話。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給孩子一個身份。”她告訴老張。前妻早已獲得美國國籍，在美國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的研究所供職，再婚並育有兩個孩子。她希望通過自己的身份，幫兒子拿下美國綠卡。
3月底，她打電話告訴張建黨：“因為張圖已經年滿16歲，移民局很可能直接給他美國公民身份（美國國籍），而不是綠卡了。”
綠卡隻相當於美國的“永久居住證”。而美國公民身份，則可以享有如醫療、選舉權等一切美國公民待遇，並可以為直係親屬和配偶申請移民。
根據美國法律，父親或母親一方擁有美國國籍，並在美國本土居留五年以上，其16歲至18歲之間的子女，必須獨立申請入籍。
這意味著，張圖得自己做出選擇。
其實，沒什麽選擇的。張建黨建議兒子加入美國國籍，孩子接受了父親的建議。
沒過多久，各項手續已基本就緒。快的話，2013年8月份，張圖就能獲得身份。因為前妻也隻能提供每年1萬美元左右的學費，老張的經濟壓力並沒有減小。唯一可能的好處是，如果在妻子所在的密西西比州立大學就讀，學費會因本州子女而減半。
張圖想申請一個好點的學校，比如加州伯克利分校、哈佛或斯坦福大學。這些學校學費高昂，張建黨希望他能拿到半獎（減免部分學費），而他自己打算拿到全獎（包含學費和生活費），減輕家裏的負擔。
想到很快要到美國和自己的媽媽生活，17歲的他心情很複雜。
打記事兒起，奶奶一直向他灌輸“你媽媽是壞人”的思想。年幼時，母親回國探親，想帶他一塊到安徽老家呆兩天，張建黨也希望母子倆能獨處，張圖哭鬧著反對，甚至以腦袋撞牆的方式威脅。但別人逗他，讓他說“我媽是壞蛋”的時候，他卻死活都不開口。
他現在還記得母親那時候的模樣，比自己剛出生時的合照，皺紋多了，眼袋更明顯了。
而美國在他印象裏，是個匯聚了科技界高精尖人才、比較開放、具有包容性的移民國家。當然，也存在種族歧視問題。
現在他還知道，美國公民隻要納稅到一定年限，便可自動享受遷徙地的社會福利待遇。被稱作“美國高考”的SAT，每年可以考七次，考試內容全國統一，可在任意一個州參加考試。
在那裏，不存在因為戶籍產生的異地高考問題。
就在張建黨父子選定了前途後，他們突然發現，張圖可以在北京高考了。
為兒子辦理出國手續時，張建黨查閱了《教育部關於規範我國高等學校接受外國留學生有關工作的通知》。文件中規定，“在中國定居的外國僑民”，可持《外僑居留證》直接報名參加中國高考。老張谘詢了一下，這樣的考生還可以享受10分的優惠政策。
張建黨算了算：“孩子一放暑假就去美國，差不多兩個月內能辦下美國護照，再回來辦個外僑居留證，剛好趕得上北京2014年高考報名。”
盡管已決定出國，張建黨還是建議兒子，“一定要在北京高考一次”。
理由很簡單——沒參加過中國高考，就不算真正了解中國社會。
一想到兒子的未來，這個身材略胖、頭發亂糟糟的中年男人，便忍不住翹起嘴角。
因為戶籍限製，張圖無法在京高考。無奈之下，他將孩子送進國際班，準備出國留學。隨後，具有美國國籍的前妻提供援助，兒子很快能以美國公民身份，參加“美國高考”。
更奇妙的是，隻要變成美國人，孩子又能在北京高考了——根據教育部政策，外國僑民享有直接參加北京高考的資格。
這出逆襲的喜劇，充滿了黑色與荒誕。
4月16日，賣了一天草莓的張建黨帶著兒子在北京某派出所戶籍大廳前接受拍照，
警察的到來最終讓拍攝不得不終止。記者匆忙摁了一下快門，
失焦的畫麵看起來像許多非京籍考生的未來。中國周刊記者／商華鴿 攝 [保存到相冊]
京城求學記
兒子優異的成績，曾是張建黨堅持留在北京的原因。
張圖今年高二，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簡稱實驗中學）——一所北京市重點高中。他的成績穩定在全校前30名左右，一度排到了西城區前50名。
“每年，實驗中學能有七八十人考上清華北大，這還是往保守了說。”張建黨自信，“憑孩子的水平，能穩進清華。”
可孩子不是北京戶口，別說清華，連高考的資格都沒有。
