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枯竭魔咒”下的個舊工人村
Comments：美國也有被廢棄的礦城，但為何沒有這樣的結果？
Question:“有著兩千年開采史的‘錫都’”，為何僅數年就被劫掠一空？出路就是沒尊嚴地做娼妓、販毒和強盜？
資源枯竭魔咒”下的個舊工人村
編者按:中國的資源枯竭型城市已累計達69座。和大多數城市人去城空的命運不同，個舊是一個更加特殊的樣本。數以萬計的礦業工人留守故土，他們所掙紮求存的“工人村”，從昔日的“光榮家園”淪為暴力和毒品泛濫的“法外之地”。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幾代產業工人將個舊建設成為“中國錫都”，工人村由此誕生。如今個舊正在轉型，“工人村”卻成為這個新型工業化城市被遺忘和最疼痛的部分。
“地鼠”掏空了城市的底部，房屋倒塌，地陷路裂。盜礦者用長刀、獵槍甚至炸藥火並，護礦隊員參與偷礦，警察被公然威脅。
1.2萬產業工人下崗。工人村毒品和性交易泛濫，個舊已被列入全國HIV感染者人數與當地人口數相比比例最高的十個城市名單。
資源枯竭型城市普遍存在“嚴重的群體性貧困、社會環境惡化問題。刑事犯罪率和總數也均在高位運行”。
雲南個舊，錫礦工人村裏，曾經的盜礦者、如今的艾滋病人程武終日躺在床上，等待死亡降臨。
這裏曾是“中國錫都”。和所有因礦而生的資源型城市一樣，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幾代產業工人在這個邊陲小城建起“共產主義天堂”；在大工業飛躍時期，資源型城市普遍在短短半個世紀裏耗盡蘊藏，陷入困境，大多人去城空。
程武所在的個舊是更加特殊的存在。在這個有著兩千年開采史的“錫都”，人們安土重遷，以錫為生。隨著1990年代礦藏逐漸耗盡，上萬名工人下崗，但和其他空降式的資源城市不同，他們大多留在故土，艱難度日。
2008年，個舊進入中國首批宣布的69座資源枯竭型城市名單之列。數百家選礦廠逐一關閉，取而代之的是盜礦與搶礦團夥——其中不乏昔日的產業工人和工人子弟；曾經的火車站成為紅燈區，廉價的下崗女工充斥其間；由於地處邊境，毒品交易與艾滋病泛濫。
礦藏耗盡之後，工人村——錫礦工人昔日的榮光——成為這個城市中最先坍塌的部分。貧困、暴力和毒品正在侵蝕工人村瀕臨衰竭的生命，以特殊的方式演變成“法外之地”。
大哥
程武最常用的談判方式，就是身上綁滿炸藥，留下一指長的引信，衝進對方房間，點燃打火機：“不想死的就把礦讓出來！”
從昆明出發，出石林，過開遠，沿著如刀般刻入雲貴高原的326國道一路向南，一座環湖而建的城市迎麵而來。這就是位於紅河北岸的“錫都”——個舊。
新中國成立以來，錫始終是這個城市的基石，礦石從山間挖出，北至昆明、東出廣西、南下越南，為人們提供生存資本。一度，這座邊陲小城人口密度堪比上海——12平方公裏的城區裏，聚集了十餘萬的產業工人和近四十萬常住人口。
而今繁華散去，作為資源意義上的個舊卻處處可見衰敗景象：群山滿目瘡痍，裸露著被鐵鏟、炸藥與挖掘機刨開的斑駁傷口；數百家選礦廠被勒令關閉，閑置的機器鏽跡斑斑；小鎮上為礦工而建的電影院也早已關閉，紅磚牆上爬滿白堿斑。
程武就在這樣的小城裏等待死亡。進入艾滋病發病期的他，體重由140斤下降至80斤。他曾是縱橫一時的搶礦者，因礦而走上黑道、享盡榮華；也因礦而吸毒染病，最終走入絕路。
