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二代”的“鄉土”深圳zt
2012-08-22 深圳特區報
“深圳作為迅速崛起的移民城市，缺少曆史悠久的城市文化記憶，但並不缺少個體多元的文化記憶。”
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長於平，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上如是說。
從邊陲小鎮到南方都會，大量外來移民的不斷融入，兼收並蓄，成為這座城市最深刻的文化烙印。
隨著深圳“移民二代”的成長並踏入社會，新的深圳氣質，在這一代人身上越來越明顯，“並蓄”出別樣的風情。
這些大多出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代人，對這座城市將帶來怎樣的影響？
幾個年輕人，尋找著自己的答案。
不會說老家話
回家打開電視機，他會習慣性地第一時間轉到翡翠台，電視機裏“雞同鴨講”的“白話”，讓70多歲的奶奶聽得一頭霧水。
因為有些發胖，24歲的李偉男外號“肥肥”，這很容易讓人想起香港影視明星沈殿霞。
他吃著零食，津津有味地看著電視，偶爾還跟著發出一小陣爆笑，口中夾帶著“甘都得”、“麻麻地”這些字眼。
肥肥老家在潮汕，父母上世紀八十年代到深圳打拚，在深圳成長起來的他，成了名副其實的“移民二代”。1988年在深圳出生，在深圳長大，目前剛剛從大學畢業。
4個月前，他成為高中時代的同學黃潔瑜的“研 究對象”之一。帶著深圳“80後”身份認同的追問，深圳大學傳播學院的黃潔瑜、周鷹廷、杜敬亭、陳雯莉、何豔、黃穗一行6人，用4個月時間做了一項質化研 究——“形成中的群體歸屬——深圳80後身份認同研究”，試圖解答縈繞在他們心中的一個疑問。
他們發現，香港文化的先入為主，讓“肥肥”從其他地方得到的文化影響並不多。最有趣的是，他是家裏唯一一個不會說老家話的人。
打通他的電話，彩鈴裏傳出撕裂搖滾的歌聲，是 香港著名歌星陳奕迅的《淘汰》，這是他最喜歡的明星之一。肥肥說自己是看著香港翡翠台和本港台的節目，聽著香港粵語流行曲長大的一代。對於港式粵語、香港 文化，他一點也不陌生，甚至，當別人開玩笑說他不過是個“大陸人”的時候，肥肥會不自覺地想要和對方爭辯什麽。
地理位置上的親近，讓粵港兩地文化如水乳交融。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大量外來移民的湧入，讓深圳這座離香港最近的廣東城市形成了獨特的移民文化，成為廣東在地文化包圍中的一處“異類”。然而，隨著青年一代的成長，在地文化的逐漸“強勢”，正在改變這種現象。
“在很多深圳青少年的認知模式裏，深圳不是 ‘內地’。在他們眼中，沿海歸沿海，內地更像是那些不靠海的省份。”深圳社會科學研究院王為理博士說。一直以來，粵港文化被視作整體，加上境外媒體在珠三 角地區的市場廣闊，本港台、翡翠台成為不少深圳“80後”從小看到大的頻道。從媒體獲得的香港印象，也使得像肥肥這樣的深圳“80後”經常主動融入香港社 會，在理解深圳文化時，也習慣和香港做對比。
回不去的鄉土
1998年，香港亞洲電視台播出了一部具有香港特色的鄉土劇集——《我來自潮州》。片中主人公林伯的發家史曾經深深觸動了一代香港移民，亦成為許多深圳人的自我解讀。“我來自哪裏”，在為奮鬥者貼上文化特性標簽的同時，也作為鄉情的紐帶，維係支持著一代人的成長。
黃潔瑜的父親黃先生，十幾歲就離開了老家肇慶 到廣州讀書，後來到了深圳發展。女兒眼裏，父親完完全全是“深圳做派”，說著一口標準的粵語，完全沒有老家的口音。但是，黃先生卻始終無法離開沒有同鄉的 生活，心始終在家鄉。肇慶在深同鄉會為老家助學籌款的聚會籌備在即，黃太太開始抱怨先生“不著家”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參加同鄉會的人都有這樣的共 識。”黃先生把老家發展的事情，當成在外鄉梓的分內事。