1995年，張建黨的妻子從中國科技大學碩士畢業，考上北京大學物理係博士，夫妻倆從安徽老家來到北京。第二年，兒子出生。1998年，妻子拿到全獎赴美留學，三年之後提出離婚。一番爭奪後，張建黨獲得孩子的撫養權。此時，他在北京開了家鐵藝廠，把父母接過來帶年幼的張圖。
對於這位單身父親來說，兒子就是一切，他希望孩子能在北京幸福地成長。
最初一家人居住在昌平霍營的村子裏。經濟條件一好轉，他馬上把孩子送到教學質量優越的亞運村中心幼兒園。幼升小的時候，張建黨交了三萬多的“捐資助學費”，把兒子送進了當地條件最好的小學。
“為此，學校還寫了封表揚信，讚揚我的高尚行為。”他笑著回憶道，“北京的家長都不用花這筆錢。說白了，就是借讀費。”
那時，戶籍並不算是個大問題，“無非就是多花點錢”，他負擔得起。
這樣的心態，一直延續到孩子小學畢業。
三年級時，為能在小升初的競爭中搶占先機，張建黨和所有望子成龍的家長一樣，提前給孩子報了個“占坑班”（某些重點中學自辦或合辦的小學生學科培訓班，意在選拔優秀生源升入本校初中）。他希望兒子能升入重點中學——北京八中。
張圖也爭氣，一個課外班都沒報，幾年下來成績拔尖兒，順利通過八中的入學測驗。麵試時候，負責招生的老師對這個安靜專注的男孩很滿意，錄取似乎成了板上釘釘的事兒。
但一聽說“戶口不在北京”，對方臉色一沉，語氣立馬就變了：“那你就別想了！”
張建黨也急了：“我們可以多交點錢。”
對方一擺手：“不是錢的問題。你這屬於沒有學籍，將來升入高中部，也沒法高考。”校方不願意惹這個麻煩。
老張第一次體會到了戶籍的厲害。
本以為進八中是妥妥兒的，其他學校根本沒考慮。眼看招生截止，他抓著孩子的簡曆和市級三好學生證書，四處亂投。
最後，趕上了北京市十三中分校最後一撥考試。因為考試幾乎滿分，張圖被錄取到實驗班。“他們隻有初中部，沒有高考率的壓力，中考能考高分就行。”老張解釋道。
他告訴兒子：“沒有戶口，差點上不了好學校。以後，你得做好心理準備。”兒子咬了咬嘴唇，沒吱聲。
中考那年，因為張建黨再婚的妻子是京籍，屬於9類非本市戶口可報考情形中的一項，張圖可以在北京借考。為辦借考手續，老張先是拿到妻子戶籍所在地居委會的證明，但因為級別不夠，又去上級鎮政府蓋章。見對方還不太配合，他拿著教育部的文件磨唧半天才算了事。後來他得知，這個外來人口眾多的鎮，隻有不到二十人拿到借考資格。
最終，孩子以2分優勢，驚險地考進實驗中學。他每天5點鍾起，花一個半小時自己從昌平坐車到西單，晚上8點多鍾回家，常常夜裏兩點還寫不完作業。
後來，老張在西單的小旅館裏租了個地下室，供孩子一個人住，700塊錢一個月。周圍的鄰居，以打工者居多，沒有浴室，隻有一個公共廁所。屋子不到8平米，得側著身子走動。
他也心疼孩子受苦。好在有個老鄉，孩子也在實驗中學讀初中，租了個5000多的三居室，沒事兒就讓張圖過去吃個飯洗個澡。
張建黨一聲苦笑：“老鄉在發改委工作，孩子是共建生，早就給解決了北京戶口。”
煎熬
艱難求學的過程中，父子倆受盡煎熬。
高一開學沒多久，張圖就在期中考試中拿了個年級第六。聽說張圖租住在地下室，同學們都很敬佩他。老張說：“兒子有天分，而且，他知道自己是外地人，心裏有動力。”
從幼兒園到小學，張圖都過著寄宿生活，早就習慣離開家的日子。
這位性格內向的男孩，皮膚黝黑，嘴邊兩抹淡淡的胡須，說話細聲細語，總是慢悠悠的。他個頭已經躥到1米77，體重還不到100斤，似乎一陣風就能吹倒。看書時，他總是伸著脖子貼著臉，眼睛眯成一條縫。
能拿到現在的學習成績，也並非一帆風順。五年前，他還得過一場“怪病”。
那時候，住校的張圖在課間甚至課堂上，總是動不動就暈倒。但每次張建黨心急火燎地趕過去，孩子一靠在自己身上，馬上就恢複正常。
醫生也沒檢查出什麽病症，最後隻是建議孩子要“多和家人在一起”。為此，張圖六年級時走讀了一年，才算好轉。
升入初中，情況越發嚴重。有時候站著站著，突然就暈倒。一到上課，張圖便覺得渾身不舒服，趴在桌子上睡覺，作業也不交，但一回家，他卻跟個沒事兒人似的。這些狀況，他一直沒告訴張建黨。
期中考試的時候，他考了年級250多名，在初中尖子生的試驗班裏，這是倒數成績。他一直瞞著家裏，直到老師給張建黨打了電話。
