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認為，許多人相信創新的核心是民主這一假說。但回顧世界曆史，包括美國本國的曆史，那些認為政治自由是創新的基本前提的人便會感到失望。作者認為，20世紀中期美國在技術上突飛猛進的原因不在於自由，而在於一個更現實的東西：金錢。
當然，是一家之言。
紐約時報的原文：
http://www.nytimes.com/2013/03/31/sunday-review/america-the-innovative.html?pagewanted=all&_r=0
紐約時報：中國創新能力超越美國還有多久？
美國國會可能正陷入爭執，失業率或許太高，美國基礎設施也許在搖搖欲墜，但是無論持有哪種政治觀點的美國人都在安慰自己，至少美國引領了世界科技潮流，而且還會一直如此。
這是一種可以讓人快慰的便捷思維。中國不會超越美國，因為中國沒有足夠的創造力。中國是威權國家。而根據這種撫慰人心的假說，創新的核心是民主。
雖然美國在塑造現代世界的所有科技創新中占有相當大的份額，但是回顧更久遠一點的曆史來看，那些認為政治自由是創新的基本前提的人便會感到失望。
在古代最具創新性的社會中，幾乎沒有幾個是自由的。美索不達米亞絕對不是，埃及也不是。現代歐洲早期驚人的創造力也與對思想的嚴格控製如影隨形。更近一點，納粹德國和蘇聯雖是威權文化，但其創新能力卻遠遠超出自身的經濟實力。
就連美國本國的曆史也不支持這種“你們所需要的隻是自由”的說法。雖然自由打一開始就對美國的政治文化具有關鍵作用，但美國人也並不總是技術行業的領導者。美國的技術成熟也隻是最近才出現。正如IBM研究部門前負責人拉爾夫•戈莫裏（Ralph Gomory）在一次采訪中向我指出的那樣，直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主要還被看做一個擅於利用其他國家技術發明的國家，與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在近些年的角色類似。
該如何解釋20世紀中期美國在技術上突飛猛進的輝煌呢？其原因不在於自由，而在於一個更現實的東西：金錢。美國政府在二戰中和企業一起向研發部門投入大筆資金，之後是冷戰，1957年蘇聯發射了斯普特尼克號衛星（Sputnik），這進一步刺激政府投資進行研究。成果之一是後來促進了互聯網誕生的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
縱觀整個曆史，富裕國家總是率先進入未來。它們的公司能夠負擔起發明者和遠見者所需要的最先進原材料、工具和知識。
這就引出一個劃時代的問題：隨著中國變得越來越富有，它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具創新性的國家嗎？這個問題十分及時，因為很多專家認為美國的創新精神已經在衰退。就像矽穀風險資本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在一次采訪中對我說的，近幾十年來，美國的創新範圍已經變得十分狹隘。他說，“大部分都局限在信息技術和金融服務業內。相比之下，比如在運輸業中，我們現在比40年前基本上沒有多少進步。這種情況在癌症治療方麵也類似。”
位於華盛頓的信息技術創新基金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會長羅布•阿特金森（Rob Atkinson）指出，中國正在快速增加在研究方麵的支出。他稱，“中國人有實力對這些研究大筆投錢，而有一些投入將會取得效果。”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數據，中國的研究支出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從2000年的0.9%上升到2009年的1.7%。而且，中國的研發人員總數在2000年和2007年間翻番，美國的研發人員數量在同期則增長了不到10%。
位於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的巴特爾研究所（Battelle Institute）預測，中國可能將於2023年在研發支出上超越美國。
國際專利申請方麵的證據看起來也越來越不妙。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公布的數據，2011年全球最大的國際專利申請者是中國的通訊公司中興。其申請數達到了2009年的五倍，令人震驚。另一家中國公司華為則在2011年的榜單上躍居第三。10強中僅有高通（Qualcomm）這一家美國公司。由於美國的專利法如今被大大削弱，上述情況更令人不安。國會讓美國發明人保護其知識產權免受侵犯和剽竊變得困難了許多。
帕特•喬特（Pat Choate）著有以知識產權剽竊為主題的《熱門資產》（Hot Property）一書，他斷言，如果新專利製度在蘋果（Apple）和微軟（Microsoft）等公司剛起步的時候就存在，那麽它們可能永無出頭之日。它們的專利將很快被恃強淩弱的大公司侵犯，而且麵對財大氣粗的無情對手，與打不平等訴訟戰相比，更大的可能性是，它們會感到必須要在做出讓步的情況下分享技術。
還有一個擔憂在於，美國企業正把研發部門轉向海外。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公布的數據，2009年，美國跨國公司的研究部門雇員中，足有27%在海外，而2004年的這一數據為16%。
中國似乎正從這一趨勢中獲益。英特爾（Intel）和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正在中國打造大型研發機構。專利法方麵的權威、曾擔任聯邦上訴法官的保羅•米歇爾（Paul Michel）稱，它們將比兩家公司在美國的任何
研發機構都大。他還說：“這些實驗室裏的多數員工將是中國人，無疑，許多由此產生的製造業崗位也將位於中國。”
不過，如果東亞文化並非技術創新的嚴重障礙——而且想必英特爾（Intel）和應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也不認為它是——那麽為何東亞科學家和工程師通常被定位為不
太成功？部分原因在於，技術創新分為不同的種類。根本性突破能登上新聞頭條並贏得諾貝爾獎，但正如拉爾夫•戈莫裏指出的那樣，將突破轉變為民眾負擔得起的產品這種更平淡的任務才具有經濟意義。東亞企業傾向於關注後一項任務，盡管製造技術“持續改進”的細節鮮有見諸報章，但它們的成功一直是該地區過去60年經濟奇跡的驅動力。
研究中國技術創新的英國教授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don）認為，中國的科技時間表可與其體育成績進行類比。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上，中國的金牌數位列第11，遠遠落在後麵。20年後，中國位列榜首。
“如果中國可以在體育上做到這一點，那麽，它能多快成為科學創新領域的領頭羊？”他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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