家鄉情結，在深圳的移民身上，有不同的表達方式。
另一位研究小組成員黃穗的父親，現在最上心的 事情，就是深圳同鄉朋友的人生大事了。“每一次有老家的朋友家裏辦婚禮或是升遷的事情，我父親會當成自家事兒來辦，要知道單位同事的應酬聚會，他可是經常 中途離席。”來深圳生活了13年，黃穗家裏私人聚會的座上客全都是老家武漢的朋友。
“深圳人的身份認同表現出一定的流動性和混雜性，在深圳生活和工作的人，會有移民文化所帶來的那種漂泊感和那種無根的感覺，深圳已經成為國內移民的重要目的地，移民與本地文化和原居地文化表現出應有的斷裂與關聯。”王為理在自己的研究中得出這樣的結論。
老鄉、同學之間互相關照，是父母習以為常的事。但家鄉，成了“移民二代”回不去的地方。父母的深圳特性都是建立在“業緣”和“鄉緣”的基礎上，但這些都已經在“移民二代”身上被顯著弱化。老家的概念，擺在深圳兩代人的麵前，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
肥肥幾乎很少回老家，“故鄉”的概念變得極其遙遠，僅在幾年一次的宗族聚會中被短暫提及。在研究小組的調查過程中，一些人對家鄉僅存的記憶模糊不已：“在我的印象裏，老家就是度假的地方，親戚朋友見麵除了日常的寒暄，生活模式已經沒有太大的交集，所以沒辦法聊得很開。”
“深圳才是我們根所在的地方”，這點黃潔瑜非常堅持。
嘴上“深圳味兒”
1989年出生的杜敬亭，在2008年高考時以高分選報了深圳大學。
2008年8月底，來自內蒙古的她拉著大大小小的行李走出羅湖火車站，穿過寬闊的站台廣場上熙攘的人群，她清楚地記得，不遠處最顯眼的建築，是高聳入雲的香格裏拉大酒店。夏日傍晚的餘輝照出大樓的斜影，向她猛烈地壓來。
四人間的宿舍裏隻有她一個外地學生，其他3位家都在深圳。
當問她們 “你是哪裏人”的時候，她得到了以下不同的答案：“我老家是XX的”、“我是深圳人，老家在XX”、“我就是深圳人，我在這裏長大”。這讓她對深圳“移民 二代”這個群體充滿了好奇——“移民二代”天南地北的雙城身份，是移民後代的特色，他們的回答方式也透露了他們的地緣關係和歸屬感。
在深圳生活了4年以後，身邊交心的深圳同學越來越多。但有時候，她仍覺得有些圈子還是沒辦法完全融入，雖然這並不影響她在深圳的生活。
“作為戶籍人口數隻占總人口數不到三成的移民 城市，深圳並不像上海和北京存在強烈的‘外地’與‘本地’的意識對立。換句話說，‘外地人’或‘本地人’隻作為地域信息的闡明，而不具有身份立場闡明的功 能，從文化包容角度理解，深圳 ‘80 後’並未呈現出嚴重的認同錯位現象。”研究小組認為，與以往身份認同研究中關於城市農民工、 白領等群體不同，作為深圳“移民二代”這個整體，並沒有在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上被賦予過多的標簽，無論是標簽的賦予還是他們本身的特質，都不會被事先劃分 到一個具有明顯經濟或者社會地位屬性的群體。因而我們也很難定義深圳本地人和移民群體以及各個不同的內群，到底哪一方該屬於邊緣群體。
說什麽樣的語言，在深圳都沒有不可抗的限製，似乎說明了這個問題。
從小學到大學，籍貫河南的陳雯莉發現了一個有趣的語言現象。
小學階段，班上人數最多的是籍貫廣東的小朋友。大家上課坐得筆直認真聽講，下課打鬧粵語就從口中冒出來了。“我大部分的粵語都是小學學到的，因為大家都習慣用粵語，但是後來講粵語的人明顯少了。”直到高中入讀深圳外國語學校，身邊堅持用粵語溝通的同學已經不再是主流了。
深圳在32年間不斷地吸引著外來青年。他們中 很多人的子女，以各個年齡段進入深圳的教育係統。天南地北的語言輸入稀釋了深圳在地的粵語環境，普通話和粵語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粵語語法的普通話， 成為深圳年輕人的另一種語言。黃穗靈機一動，一連串說出了“你走先啦、這麽好的事居然不預埋我、這個你都知……”，黃穗滑稽挑動的眉角、誇張的語調，把在 座的人都逗樂了。