他常想自己這一生沉浮，與這座因礦而生的城市何其相似：“驟起驟退，就為了幾塊石頭？”
1986年，18歲的程武不願像父母那樣做個寒酸工人，選擇了當時最流行的路：上山搶礦。
那時正是私挖濫采最嚴重的日子，山上的錫礦多，直接裸露在地表。程武總是帶著三輛東風大卡車的弟兄，四處遊蕩。一旦看中了礦，便跳下車：“這塊礦我們要了！”
也有對方不服的情況，車上的兄弟們就會抄起長刀、獵槍，跳下車直接火並。最嚴重的一次，程武的右手差點被砍了下來，僅靠一些皮肉耷拉連著。
采到的礦極易出手，每天能賺兩萬。兩年時間，20歲的程武便成了個舊最著名的大哥。程武很享受錫礦所帶來的榮耀：賣完礦，上百個小弟總會跟在身後，“四哥”“四哥”地叫著。
好時光並未持續太久。1992年，程武用刀將人砍傷，被判入獄。1997年，出獄的他想要幹回老本行，卻驚訝地發現：多年亂采濫挖，從前隨處可見的地表礦已難覓蹤跡。
程武卻沒有停手：地表礦沒有，地底下還有。但縱使如此艱辛，競爭也非常激烈。程武曾帶人往下挖一處好礦源，眼看就要挖到了，卻有人挖了一條捷徑，搶到了前麵；談判也更加充滿火藥味，程武最常用的談判方式，就是身上綁滿炸藥，留下一指長的引信，衝進對方房間，點燃打火機：“不想死的就把礦讓出來！”
2001年，雲錫集團礦區被偷挖的原礦就達二十多萬噸，損失數億元。
那時的個舊黑惡勢力一度猖獗，有時連護礦隊員也身兼偷礦者的身份。無奈的礦方，把退休老人也組織起來，成立了“老年治安聯防隊”，隊員平均年齡66歲。
多年來，個舊屢屢對礦區治理整頓，情況卻未好轉。資源的日趨枯竭，催生了人們的不滿心態與求富欲望，這讓搶礦更加組織化，也更趨向暴力。2007年，一個犯罪團夥雇用了近百人的背工隊伍，裝備著獵槍、長刀及自製爆炸物“天雷”，浩浩蕩蕩開進了個舊市內一個礦區，搶走了大批礦石。
甚至連村莊也卷入了搶奪。個舊賈沙鄉陡岩村的村民，不滿祖輩的山被掏空卻無法得利，就曾多次拿著槍械衝進當地礦山，瘋搶錫礦與數百斤的炸藥。
然而，這樣血腥的搶礦盜礦，最終還是走到了盡頭。這首先緣於礦的枯竭。2008年，個舊礦區的錫保有儲量已不足探明儲量的10%，僅可維持3至5年。
主人
工人們在城市裏都是趾高氣揚的，“因為大家是這座城市的主人”。整個紅河也流傳著“嫁人就嫁雲錫人”的說法。
不僅是盜礦者。人們發覺，礦石的枯竭，也如章魚一般控製著他們的生活。
63歲的宋愛華，如今是一家色情KTV的老板娘，每日都要站在街上，替一群打扮妖豔的性工作者招攬生意。頭發花白的她，總會想起過去的美好時光。
她想起工人村——位於城南老陽山上方圓一公裏左右的建築群。1956年，宋愛華隨父親坐著窄軌小火車來到個舊，趴在車窗上，望著遠處紅磚樓自山腳蜿蜒而至山頂，驚歎極了：“真像空中花園。”
1949年之後，位於個舊的雲南錫業公司（下稱雲錫）被列為蘇聯援建的156個重點項目之一，工人村由此誕生。宋愛華回憶，由雲南抽調八州人力物力修建的工人村，洋溢著那時特有的“共產主義是天堂”的理想主義氣息。
上百棟“蘇聯專家樓”，均仿照前蘇聯三層起脊悶頂式住宅建造，對稱、方正；內部設計也秉承“大集體、小自由”的原則：沒有廁所，一律上公廁；廚房也是兩三家共用。
年幼的宋愛華，常會聽到小樓裏有人唱《三套車》、《阿廖沙》。歌聲悠揚，一如這個西南邊陲小城裏日漸濃鬱的浪漫主義氣息。那時工廠的姑娘們都會用報紙包上一雙舞鞋，下班後奔向個舊工人文化宮跳舞。
人們也沉浸在集體主義的自豪中。宋愛華記得，每到周末，工人村都會掀起一場“衛生紅標簽大賽”。她站在山上俯瞰，幾乎每家都在打掃衛生。