“這種表現，是典型的‘癔症（分離轉換性障礙）’——由於生活事件、內心衝突、自我暗示等，引起的精神障礙。”焦急的老張查閱過不少醫學資料，“起因不太確定，孩子支支吾吾告訴我，班上有個男生曾說過一句，他學習不好。”
那時候，一走進學校，這個內心敏感的男孩總會被誘發症狀。“說不清楚，就是不想離開家去學校學習。”張圖回憶道。
但兒子的“怪病”，很快就被老張治好了，方法有點簡單粗暴。
“兒子，現在你分數這麽低，我太失望了。接受現實吧——沒有進步，咱們就直接退學。”從小到大，張圖從沒聽過這樣的狠話。
在父親的要求下，他馬上給班主任寫了檢討承認錯誤。
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兒就是背英語，父親讓兒子坐在腿上，看著他背。新概念英語3，一共50多篇長課文，幾個月生生全背下來了。
張圖默默接受了這一切，拚命追趕，能力被“壓迫到了極限”。第二次考試，他就考入年級前三十。後來的統考，又拿到年級第四，西城區排名第36。
高一的時候，因為化學成績次次拿年級第一，張圖一度成為競賽班9班同學的“眼中釘”——作為代表學校參加全市競賽的理科尖子班，化學第一的寶座竟拱手讓給了別人。張圖所在的6班班主任，每次開年級會都以此自豪。後來張圖享有一項特權，可以去全封閉教學的9班旁聽。在這裏他交了幾個好友，沒事就一塊下圍棋，打打乒乓球。
可是，這個試圖通過知識改變命運的家庭，最終還是敗給了戶籍。
看著兒子的成績單，張建黨越來越發愁：北京的異地高考政策喊了多年， 卻一直沒動靜。回老家，安徽已經一個親戚都沒有，北京的生意自己脫不開身，萬一從小在北京長大的張圖不適應環境，再出狀況怎麽辦？等政策，如果高三那年還不放開，孩子的前途就耽誤了。
血淋淋的教訓提醒老張，出國要趁早準備。身邊就有不少朋友，在孩子高三那年沒等到政策，被形勢逼著將孩子送到了國外，讀了個社區大學。
可這個父親舍不得兒子離開，“孩子有上清華的水平，出國也沒多大意義啊。”
惋惜、無奈、絕望以及憤怒，張建黨隻覺得五味雜陳。
別了，高考
一條新聞曾讓老張感覺到一絲希望。
2010年4月份，在一群非京籍家長推動下，北京市教委發布消息，未來3至5年內，外來人口參加本市小升初將享受“同城待遇”，不再受戶籍限製。
剛從小升初的磨難中走出來，他深知不易，也加入到這個自發的組織裏。
在上街征集簽名的過程中，老張特地叫上了兒子：“一是讓他通過實踐了解社會，二是讓他明白，權利需要自己去爭取。”張建黨現在還留著那張照片：當時才初二的張圖麵對過往的路人，手裏拿著簽名單，呆呆地站在路邊，一臉怯生生的表情。
後來，老張帶著兒子參加了鳳凰衛視的《一虎一席談》，講述自己的遭遇。當被問到“如果短期內不能實現異地高考”時的打算，張圖一臉茫然：“我也不知道。”這期節目被異地高考的反對者們截屏，發到了微博和論壇上，並有人宣稱要“人肉出這個小崽子”、“好好修理修理他”。
這讓張圖感到很害怕。
高一時的一天，老張打算去教育部反映訴求，張圖卻不希望他再去，擔心遇到危險。父子倆好一陣爭吵，情急之下的張圖衝著父親喊道：“因為你，我已經失去了一次母親，我不想再第二次失去家！”
聽了這話，張建黨沉默不語，難過了好久。
2012年底，北京市出台政策，未來3年將實施過渡政策，滿足條件的隨遷子女，可以在京參加中職、高職學校的考試。
之前，老張一直在猶豫，要不要把兒子轉到學校的國際班。那裏的學生，要麽家裏早就做好了出國的準備，要麽擔心學習成績上不了國內的一流大學，打算到國外鍍金。張圖是個例外，張建黨咬了咬牙：“我們不想走，卻生生被逼了出去。”
轉班那天晚上，張建黨發布了一條微博：“兒子最終還是去了國際班。心裏滿是不舍與遺憾。從此和中國高考告別了。9班的同學們，以後你們失去了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也失去了一個好朋友。再見，中國高考製度。”
逆襲
此前的努力化為泡影，一切又都重新開始。
張圖的英語不是強項，為提升托福成績，報了幾個培訓班。再加上報考SAT（學術能力評估測試，俗稱“美國高考”，是世界各國高中生申請美國名校學習及獎學金的重要參考）的費用和差旅費，短短幾個月已經花費了4萬多塊。