深圳的語言文化雖然受到各種方言的影響，出現多種語言混合的現象，但它始終以普通話作為母體，在此基礎上進行發展，正是印證了深圳文化的包容性，也為來深尋找發展機會的人創造了更廣闊的領域，更快地融入城市。
年輕一代的成長史，是一座城市的進化史
然而， 比起上一代人，社會裏年輕人之間的競爭，已經不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比起擁有在地資源的本地年輕人，新的年輕移民需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生存資源的積累上。
“關內關外”的概念很多深圳本地小孩都記得，黃穗一家人的晚飯後時光，經常會講起深圳的曆史。
“以前東門是一個集市，那裏還有兩個炮台，現在的繁華地段在過去就是一個山頭。羅湖在過去叫‘深鎮’，有些寶安的本地人習慣了用這個地名，每回去羅湖時就說是‘落深鎮’。”小時候，父母常帶黃穗到國貿的旋轉餐廳喝早茶，坐在那裏可以俯瞰深圳的全景。
黃穗今年拿到了香港城市大學新媒體專業研究生 的錄取通知書，這個出生在1989年的年輕人，離自己的夢想又靠近了一步。在他眼裏，香港比深圳以及很多國內的大城市擁有更多的發展機會，還沒去入學報 到，他已經收到了香港某著名作詞人發來的微博推廣運營的邀請。黃穗的父母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來到深圳，辛辛苦苦在深圳打拚，卻把孩子往外送出去接受教育、 尋找更高起點的謀生機會，這點黃穗也很納悶。但換個環境，對他來說還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留在深圳，還是往更大的城市遷徙？發展空間、資源優勢這些決定因素，是黃穗與身邊的“移民二代”朋友經常討論的話題。
和黃穗一樣，陳雯莉現在努力的方向，就是從浸會大學碩士畢業後，能留在香港工作。房價高企，深圳本地戶口和外地戶口的市場準入門檻沒有明確的劃分，在深圳出生長大，陳雯莉依然感受不到擁有深圳本地戶口在社會保障和福利方麵，她和外地新移民有什麽差異。
談到這一點，同樣在深圳出生長大的標準“移民二代”黃潔瑜馬上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就我身邊的朋友而言，我覺得他們會把深圳視為穩定的基礎後盾，出去打拚也多了底氣。大不了回深圳發展，那畢竟還是很多人尋夢的地方。”
父輩在深圳累積的基礎資源，隨著“移民二代”的成長，發生著潛移默化的傳承。深圳，目前依然是大部分年輕的“移民二代”的期望和保守的選擇，他們是將深圳視為“鄉土”的第一代人，亦承載了這座城市的未來與希望。
身份認同感的建立是一個長遠的過程。香港 1840年開埠，至今已100 多年，但實際上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才真正開始形成“香港人”的概念。深圳建市僅僅30多年，深圳人的身份認同明顯處於形成階段。但隨著身份認同感的建立， 屬於這一代人獨特的城市文化與自我認同感正逐漸明晰。“上海、香港曆史較久遠，因此在地文化中的身份認同很早就建立，並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麵，逐漸形成強 勢的‘本地文化’，對外來者往往持有不友好的態度。”——論文結尾處，研究小組這樣寫道。
包容、兼收並蓄是深圳的文化特質，當年輕一代形成自己的文化認同與歸屬感之後，他們會不會繼續保持這座城市的這一特點？
“本地認同感過於強烈，往往會產生排外的情緒。”這亦是王為理所擔憂的。
（出於法律原因，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深圳特區報記者 方磊 實習生 莊子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