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愛一個人，送他去紐約，因為那裏是天堂；如果你恨一個人，送他去紐約，因為那裏是地獄。”這句《北京人在紐約》電視劇開頭的台詞，曾經是最令中國人印象深刻的、形容海外留學和移民群體狀態的話語。
如今，中國人喝“洋墨水”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出國受教育已經不再成為一種現象，而是一種常態。年度國際移民報告也稱，去年中國送出的留學人員總數位於世界首位，是名符其實的“留學大國”。
與此同時，另一股暗潮湧動：留學生的“回國熱”在在悄悄上演。媒體報道，2012年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39.96萬人，而2012年度各類出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就為27.29萬人。《2012萬名留學人員回國就業報告》顯示，2005年，高達89.4%的、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籍學生都希望留在美國工作，2011年，這一比例已經降低到82%。啟德教育研究院的數據更是明確指出，2012年，有七成留學人員學成後選擇回國發展。
留學生活和就業環境的不如意，現實問題，讓他們“出走”海外又回歸故鄉，希望找尋人生更好的起點。“逃離歐美韓”成為跟“圍城”類似的現象：城裏的人投訴國內教育的落後，拚命想出去；城外的人訴說國外生活的不易，忖度著還不如先回到國內站穩腳跟。
一位管理者如此形容自己在今年招聘中遇到的境況：來10個人應聘，7個都有海外留學背景。他不禁好奇：這些人是抱著什麽心態出國？又是如何選擇回國就業？
本期專題，我們采訪到幾位年輕“海歸”。看看他們的就業故事和內心掙紮，他們的“逃離”選擇反映著國內和國際的哪些趨勢，又折射出怎樣的生存狀態。
誰說國外找工作不靠“人情”和“圈子”？
張先生畢業於廈門大學，後於2011年在美國學習金融，留學一年半。2012年底回國創業，如今從事生物醫療行業。他是“逃出歐美韓”的典型案例。
“最初出去的時候當然是想拓展視野，開拓眼界的。如果有機會能在國外就業，也非常願意考慮，想著工作幾年再考慮回國的事情。”當年出國的時候，張先生還是信心十足，想要豐富自己的閱曆。
不過，長時間的經濟危機讓他和他的中國留學生同學都沒有預料到，大環境對他們的未來就業產生了嚴重影響。“在我認識的留學生中，應該有50%都已經回來了。”他感歎在國外“居之不易”。
張先生說，許多人認為國內的就業環境不佳，比如人情關係、開後門現象嚴重等，想當然認為，國外的環境會稍微平等一些；但出國之後才發現，在國外，這些現象也相當普遍，在他所學的金融專業當中更為明顯。
在學校裏，張先生的老師會叫學生們提前拓展“Networking”以便未來求職，拓展人脈。作為一名中國留學生，跟老外PK了一段時間之後，張先生漸漸覺得力不從心。
“既然任何就業、創業都要運用人情和網絡，跟外國人溝通自然更艱難。開始覺得，為什麽我放著在國內的那些人脈、資源不用，非要跑到美國來？”
就業圍城：境外遭遇“玻璃門” 國內待遇不佳
趙小姐從事的是公關行業，在中文大學讀完碩士之後，為了能在短時間內進入理想行業，2010年底，她選擇回內地就業。她的內地同學，當年也有人留在了香港地區就業和生活。
趙小姐的行事方法和思維都很西化，她說，她在香港生活得比較適應，也熱愛那裏的城市文化，但基於上述提到的現實原因，還是打算回內地就業。
“因為就業環境對外來學生的限製，我們能涉足的行業和職務，以及可選擇範圍都比較窄。”盡管在同一個國家，在西化環境下的香港，即使是個性獨立自強的趙小姐，也感覺到了現實壁壘。
趙小姐口中的“留港”同學，在港期間從事的工作是普通話教師，其實跟他們自身所學的旅遊專業並不相關，也不關乎她在香港所受的教育，僅僅因為“普通話好”。而趙小姐想從事的公關行業對她而言，門檻更高。
在韓國留過學的崔先生也證實了這一點。他的實習和工作，很多都與媒體相關，讓他頗感受限。“我在拍節目，剪輯片子的時候，旁邊一定要有韓國人在場，以防做出不符合韓國社會價值取向的東西，他們不會允許外國人輕易涉足國家言論媒體。”以崔先生從事的媒體行業為例，韓國對外來人口有很大的限製。
碩士期間留學德國，學習計算機專業的胡先生出國之前，沒有計劃過是否回來的問題，“當然是有機會見見世麵，能出國就業更好”。不過計劃趕不上變化，他漸漸感覺到了在國外就業的不易。
他提到，在德國，低端些的行業不允許外國人進入，比如建築工人等。他們要首先保護當地人的就業。“如果是高端的技術人才，比如和我們一樣的大學畢業生，在德國找工作，理論上是沒問題的。問題是我們在那裏是外國人，難度就又增加了一層。”