但這些還都算小錢。老張谘詢過，一個中國留學生在美國上一所普通大學的費用，至少也得七八十萬。
說到這裏，張建黨又撓了撓本已亂糟糟的頭發。
老張還有一套老房子，妻子不同意賣掉。再婚時，妻子有個大女兒，婚後兩人又生了小女兒。供養三個孩子，還得應付日常花銷，房子不到萬不得已不能動。
兩年前，他轉行開了家草莓采摘園，生意剛剛開始有起色。除了周末接待觀光客人，最主要的收入來源要靠分布在北京的五六家草莓攤點兒。
“20塊錢一盒，按利潤1000元一天算，一個月3萬，一年15萬——草莓一年隻有五個月能賣。加上手頭的積蓄，差不多能湊一年20萬的學費。”他算起賬。
因為草莓的周期性，租不到攤位，他隻得流動擺攤，時刻要提防城管抄攤兒——孩子的學費全指望這些草莓了。
張圖也有著自己的煩惱。課程變了，不要求深度而是廣度，他的特長沒了用武之地，而班上的女生，英語成績幾乎都比他好。
2013年初，這對焦慮的父子迎來一個好消息。
得知孩子的處境，張建黨的前妻從美國打來電話。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給孩子一個身份。”她告訴老張。前妻早已獲得美國國籍，在美國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的研究所供職，再婚並育有兩個孩子。她希望通過自己的身份，幫兒子拿下美國綠卡。
3月底，她打電話告訴張建黨：“因為張圖已經年滿16歲，移民局很可能直接給他美國公民身份（美國國籍），而不是綠卡了。”
綠卡隻相當於美國的“永久居住證”。而美國公民身份，則可以享有如醫療、選舉權等一切美國公民待遇，並可以為直係親屬和配偶申請移民。
根據美國法律，父親或母親一方擁有美國國籍，並在美國本土居留五年以上，其16歲至18歲之間的子女，必須獨立申請入籍。
這意味著，張圖得自己做出選擇。
其實，沒什麽選擇的。張建黨建議兒子加入美國國籍，孩子接受了父親的建議。
沒過多久，各項手續已基本就緒。快的話，2013年8月份，張圖就能獲得身份。因為前妻也隻能提供每年1萬美元左右的學費，老張的經濟壓力並沒有減小。唯一可能的好處是，如果在妻子所在的密西西比州立大學就讀，學費會因本州子女而減半。
張圖想申請一個好點的學校，比如加州伯克利分校、哈佛或斯坦福大學。這些學校學費高昂，張建黨希望他能拿到半獎（減免部分學費），而他自己打算拿到全獎（包含學費和生活費），減輕家裏的負擔。
想到很快要到美國和自己的媽媽生活，17歲的他心情很複雜。
打記事兒起，奶奶一直向他灌輸“你媽媽是壞人”的思想。年幼時，母親回國探親，想帶他一塊到安徽老家呆兩天，張建黨也希望母子倆能獨處，張圖哭鬧著反對，甚至以腦袋撞牆的方式威脅。但別人逗他，讓他說“我媽是壞蛋”的時候，他卻死活都不開口。
他現在還記得母親那時候的模樣，比自己剛出生時的合照，皺紋多了，眼袋更明顯了。
而美國在他印象裏，是個匯聚了科技界高精尖人才、比較開放、具有包容性的移民國家。當然，也存在種族歧視問題。
現在他還知道，美國公民隻要納稅到一定年限，便可自動享受遷徙地的社會福利待遇。被稱作“美國高考”的SAT，每年可以考七次，考試內容全國統一，可在任意一個州參加考試。
在那裏，不存在因為戶籍產生的異地高考問題。
就在張建黨父子選定了前途後，他們突然發現，張圖可以在北京高考了。
為兒子辦理出國手續時，張建黨查閱了《教育部關於規範我國高等學校接受外國留學生有關工作的通知》。文件中規定，“在中國定居的外國僑民”，可持《外僑居留證》直接報名參加中國高考。老張谘詢了一下，這樣的考生還可以享受10分的優惠政策。
張建黨算了算：“孩子一放暑假就去美國，差不多兩個月內能辦下美國護照，再回來辦個外僑居留證，剛好趕得上北京2014年高考報名。”
盡管已決定出國，張建黨還是建議兒子，“一定要在北京高考一次”。
理由很簡單——沒參加過中國高考，就不算真正了解中國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