1975年，宋愛華如願進入雲錫選礦廠。那時她覺得工人們在城市裏都是趾高氣揚的，“因為大家是這座城市的主人”。
工人村初建時，楊樹清家還是老陽山下種田的農民。小時候，他們稱呼工人村的子弟為“上麵的孩子”。
他羨慕工人村的安逸生活，為了能吃到“8個菜，還隨便添”的工人飯，楊樹清還偷偷用家裏的菜去交換飯票。
一切榮光都因礦而生。
占世界十分之一、中國三分之一的錫儲量，讓個舊在1951年建市後迅速膨脹。1958年，個舊甚至取代蒙自，成了紅河州首府。整個紅河也流傳著“嫁人就嫁雲錫人”的說法。
與118座散落在全國各地的資源型城市一樣，新中國成立伊始，個舊就在趕英超美、實現工業化重責的驅使下狂飆突進；而工人們，也懷揣著革命激情投身其中，燃燒一生。
枯城
宋愛華從迭礦的冰水裏爬出來，套上棉褲和外褲，在公示欄的提前下崗名單中看見了自己的名字，雙腿顫抖個不停。
宋愛華從未想到，衰敗伴隨著瘋狂猝然而至。
1980年代中期，在中央“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的號召下，全國礦場掀開了大規模的群采。個舊也一樣陷入熱潮，每個鄉鎮都分到了相應的礦區，一些礦區沒人要，政府還到各個鄉鎮動員。
一時間，十餘萬采礦大軍湧入了一百來平方公裏的礦區。礦區秩序也隨之混亂，盜礦與搶礦頻發，雲錫集團老廠錫礦書記周誌堅回憶：“很多人都在這裏隨意采礦，整座礦山被挖得千瘡百孔。”
惡果接踵而至。據雲錫集團宣傳部長黃梓嘉介紹，進入1990年代，個舊地表砂礦的錫礦資源過早消失了。1993年起，雲錫連續幾年巨額虧損，瀕臨破產。
2004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肖金城赴個舊等地調查後稱：“越是有資源的地方，越是容易出現發展的問題。”這一問題被經濟學家稱為“資源詛咒”——對資源的過度依賴會讓城市步入歧途，進而在資源枯竭後將城市推入死境。
1997年後，不堪重負的雲錫開始了被稱為“拆船造艦”的下崗分流，三年間裁減了1.2萬從業人員。一年後，宋愛華所在的新冠采選廠也停產了，上千名職工下崗。
宋愛華記得，那天她剛從迭礦的冰水裏爬出來，套上棉褲和外褲，和工友們一起擠在宣傳欄前看提前下崗名單。宋愛華一眼就看見了自己的名字，雙腿顫抖個不停。
45歲的宋愛華不得不艱難求生：來到個舊火車站，開了家隻有兩個小房間的小歌廳。
此時的火車站業已廢棄，成為全市著名的紅燈區。曾經的鐵軌、候車室變成數十間歌廳、酒吧、按摩院，主要收入來源是向客人介紹小姐。
剛到火車站時，宋愛華堅守著“工人階級的驕傲”，不肯做色情生意。她甚至提醒客人哪些小姐吸毒染病，還勸學生模樣的年輕人不要來這兒，“我和她們不一樣”。
城市的下滑，還是不由分說地將宋愛華拖下泥潭。2003年，紅河州政府決定，將首府由個舊遷往蒙自；同年，個舊陸續關閉7座大中型礦山，失業和貧困人口大量地湧現。
生意慘淡的宋愛華，不得不放下尊嚴，站在街上拉客。“辦事”的地點就在沙發上，一次的價格是70元，她這個“老鴇”則可以抽10元至20元。
宋愛華總想起幾十年前，工人村的家裏，木地板總是打磨得鋥亮。如今，每個喧囂的晚上，宋愛華來到店裏，看著滿是汙漬的沙發，忽明忽暗的紅色燈泡，感覺屈辱。她甚至不願坐在沙發上。
老人有很多想不通的事，有一點卻明白了：礦是一點點挖完，人也是一步步低頭的。
“毛線雞”