畢業前，胡先生尋找到了一份實習工作，月薪500歐元，是正式員工的1/6。左思右想，他還是決定回國。“那隻是一個實習，什麽長期的保證都不可能給你。”經過努力，他於2013年年初就職於一國企，薪資在4000左右。
“誰說海歸留學生工資就一定高了，在國內，工資隻不過是代表你的能力和實力能給這個單位什麽，人家會給你多少回報，僅此而已。”對現在的收入狀態，胡先生表示接受。他覺得自己初出茅廬，考慮第一位的還是工作內容是否對口、感興趣，以及工作的成長性。別的問題都可以以後再說。
孤獨生活：連戀愛都不好談
接受采訪的幾乎每個海外留學生，都會在回國的理由中加上這麽一句：因為孤獨。
“去之前自然會對外國有許多幻想，到了之後才發現，國外的生活完全跟你想的不同。”張先生用“無聊”二字形容他在國外的生活。他對記者描述了那種狀態：並不是覺得生活缺少新鮮刺激，而是連正常的社交都難以維持。
“當地的老外很早就睡了，他們很少會在下了班約上幾個朋友熱熱鬧鬧吃飯，最多就是回家跟老婆孩子待著。”他有時會想，這就是外國人的一種你不管我，我也不管你的“獨立精神”？
本應互相照應的中國留學生圈子，卻也因為大家“各有各的事”，很少相聚。有些留學圈子裏的人的生活習慣不太好，也讓他不願貿然進入，影響自己的正常生活。他的業餘時間幾乎就是自己打發，或者和女友一起。
張先生逐漸開始懷念自己在國內的生活，即使工作和學業再忙，壓力再大，也能有空叫上三五好友聊聊天，抒抒壓。國內還有50多歲的父母和80多歲的爺爺奶奶，作為獨生子，他放不下這些長輩，也放不下家庭給他的支持和溫暖。
而在生活上，胡先生對自己的回國給出了更加“有意思”的解釋。他戲謔地說：我在國外真的沒法找對象。盡管這個理由聽起來相當個人化，他身邊的留學生朋友，無論男女，也都鮮有人加入當地人的生活，或者與當地人戀愛結婚。“本來(自己)就是對戀愛婚姻有點要求的，出去了發現，交際圈子和可選範圍實在太小，還不如回國呢。”
“在國內再怎麽都能找到人聊天，隨便喝個茶，即使聊新聞都能說一下午，在國外，別管跟老外還是跟中國留學生，都不可能。不太交流的。大家都忙。”胡先生發出了和張先生一樣的感慨。
趙小姐的那位上海籍的同學，工作一年半後，因為薪水上升幅度小，與身邊接觸到的本地人的物質生活水平無法接軌；加上生活圈子窄，“幸福指數”直線下降。在家人鼓勵下，她離港回到上海，重新開始尋找工作。
“在海外，讀書本來就是苦差事，何況還不一定是用自己的母語，接觸自己不熟悉的文化；有的讀完了書要掙錢養活自己，一樣辛苦。最主要的是孤獨，都是受不了在他鄉精神空虛的感覺。”趙小姐說。
而胡先生認為，其實孤獨感到最後還是語言和文化的問題。“比如人家國家的人湊在一起笑，你都不知道笑點是什麽。何談融入呢。”
逃來逃去之間 為幸福才顛簸
逃回來的，未來會怎樣？其實也有人想著再度“逃回去”，而有人也在不斷適應著在國內需要麵對的各種問題，不斷調試自己的身心。
如今，趙小姐在準備托福考試，打算到美國深造，並打算有機會就留在國外就業，繼續“海歸”生活。她自認屬於“想清楚”那一派，決定先預估風險，客服困難，繼續去看她所期待的“外麵的世界”究竟是個什麽樣。
“出去之前，要想清楚自己想要什麽，要隻是單純的讀個書，拿上學位就立刻卷鋪蓋回國，會學習就夠了。如果想留下，想生活在那裏，那(需要)評估的問題就多了。”多年搜集留學信息的經曆讓趙小姐成了半個留學專家。她對“逃出歐美韓”的現象做了評論。
她說。其實出國就業考驗的是各個方麵的能力，真不是你會讀書、或者家庭物質財富條件比較優越，就能“搞定一切”。最重要的是，自己是否想清楚了，是否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容生活在那裏，想為此付出什麽樣的努力，如何盡力融入當地的文化。
從韓國歸國以後，崔先生發現，在國內找工作也麵臨很多問題。“國內的就業(形勢)非常緊張，導致就業壓力很大。國內的人情關係也很嚴重，很多比較好的單位都是靠家人關係或者同學朋友介紹才有機會進去，在二三線城市最為嚴重。”
崔先生說，自己用了用很長時間去調整自己的狀態和心態。“沒辦法，如果單純為了找份工作或是為了錢，我何必回來？回來所追求的，隻不過是自己想要的一種生活而已。”他說，與家人的距離是否近，社會對自己是否認可，都是他所看重的，所以才堅持歸國。
“逃’回來的這些人，絕對不隻是是為了糊口。他們必然是對生活有著更好的追求。隻能說現在在國外的生活是無法滿足這一點的，無論是從你要尋找的工作，還是交際圈子，都沒法讓你過有質量的生活。”胡先生說。
他認為，新一代的、中產家庭出身的“海歸”年輕人，一定會把生活質量放在首位。“海歸”回國的理由看似感性散亂，卻代表著他們對長期穩定生活的渴望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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