這些生前寂寂無名的性工作者，大都會送入廉價的焚燒爐，噴不起焦油，來回翻滾，最終由轟鳴著的鼓風機，直接將骨灰吹散。
人們後來發覺，即使是城市的衰敗，也有著潛藏的次序：曾讓工人階級為之驕傲的工人村，卻成為了最先坍塌的地方。這些曾經光榮的勞動者，隻靠數百元不等的低保或下崗工資過活，“連肉也吃不起。”下崗女工張琴說。
如今，似乎隻有狹窄巷道裏以10到50元不等的價格出賣著身體的廉價性工作者，才是工人村裏為數不多的勞動者了。等客的間隙，她們總會搬張小凳坐在房前，拿出針線，打毛衣、織十字繡，或是納鑲著玫瑰花邊的鞋墊。
時間久了，工人村的居民們帶著嘲諷與無奈，給了她們一個新名字——“毛線雞”。
通常選擇工人村的，隻有最卑賤的性工作者。一部分是本地下崗女工，另一部分則是外來農村婦女。她們絕大部分都已結婚生子，老公一般在個舊市內做臨時工。
她們塗粉底、描眼線、做美甲，甚至穿絲襪，卻也遮不住臉上的皺紋、吸毒留下的針孔，還有因艾滋病毒而逐漸潰爛的皮膚。這總讓宋愛華感慨：“外麵都在變好，隻有這裏慢慢變爛。”
人們總是輕易將工人村的沉淪，歸咎於這些年邁而貧窮的性工作者。一些老人吃過飯後，常會搬把椅子，坐在門口罵：“都是你們把這裏搞爛了！”
2009年，個舊大屯鎮上搞礦山合並改組，王莉的老公提前下了崗，幫人開出租車，生意慘淡。
無奈之下，35歲的王莉在工人村租了間棚屋，成了一名“毛線雞”。她每天唯一的安慰，是把剪下的紙花一朵朵串起來掛滿房間，“有點家的感覺”。
王莉的丈夫不反對，卻總是沉默著。每天晚上11點，丈夫會到工人村小巷子口接妻子回家，有時候妻子正在接客，他就蹲在門口等。
從1990年染上毒癮開始，羅麗華在工人村流浪了10年，在垃圾堆裏接客，也在垃圾堆裏撿東西吃，無人知曉，也從未接受過救助。
直到2003年，從礦工同樣淪為拾荒者的浦正書把她領回了家，當作“妻子”照料。兩人在一棟不通水電、用紙板糊住窗戶的廢棄小屋裏相依為命。
這樣的幸福時光持續了又一個10年。2012年1月，羅麗華因艾滋病發作去世。浦正書卻無力支付高昂的屍體保管費及火化費。
這些年，民間組織“苦草工作室”的負責人李曼一共送走了48個因艾滋病去世的姐妹。因無力支付火化費用，大多不能領走骨灰。
這些生前寂寂無名的性工作者，大都會送入焚燒爐，噴不起焦油，隻能來回翻滾，並最終由轟鳴著的鼓風機，直接將骨灰吹散。
這讓李曼覺得心酸：這些終日在工人村勞作的姐妹，命原來比粉末還輕。
“地鼠”
個舊的老城區幾乎被盜礦者挖空了，鬧市街道都曾因偷礦而牆倒屋塌、地陷路裂。教育局幼兒園也不得不搬遷避險。
資源的衰竭，讓盜礦者們失去生計，礦山上的盜礦搶礦結束後，他們開始將手伸向城內。
個舊老城區的許多地方都曾是錫礦礦區。百年來，這些錫礦因品相不高而無人問津，如今卻被視作寶藏。
2008年起，程武就開啟了最為卑賤的挖掘之旅。很快他就發現同行越來越多，甚至很多來自同一個村。他們被稱作“地老鼠”，在漆黑的地底淘涮著最後的殘羹冷炙。
偷礦者白天裝作拾荒者在老城區轉悠，尋找廢礦。晚上便拎著鐵鍬，鑽入居民樓、商鋪之下采挖。最多時，曾有數百人如地鼠般在個舊地底穿行。
一年後，個舊的老城區就幾乎被盜礦者挖空了，勝利路段、永勝街、寶豐巷等鬧市街道，都曾因偷礦而牆倒屋塌、地陷路裂。教育局幼兒園也不得不搬遷避險。
一天晚上，程武的隊伍正在地底掘進，突然頭頂一陣響動，“就看見樓塌了下來”。他們挖空了一棟房屋的地基，正睡在床上的老人，直接掉進了偷礦者們的“地底礦坑”裏。
居民們屢屢投訴，卻無濟於事。幾乎每晚都會有警車巡邏，卻很難有效製止。甚至有盜礦者公然威脅巡警，逼得巡警朝天鳴槍示警。
宋愛華有時看著工人村內的荒誕場麵，也哭笑不得：身穿警服的男人常坐在性工作者們身旁，一邊聊天一邊看著她們織毛衣，“像是鄰居”。
宋愛華的歌廳隔壁也是火車站警務站。在她眼裏，這家警務站更像是火車站紅燈區的“服務點”，小姐們口渴了就端著水杯進去打水喝，無聊的老鴇們偶爾進去找人聊聊天。
她已經開店15年，自稱從來沒被查過。晚上“老鴇”們上街拉客時，警務站中的男子總會蹺著二郎腿，神色漠然地看著。
工人村煉廠社區工作人員肖黎還記得，工人村治安最好的時候，是數十年前的紅色年代。那時，工人村還隸屬雲錫公司管轄，平均每千人便配備一名民警。
2001年，為減輕負擔，雲錫公司將公安、學校、醫院等職能劃歸個舊政府，完成了企業辦社會職能的分離。工人村派出所隨之撤銷，治安從此不複以往，“現在每萬人都不到一名警察”。
如今，工人村共有約5萬人，沒有派出所，僅有兩個警務站。民警任務繁重，四處奔波辦案。附近的居民，已有一年多沒見到站裏有人出入了。
社區建設的投入也同樣不足。2002年改製完成後，煉廠社區每一年都會頭疼經費的問題，特別是對治安影響最大的人口來源調查經費，一直是尷尬的“零元”。
資源的枯竭，讓政府無力加大對工人村社區建設的投入。生活在工人村的人，遂成了政府眼中的“隱身人”。
警力和資金的雙重不足，使得工人村成為社會管理的空洞。社區工作人員肖黎感覺很遺憾：“連逃犯都把這裏當作了躲避的天堂，因為沒有人管。”
最疼痛的部分
1990年代起，原來的工人淪為低收入群體，生活艱苦而單調，個舊隨之成了雲南省毒品泛濫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2008年3月，個舊被列入首批12個資源枯竭城市的名單。截至2009年，個舊地區累計有三十多戶國有企業相繼破產，有三萬餘人失業，占全市城鎮人口的六分之一。
賴以生存的資源走向枯竭，生活也隨之分崩離析。
張國勝今年55歲，1998年下崗。在個舊瓷器廠工作的兒子，也在2008年失了業。如今一家3口人，擠在不到20平米的房子裏。
成為“毛線雞”之前，王莉也在城裏找過其他工作：賣衣服，在商場收銀，做服務員，但每次都幹不長就被辭退。
個舊多年來過度膨脹的資源產業，讓其他產業缺乏生存空間，一旦被拋棄，人們很難找到除資源以外的工作。2008年，個舊就有近5萬人拿低保，占全市城鎮人口的五分之一。
這並不僅是個舊的困境。2002年，國家發改委《資源城市經濟結構轉型》課題組調查發現，我國20世紀中期建設的國有礦山，三分之一已進入“老年期”，390座礦城中有50座城市陷入資源衰竭。
這也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全球眾多廢棄的工業城鎮拚湊起來就是一部劇烈的現代工業史。2007年底，中國開始重視這一問題。以《關於促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若幹意見》的發布為標誌，資源枯竭型城市如何轉型成為最經久不衰的經濟議題之一。
2013年這一議題持續發酵。繼兩會政府報告針對性地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之後，《全國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規劃（2013-2022年）》接踵而至，資源枯竭型城市的突圍問題甚至成為省級公務員考試的題目。
對個舊來說，最疼痛的症狀，是毒品與艾滋病的侵蝕。1990年代起，原來的工人淪為低收入群體，生活艱苦而單調，個舊隨之成了雲南省毒品泛濫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1996年，個舊發現首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至2010年，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發布的《2010年中國艾滋病疫情網絡直報現狀與分析》，個舊已被列入全國HIV感染者人數與當地人口數相比比例最高的十個城市。
工人村則成了這個城市最為疼痛的一部分。最近10年來，完成上市與改製之後的雲錫集團，大力對外拓展，甚至在緬甸、印尼等國采起了礦。
個舊則通過發展低碳、高科技產業以及旅遊業實現轉型，十一五期間（2006年—2010年）連續四年入圍雲南省縣域經濟十強。現在，工人村以外的市區也越發繁華，出現了沃爾瑪、蘇寧電器、肯德基以及眾多高級夜總會。
外麵的世界天翻地覆，工人村的世界卻緩慢停滯，在時間的衝刷下成了腐舊之地。65歲的羅進總會在公共廁所裏，發現還殘留著有新鮮血跡、用於吸毒的針管；當地民間組織“苦草工作室”的負責人李曼則做過統計：個舊約有2000名性工作者，工人村就占了其中四分之一。
懷有著同樣憤恨的，還有工人村的居民楊樹清。
楊樹清住在這裏50年了。他常會懷念1960年代工人村的溫馨：每到晚飯，各家都會坐在樓外，飯菜都會拿出來讓彼此嚐一嚐。
如今，楊樹清每隔幾天就會聽聞一起發生在此的搶劫案。住在三樓的他安上了鐵門和防護網，還養了一條大黑狗。老人心裏總感覺悲哀：“為什麽礦沒了，人就變了……”
濃稠的黑暗剛籠罩，工人村的街道上就見不到多少人了。鏽跡斑斑的電線杆上，有一半的路燈壞了，好幾年沒人修；許多樓道、公共廁所裏也漆黑一片，老街坊們隻能亮著手機或拿著手電上下樓，咚咚咚的腳步聲無奈而焦灼。
生活45年後，唐武光決定逃離這個腐舊而冰冷的地方了。他所在的蘇聯專家樓裏，三分之一房間的人搬離了，三分之一的房間租給了外地人，剩下的三分之一則都是60歲以上的老人。
他最難忍受的，則是如今工人村再也不複以往的溫暖。人們不再往來。2012年，老伴支氣管炎複發，他敲遍了鄰居的門，也沒人願意幫忙扶老伴下樓。
2010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局長嶽頌東赴遼寧省撫順等資源枯竭型城市調研。他發現這些城市均存在嚴重的群體性貧困、社會環境惡化問題。資源枯竭型城市的刑事犯罪率和總數也均在高位運行。
如今，生意慘淡時，宋愛華常會打開音箱，唱起喜歡的老歌《照鏡子》、《三套車》、《紅燈記》。
閃著曖昧紅光的歌廳裏，那些紅色時代流傳下來的旋律，總能讓她想起過往歲月。這個63歲的老人，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就像篩礦一樣，我們這些人都是沙子，晃晃蕩蕩都被篩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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